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寒的早春，农民下冷水梯田挖土，我也去了。他们真心真意地劝我不要去，没有一个下放干部会这样做。我白嫩的脚踩薄冰才化的水里，冷得牙齿打颤。尤其是脚趾伸入到烂泥深处时，那更是冷彻骨髓，我感到背上有他们怜惜的目光，甚至那目光的光子压力我都感觉得到，显然，只要我稍微表示一下软弱，他们就会坚决把我送回去。但是，他们关切的目光，反而鼓舞了我的自尊。我咬着牙关，通过了关切的考验，就这样，我结束了客人的身份，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我感到了少有的自豪和自由。这里不但没有人在政治上歧视我，而且在劳动上，我和他们也是平等的。他们终于对我放了心，我和他们一起享受着开怀的大笑，我甚至听懂了他们黄色的笑话。而且一点也不矜持地表示欣赏这种性幽默。
没想到，就在欢乐达到高潮的时候，一辆豪华的三角牌小轿车停在了公路边上。下来几个人，那是我的学生，他们冷漠地宣称我得回去交待问题，接受批判。七个月后，我被学校放回来。我最难过的倒不是老是让人像小鸡一样揪来揪去，而是，我初交的农民朋友将会歧视我。我这样一个被他们称为最老实、最爱劳动的下放干部，在他们的眼中，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可疑分子，我将不得不又一次像在学校那样破帽遮颜，走路不敢与朋友目光相触。然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回来的消息传出的时候，农民们奔走相告。从四面八方送来了糕、米果，连小孩子、老太婆都絮说为我担忧，做梦见到我归来的情景。不知什么人为我打扫了房间，妇女们抢着为我挑来最干的柴火和引火的油松。当油松的黑烟和香气弥漫在整个房间的时候，我第一次在异乡感到一种家庭的温馨。
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被泉州同化了。以后回到上海，不管什么亲戚说泉州土，我就用最没有礼貌的脸色去回应，直到他有所醒悟，嘎然而止。
三年以后，我接到了福建师大的调令。这时，我己会说不少闽南话，甚至能够结结巴巴发表演说。闽南话再也不是南蛮诀舌之音，我用国际音标记录了大量的闽南的语音和词汇，像学英语那样，背诵那些特别古怪的词语。当我从泉州长途汽车站下来的时候，一群泉州姑娘从我身边擦肩而过。我第一次听懂了泉州人大段的对话。我突然觉得，泉州话真是很好听，那音韵，实在是很髙雅，用古色古香来形容绝对准确。泉州人把进来叫做入来，把晒太阳叫做曝日，把锅叫做鼎，都是古代汉语中最文雅的词语。从汉语史的角度考察，泉州话中系统地保存着中原语音。一个泉州农村老太太所说的土话，和诸葛亮、杜甫、岳飞当年的语音最为接近。
今天最土的泉州话，正是古代高级知识分子笔下的文言。
正是这种语言塑造了泉州人的文化性格，他们既是最土的，又是最现代的。随便查考一下古代文化典藉就不难得知：泉州古代思想家留下的，既是最为商业化，最为不守礼法，又是最为温情脉脉的。从古以来，泉州人就是既敢于不要命地冒险，又坦然地保守，既会做生意骗人甚至骗亲戚，又乐善好施；既不要命的意气用事，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又是和乡亲把算盘打得最精明的。正是由于这样的文化心理传统，他们在东南沿海属于那最不安分的一群。没有什么教条能够束缚得住他们的手脚。就是四人帮时期，也就是他们首先偷偷实行了：井田制，除了当中一块田用来交公粮，其它的就自作主张分了，当福州人对于彩票还投之以怀疑的目光的时候，泉州人却把卖彩票的广场挤得水泄不通，一夜之间抢购一空。就是这种不安分的冒险的大分，使他们不但创造了闽南金三角的经济奇迹，而且创造了把闽南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精神奇迹。他们的现代价值观念和传统文化性格结合得天衣无缝，虽有矛盾而没有裂痕，这才是真正的现代神话。
泉州人在反抗贫困的搏斗中，付出了比别人更大的代价，在保存自己地方文化个性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今天，不但是走在泉州大街上，而且那怕是走在王府井、走在纽约的第五大街。巴黎的凯旋门大街，走在柏林的布兰登堡门，他们完全有理由，也更有本钱自豪地挺起肚子。不但以他们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他们的钢筋玻璃大厦，而且也因为他们泉州人的气质，泉州的花岗岩镶边的红砖大楼。为他们的把现代和传统建筑文化完美地结合起来的状元街，为那街上的状元碑坊，碑坊上的圣旨而自豪，看着一位省里的领导称为这条街所题的八闽第一街石碑，我想像，这才是名符其实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当年在泉州，满街上曾经走着大鼻子、络腮胡子的阿拉伯人，而今天却满街挤着来自天府之国的漂亮的四川打工妹在泉州，我度过了我生命中最为艰难的日子。但是，留在我记忆中的泉州，不是苦难的炼狱，而是精神的庇护所。如果要我选择灵魂的故乡，我将毫无犹豫地选择泉州，并且为此而感到自豪！
