但是人家说了到时会有车子来接的；不去也尴尬。
临到快要赴宴的日子，心里真够折腾的，直到车子来了，才知道此时要坚决拒绝，连适当的表情都没有事前设计好。不要说，送礼的事没法考量，连行动都因为被过分的尊重而失去自主，精神被绑架的感觉比之躯体被绑架的感觉要复杂多了。
等到恢复平静，才匆匆忙忙让司机转到一家花店门口，买了一个花篮。可是那花篮太大，拿上车子，只能搂在怀里，还得虚虚的，想想这种身不由己的样子，越发觉得自己的傻气。
但是，要说难过就夸张了，不过就是被尊重得身不由己而已而已。
享受被尊重的荣耀，也不是没有代价的，那就是体验当愧儡的感觉。
上了车子，就努力安慰自己，当教师的，尤其是出了点名的，总是有一大堆不认识、不熟悉的门徒。自己的名字能给他们的身份增加一点含金量，就是人生的一种价值。一个系，少说也有上百的教师，偏偏什么人都不请，就请你一个，这种光荣，谁能比你享受得更多？
要说享受，并不是一种很自由的、舒服的感觉。例如，那些百万富翁，每一出行，有那么多的保镖，当官的每小时活动日程，其实都是他的秘书安排的。连讲话稿都是由别人给写就的，他不过是拿来朗诵一番而已。
他们有自由突然宣布：老子不干了，不当这个这个朗诵员这样说来，我还是比较自由的。我随时随地都可以不干。当然可以委婉一些，例如，肚子疼啦，心脏病发作啦，作两眼昏花状，作一头栽到状，所需的表演技巧，并不太复杂。只是我的心情，还没有弄到不可忍受，非要个性解放一下，给他们一个下不去不可。
到了那个近来显然是暴发的村子里，车子不往住宅，却是往一所小学里开。
请的人太多，多达五百人，即使请客的已经暴发，却没有预先设计一个能容纳五百人的大厅。一个小姐，可能是乡村里最为时髦的，把我怀里抱着的花篮提到了一个教室里，那里早有几十人在嗑瓜子。坐相并不雅观，有点像郁达夫笔下的人物，都是横歪驾倒的，懒洋洋的，但是，能够侧身此等盛会的荣耀感在脸上泛滥。
几乎所有的人都从眼角里打量了我一下，但是没有一个人表示特别的关注。在潜意识里，至少有一秒钟，他们把自己和我比较了一下，显然共同的结论是为保持他们身份的尊贵，对我不能显出特别关注的表情。
我被冷落在一旁，体验着既不认识一个人，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来搭理我的那种感觉。
时间过得特别从容，喷瓜子的声音却分外匆忙。
不久学生来了，他连忙把我让到一间装修过的房间里，是校长的办公室，几个当地显赫人物立即站起来。随即来了几个人，说是专门来陪我的。
我的尊严感，得到了满足，身子也轻松起来。对于四面的笑脸，报以谦和的表情。
没有多久，通知说是出发去吃酒。我被架到楼下，满眼都是穿着不亚于省城的男女。陪伴我的人（其实是不由分说地架着我的人）告诉我：这是公安局派出所的所长，那是县委办公室的秘书，还有工商局和副级科员，区妇联的副主任，报导组的干事等等。无疑这是一场本村当代英雄的聚会。小学的操场上，停着好几辆轿车、旅行车、吉普车。
宴会厅是一家祖宗祠堂里，前后三进，连同走廊上，都摆满了桌子，人声鼎沸。一问，共五十桌。
我被拥到第一进厅堂的靠近中间的一桌，为了让我坐当中，主人以一种毫不含蓄的动作把一个早已人座的客人拉到了边上。
全桌都是陌生人。有人向我举杯，我就举杯，有人示意吃菜，我立即把筷子伸出去，当然，不忘保持很高兴的表情。
不久，一个司仪模样的人，拿着半导体喇叭，用我％不懂的土话宣布寿星向大家致谢。
于是大家举杯，我又举杯。接着，是一大堆男女来到我们桌前，把许多香烟和红包丢下来，丢香烟的还有一些才四五岁的小孩子。
从几个看来有点文化的客人的谈话中，我渐渐明白，这些人都是寿星的儿女和孙子孙女辈，还有一些是他老人家的徒弟，我问一个能说一点普通话的同桌，寿星年青时候，干什么营生。
答曰：修自行车的。
我忽然想到在中国为人师者，不仅仅是我等大学教授，连修自行车的都受到如此之尊重。
要让美国人达到这种自觉的程度，除非让孔夫子通过托福考试。