炉子啊，悲惨的炉子！
这几年人们的口袋比较鼓了，活法也就发生了变化，客来泡茶早已不全是为了解渴，而是为了共享一种情调。
90年我到德国去的时候，还舍不得买的那种用各种各样的花瓣干制成的茶，前年到台湾，虽然价钱更贵了，但是，为了一点回忆，一下子买了许多。商家另送一个玻璃小壶还加一个磁座，里面可以点上精制的小蜡盘。尊贵的朋友来了，像德国人那样白天点起白蜡烛，为花茶保温。其实那荼也并不特别好喝，不过是和朋友分享那德国式的甜味的芬芳，
那是唯有德国花园里露天玻璃茶室才有的气味。这虽然引起了好奇，但是，并没有给朋友留下特殊的印象，这多多少少使我有点扫兴。
我们是共过患难的，在浩劫期间，在一个小山村渡过了三年半的光阴。他说，我没有你那么稀罕的洋玩意，到我家来一点土的吧。
他用一个红泥小火炉点上木炭烹茶招待我。木炭发出轻微的爆裂声之后，火焰就渐渐由暗红变得发蓝了。望着那幽幽的蓝火，那透明的光焰抖动得那么生动，我不由得产生一种久违了的感觉。朋友不无得意地笑了。这笑容中的内涵只有共享过苦难经历的人才能心领神会。
第一次，和小火炉发生关系是在1970年1月，还有几天就是春节了。
华侨大学早已不上课了，教师同学都回家去逍遥。我还在上海，突然接到紧急通知：火速回校。从汽车上下来以后，才知道学校已经解散。所有教职员工都下放到山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我走向宿舍的时候，踩着沙沙作响的报纸和书。每一个房间里都传出来惊天动地的敲打声。床上的被子巳经捆了起来，书架上只剩下了长满绿毛的浆糊瓶。收购旧书、废纸的小贩在阳台下面，叮叮当当地敲着小锣。我呆呆地伏在阳台上，看着全校屈指可数的教授之一，用秤称着二十卷的《世界美术全集》，和那个连普通话都讲不清楚的小贩计较着分量和价钱。
三十年后回忆起来，当时的心情是：来不及凄凉：一切的感觉都为忙乱的收拾而麻木了。光是买绳子、钉子就反复跑了好几趟。
来到华侨大学，由于我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习性，就九年一贯制地挨整。有运动，没运动都一样。我惊险而成功地扮演了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两大悬崖上走钢丝的角色，天可怜见，总算没有一回失足。
乍一听学校解散，不免一愣，不久就转而为自己的走钢丝的绝技妄费了几个左派同仁的苦心而自豪，外带一点阿Q式的欣慰：这下于我终于和他们平等了，不管老几，都和我这样一个只差一口气就变成牛鬼蛇神的家伙没有什么两样了。说真的，我早就巴不得离开这个差一点要了我老命的鬼地方，省得有些人看见我就为阶级斗争没有进行到底而遗憾；我也可以了结在密友和得意门生面前忍受破帽遮颜面的历史。
出发那天早上，不紧不慢地下起了细雨。欢送的锣鼓声是夸张而空洞的，留守的人员伸过来的手，我勉强握了一下，没有任何惜别之意，对方脸上的笑容似乎有一种宽容，但是，我在自发地露出一点和解的意味之后，立刻后悔不迭，马上把脸皮拉紧。
大家都很失落，我却因为失落得少而有点得意，多么想做出一点比他们潇洒的表情，但是，没有心绪。
我把脸无力地贴在玻璃车窗上，感受着发动机的颤动；望着那雨丝中的花岗岩建筑，正在往后移动，一股留恋之情油然而生。虽然离开这里，意味着告别名字在大字报上被打叉的屈辱，但也标志着我十几年和大学联系在一起的梦想终结。
窗外的细雨闲闲地下着，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
车子到达永春的时候，有中学生列队很热烈地鼓掌。
墙上的标语是欢迎下放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闽南人非常普及的毛笔书法，我一向欣赏，哪怕是敌对派别用词凶恶的大字报的标题。
标语已经被雨水打湿了。墨汁发亮，每一笔都煞风景地淋漓着，不断地浪漫着。
到了德化，标语是同样的，书法却不济，墨迹更漶漫，纸都湿透了，纸角沉重地聋拉着。
大街上空无一人。一只痩得出奇的狗望了我们几眼，抖了抖身上的湿毛，连应景的、好奇的意见都懒得发表。
吃了一顿红米饭，我听到自己被分配到戴云山区一个山村。出发之前，戴着黄呢军帽（团级干部的标志？）的县领导在食堂对我说，你去的上涌公社是这里最大的平原号称小上海。车子开到已经没有汽车路可走的时候，我才明白，所谓小上海就是两座山之间，一条大约有三四百公尺狭长的平地。公社就在用鹅卵石子垒成的围墙里面。石缝中长出颇为粗壮的树，枝干上湿漉漉地淋着水。