桌上东西啖得差不多的时候，鞭炮惊天动地地响了起来。在火药的香气和萦绕的烟雾中，我看到大厅堆放的豪华炮竹整齐地码到屋梁。
突然想起，市政府禁止燃放烟花、炮竹的规定。想问问，然而，无法开口。
大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有人递给我一个塑料提包，原来是分装礼品的，桌子上的香烟和红包按绝对平均的原理分配。
人声鼎沸，欢声震天，这才是乡村寿礼真正的高潮。
我随着大流，把包伸出，让自动出来分配的人，把香烟之类放到自己的包里去。
我并不抽烟，但满耳的欢笑，容不得细想分到五十二包香烟对我有什么用处。
仪式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以整齐一律的动作规范，在没有任何强制的情况下，让你笑容满面地，把自由和意志作为代价去换取这集体的、忘却自我的欢乐。
当我和大家一样把满满一袋礼品提着出门的时候，已经一点也没有不自然的感觉了。
而且还微笑着向主人道谢。
办公室里的自行车
这个沿海城市越来越美好，玻璃钢筋的大厦，立面上天光云影。这个城市的居民，想起记忆中的那座寒怆的纸糊的城市掩饰不住的自豪，这里的居民，尤其是男人，很有幽默感，善于自我调侃。有一句名言是：这里什么都好，就是一点不太好。人问什么？答曰：自行车失窃率世界第一，大概要上吉尼斯世界大全。
甚至连市长都解嘲了：没有丢过自行车的，不算是本市正式公民。
尴尬、烦恼，成了笑话以后，心灵得到了必要的补偿。
这可以说是本市九十年代的独特人文景观，要是在文革中，丢车可是一大灾难。直到七十年代中期这个城市才造出了第一批自行车。一辆自行车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三个月以上的工资；还得有票。在一个拥有近百个教师的单位，每年一张，我当时二十多岁，要轮到这张票，大概要等到一百岁出头。然而，耐心反正是最便宜的，用不上什么本钱。
如今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到三、四辆，甚至十七八辆自行车，自行车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变轻了。但是，自行车遗失的速度却超越了人们心理承受力的增长。在男人看来，问题不算严重，女人就不同了，她们以特有的细致的心灵和小偷展开了心理的和技巧的竞赛。
有一位女同事，疼爱她的自行车超过了疼爱自己。放在楼下车棚，总是提心吊胆。每天都从楼下把自行车扛过两层楼梯，放到了办公室的中央。我就劝她：这么累又不是为了减肥。还是放到楼下车棚里去。哪里就这么巧，就偷了你的？再说，我这里窗口正好对着车棚，略抬一抬，就能望见。她觉得也是。第二天，就把车子和我的一起锁到了车棚里。
从此她有事无事总要欠起身来看看车子是否安然。当她发现自己的车子突然不见了的时候，连忙直奔楼下。我非常同情地跟她下楼，还叮嘱说：慢点，别跌倒罗。一到车棚，她的车子安然无恙，而我的车子却不翼而飞。
回来以后，不免愤愤不平，最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就偏偏丢了自己那一辆；而她的却没有丢。兔不了要把不平向朋友说说。朋友哈哈大笑，说，幸亏是你的车子丢了，你应该开个庆祝会。我问他此话怎讲。他说要是人家的车子丢了，你的车子还好好的，你就更难受了。
从此，同事的车子就堂而皇之地雄踞于办公室之中央，很快，不管什么人，都练就了绕车而过的从容。
爱和欺骗的关系
丈夫为太太买东西，总是吃力不讨好。不是质量有问题，就是价钱太贵。几个弄文学的朋友在一起商讨制胜良策。一个号称小诸葛的朋友说出了他的妙计：不管买什么东西，要讨老婆的欢心，最简便的法门就是把价钱降低一半。他本以为这个方法是他的专利，没想到大家都笑了，原来是英雄所见略同。一致认为，拿这样幼稚的法门来显宝，枉污了小诸葛的英名。
小诸葛遭到的嘲笑还不仅仅如此。
一个朋友说，这样的法门虽然通用，但是常常造成不弥补的损失。
他举出最近报刊上有个剧作家沙叶新弄巧成拙的故事：为了讨好太太，剧作家把本来八百八十元一件的女式时装说成是四百四十元。太太破天荒地称赞了他一番。但是在试穿之后，发现衣服的尺寸大了一点。好在，太太心情比较好，这个问题没有演变为全盘否定丈夫情意和水平的后果，明天去商店换一件就是了。
正在此时，来了一位非常熟悉的女客。太太多少有点得意地炫耀丈夫为自己买了一件衣服，又便宜又时髦。女人的本性使这位女客禁不住试穿了一下，正好不大也不小；请求原价转让，太太慨然应允爽爽快快收下了客人的四百元钱。
做丈夫的在一旁像水浒英雄常见的那样：暗暗叫苦。
几个朋友说，这倒是一个编喜剧小品的好题材。
我说，光有这么一点还不够。原因是主人公在精神上还不够尴尬。
大家问：怎么才能使这夫妻两个在精神上更加尴尬起来？
我说，这个故事，不过是让丈夫为损失了四百元钱而已。光有这样一点经济损失，还不足以构成真正的喜剧性，应该有精神上更为尴尬的处境，才能激发出强烈的喜剧性。经济损失，固然可能产生失落之感，但是，这种失落之感，并不严重，如果让他们意外地获得经济上的收人而不知如何是好，也许更有意思。
比如，把事情倒过来：妻子给丈夫买衣服，丈夫总是觉得不够高档，妻子只好故意先把价钱提高了一倍：原来是四百四的，说成了八百八。丈夫满意了。这时，来了一个朋友看得很满意，按照八百八的价格把它买走了。
这时，妻子该怎样向丈夫说清原委，在原委说清了以后，夫妻两个又该如何处理这多出来的四百四十元钱。这就有好多喜剧化的东西，有许多戏可演了。
这样的戏才真正有幽默感。通常我们之所以幽默不起来，就是因为，满足于实用价值上的得失。讽剌小气鬼是比较容易的，而如果不是小气鬼，得了意外之财，在精神上却造成了尴尬，则往往被忽略了。而这种被忽略了的，正是喜剧深刻之所在，爱有时是需要欺骗；只有高水平的欺骗才能与高水平的爱相配；这只不过是正剧而已，要让高水平的爱和高水平尴尬纠缠在一起，才有喜剧的艺术性。
中国师生情
我一向对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持保留态度；我比较相信李远哲先生所说的亦师亦友。我有个学生叫林子坚，分别近三十年在香港见面，按照香港的民俗，都是到酒楼去叙谈一番。但是他却例外，一定要把我请到他家中。我到香港好几次，在他家第一次体验到在香港朋友家里作客的隆重中的轻松。虽然他比我的年纪小不了多少，不管我多么自然地把他当作朋友，他仍然很诚恳地老师长老师短地叫我。就连我已经离开了香港，我的一个朋友到香港，他也以师礼相待。他们相约在海洋公园相见。由他当向导，朋友车子误了时间，他居然在细雨中等候了将近一个小时。他们此前从未见过面，他那么惊人的耐心，不过就是因为我曾经是他的老师。
说实在的，我想不出对他在学业上有过多大的恩惠值得他这么回报不尽。其实，六十年代，他在华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正经历着一生最大的噩运，上了一年的课，就被发配到当时为一般教师所不屑一顾的写作教研组，给一个年青的讲师改作业，回想起来我总共不过就是为林子坚改了十来篇作文而已。
印象最深的是在他家中，就没有做客的感觉。三十年的时光并没有在我们之间造成陌生感，这要感谢他的太太陈丽斌发自内心的亲切。
她是个少见的福州美人，把闽江水中最细腻的成分都凝聚到了她的肌肤上，真可以用美得耀眼来形容。他显然很以妻子的美丽而骄傲。我本以为他是特地让我开开眼界；现在想来固然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但是更多的事实可以说明，炫耀妻子的美貌还不过是顺带而已。主要的是，他在香港生活多年，仍然保持着内地的习惯，喜欢把重要的朋友请到家里，充分享受久别重逢的欢乐，也让朋友体验他家庭的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