这里干脆连标语也省略了，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书法留给我欣赏。
可是我的想像和联想却没有停止。
望着公社的卵石围墙，我油然想像起土匪窝，也许多少年前，座山雕之类曾经在这里盘踞。还没有想多久，自己就被这种亵渎性的想像吓了一跳。到了这种时候，还把神圣的公社和这样反动的念头联系在一起。
有几个人在供销社里抄着手发呆，离得很远，加上没有表情，看起来心灵更加荒漠。
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被唤出来迎接我们。此人热情地笑，露出几十个金牙。
他说，他也才从县里下放来。经他里里外外张罗了一阵，来了个年青的农民来挑我们的行李。我们的鞋底在山谷和独木桥之间和泥沙、卵石、尖锐的岩石互相折磨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一个比较平坦的坡上。这里有几间平房。其中一大间是小学校一、二、三、四年级的教室，一个女教师把孩子背在背上用教鞭指着黑板上的字。孩子睡着了，头不断地往下歪，脖子时时刻刻有濒临折断的危机，我老是提心吊胆地回头张望。而那位女教师显然是很不乐意让戴眼镜的人看到她黑板上令她自卑的书法。就赶紧把字全部擦了。
于是我们就坐到一条最原始的长凳上坐下来刮鞋底上的泥。
围过来一群小学生。天气奇寒，他们一个个都穿着只有在这里山区才有的单层斜扣的半长黑色上衣。抖抖索索的孩子把火笼放在长上衣下摆里面，身上发出一种不是很好闻的气味。一个小学生指着那被缭绕的云雾截断了的山峰说，那里才是我们去插队的地方。我翘起下巴望着那海拔起码有一千公尺以上的山顶，立刻想起了白云深处有人家的诗句，顾不得那诗意有了溜了醋的味道，就赶紧跟在挑着担子的农民后面攀登。
挑着行李的年青农民，显然是拿出了看家本领，故意健步如飞，常常把我们拉得老远，不时停下来笑嘻嘻地看着我们。
为了不让农民小看，我们奋力上了几百级陡直的石阶。当农民第五次回过头来时候，我已经把毛衣、时髦的棉军装都脱了下来，用一根竹杆挑了一担。年青农民望着我满头像蒸笼一样冒着热气的样子，狡黯的笑中有了几许赞许和同情。
行李被放在一座废弃了的祠堂里。
几十年前一个老太太死了以后这里就一直没有人住，墙根下长着绿色的、黑色的苔藓。大井里的草有的已经枯萎了，叶干都烂成了灰褐色甚至黑色的，有些却蓬勃异常，还有一株开出了鲜艳的小花。大厅上祖宗牌位还在，台阶上却零乱地堆着旧梁柱。跨过一堆堆显然是作为肥料的草木灰，我推开木板窗看房间，什么也没有看见，只闻到一股冲鼻的发霉的气味。如果硬要归类，那只能是属于棺材或者坟墓一类。这种不由自主的归类，又把自己吓了一跳。
我对自己的联想实在无可奈何。
许多年以后，我分析自己当时的情绪，才清晰地看出来，我在走向山村的每一秒钟都在增加着失望和沉重，我有意识的抑制，在潜意识里是徒劳的。
后来我们听说，两个公社干部在这里蹲点，只是在前天的大队会议上说又要来两个华侨大学的了。农民以为大学教师都胡子白白的。一个小学生们看到我们年青的样子，就在我身边转来转去，追着我们念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等到发现我们是华侨大学的教师以后，那个挑行李的年青农民就愤愤不平起来，说是，太没有面子了。
马上就有农民把新造好的两层木楼借给我们住。那房子全是崭新的杉木搭成的，在一片旧得发黑的农家房子之中，显得像白宫一样鲜亮，几步之外就可以闻到木头的香气。说起来真是一个建筑的奇迹，连一根铁钉都没有，不要说玻璃了；窗板也是木头的。往起一推，黑得像照相馆的暗房。一大堆小学生，兴奋得连课也不上了。主动为我们忙上忙下。
妇女们第一次看见那么远的来客，纷纷抱着孩子用土话评论我们。
还大声地笑。
我们当然听不懂她们的话，却明白她们对我们的一切，从毛衣的质量到牙裔的牌子，都充满了惊异。一个小学生翻译：她们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不在春节过了以后再来。妻子老人不会反对吗？有一个女人说着眼皮都红了。
不久来了这个山村中年事最髙的一位长者，也是穿着那种半长的上衣，下摆里面是火笼。他特地来问一件事。通过翻译，我才明白他要想知道的是：听说我们家乡比较平坦，究竟是怎么个平法。我想了一下，说：大概汽车开上两三个小时看不到山。他哈哈大笑。连说，幵玩笑，幵玩笑。你们这两个人不老实，不老实。
对于这位长者的想像力我无可奈何，也来不及设法取得他的信任。但是这个长者的孙子却为我们解决了在这个山村里生存下来的最大难题——煮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