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有个灶房，里面有两口直径差不多一公尺的大锅。看来平时可以煮几头猪的食料，农忙时足够用来招待几十个帮工。几个活跃的小学生送来了一捆带着树皮的木棍，还有一把油松片子。那油松片是半透明的，还发出香气。火柴一点就着了，冒着乌黑的浓烟。可是那锅膛是那么庞大，好容易把火点着了，开心地望着那木棍尾巴上冒出来吱吱作响的水。但是，不久以后，那火就无情地暗淡了，不可救药地灭了。一把油松都点光了，我们两个大活人不但没有把火点起来反而被烟火薰得泪流满面。
我们互相埋怨，孩子们哈哈大笑。
有人送来了过年的糕和包着竹叶的米果，送的人笑得很甜，我们也无可奈何地陪着笑。互相对笑使得我们感到了几分温暖。
那些女人说，他们这样白嫩的手要练出做饭的工夫，恐怕只能在春节以后了。
第二天，我们就走到公社去，要求在春节前且在公社食堂吃饭。起初一个老干部倒是通情达理地同意了。可是来了一个年青一些的公社书记，他显然不是军人出身，但唯一让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就是当时很时髦的黄色军呢帽，他一字一板他说，既然下来了，还是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吧。
这样神圣的语言，使我们义无反顾。
回到山村，来了一个中年人，中山装的口袋里别着一枝钢笔。他是那个老头子的孙子，在隔壁乡供销社当干部，那个老头子委派来的。他察看了一下锅灶，说灶膛太大，锅也太大。烧不热锅膛，就不可能点着火。你们才两个人，应该买一个小火炉，用木炭煮饭，他有胃病，有时要煮一点点心，有这样的小火炉。他慷慨地把这个全村唯一的高级厨具借给了我们。这种小炉子也许和白居易所描写的那个红泥小火炉，没有什么两样。但我们却没有任何白居易式的雅兴。
临走时，这个中年干部叮嘱我们这样的炉子，很单薄。经不起天天烧，烧坏了，要到泉州才买得到。他建议，今天就不要用了。先用淘米水浸一下，等到阴乾了，再用一条铁丝缚一下，就不会裂了。
这个深入林区的小山村盛产木炭，不过几分钟以后，追着我们念毛主席语录的小学生又把木炭送来了。木炭的质量很好，互相敲击起来充满金属的声音。
很小心地把它在淘米水浸透了，放在走廊上晾。第二天起来一看，炉于已经干了。遵照那位好心的干部的嘱咐，先用铁丝缚了一下。我们虽然手脚很笨，但是把木炭点燃的本事还是绰绰有余的。
望着那蓝色的火苗我简直感受到童年做游戏的快乐。
第一次吃着向贫下中农学来的学问煮成的稀饭，真有说不出的精彩。一些孩子又送来了这个村子特产的莱头（萝上）菜尾。我们一边学着闽南土话，一边教他们普通话。一顿饭不知不觉就吃完了。
当我怀着革命者四海为家的豪迈情怀去洗碗的时候，却发现那炉子不详地裂幵了一道很粗的缝。我小心奕奕地试试炉子的强度是否受到影响。才移动了一下，炉子就不顾那铁丝的约束，不可救药地土崩瓦解了。
我们悲惨到神经完全崩溃，小孩子们却快乐到像开庆祝会。那个中年干部文刻赶来抢救炉子，但是他在哎呀哎呀了一番以后，表示无能为力。等他平静下来才说，炉子在水里浸了以后，要阴上三五大才真正乾透，你们才浸了一夜，白糟塌了炉子。我们惭愧得无地自容。
然而，不久以后，形势突变，我们的手被好几双不同的手向相反的方向拉。
原来是全村的农民闻讯纷纷赶来援助。首先出现的就是那个老人家，他提着起码十斤的米糕交给我，摇了摇头说，你们这些人哪，就是喜欢开玩笑，做饭也是一件老老实实的事啊。在他的带动下，其它各家农民抢着请我们吃饭，我们的手臂都快被拉断了。后来达成协议，分自然村轮流。
山里人最隆重的礼遇是给于手工师傅。村子里洋溢着一股浓烈的节日气氛。离春节还差几天，这个村子却为了我们提前过节了。农村妇女做月子才喝的家酿的红酒，还有茶油从仓库里慎重地端了出来。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普普通通的萝上、竹笋加上红色的酒糟居然可以做出十几种菜来。
我们做饭的故事，炉子的故事，成了饭桌上最好的下酒菜。
我们虽然不会喝酒，却把红米酒喝了个饱。那种酒初喝像饮料，可是不久以后，我们的脸就红得像关公了。这个典故在以后在附近的小山村里流传了好几年里。
春节过后，公社开扩大干部会议。我已经托人从泉州带来了两只小红泥火炉。
那个戴黄呢军帽的公社书记见到我，问，怎么样？和贫下中农在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的感觉怎么样？
我说，真是好极了。
他十分满意地说，我说嘛。这是你呆在大学里一辈子也碰不上的好机会。嘿嘿。
我忙不迭的点头，加倍地嘿嘿，嘿嘿。
他却忽然严肃起来，对着我的耳朵，拍拍我的肩膀说，听说你们第一次一把火烧破了农民的一口大锅。有没有赔偿人家啊。我说，没赔。他严肃起来：为什么？
我平静地说，不为什么。我高兴。
不管他多么困惑地盯着，我把手插在裤袋里径自走了。
二十八年过去了，那炉子的具体形状早已沉入了黑暗的遗忘之中了。
火苗却使我想起了当年的火苗同样的蓝色同样的透明。只是比起当年那只小火炉里火苗，实在不够生动。
但是我仍夸张地欣赏它，赞美它。
而且一点也不感到虚伪。
所有美好的感觉都是环境和心绪在那特定瞬间猝然遇合所创造的，最美的感觉都是不可重复的。
同样是红泥火炉中蓝色火苗，同样的从容，同样的悠扬，但是在失败中为孩子们嘲笑，又无可奈何地陪着他们笑的感觉是一去不返了。
拉开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之后，危机的迫切性淡化了，就使回忆从现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正是因为这样，回忆有一种功能：为逝去了的灾难渗入当时也许并不存在的诗意的情调。
尴尬礼品
拿当教书匠和当官比，最大的缺点倒不是发不了财，而是没有当官的神气。几个同事一当了官，虽然尊容不怎么样，可在电视上亮相的机会，比赵本山、葛优还多。再加上出出进进都是屁股不冒烟的高级小车。下车有人拉门，上主席台坐当中，还有整齐划一的鼓掌，等等。同样是人，又差不多是同届毕业的，凭良心说，谁比谁差到哪里去啊！每思及此，要说自个儿眼睛没有发过一秒钟热，妒忌心没有像萤火虫那么一闪一闪，那绝对是假话，鬼都不相信。
人生在世，过去讲的是穿吃二字，现在，谁还为吃饱和穿暖犯愁？吃要比个阔气，穿要比个洋气。说话，比个级别的底气，就是停顿，也要比那听的人是不是屏着一口气。至于说，自己发了脾气，就要看谁能要吓得他们上气接不上下气，中间要不要断气。
为官一任，就是贪赃枉法的事不沾，没有什么实惠，也得把这神气的瘾过足了。但是，让我当个把官我还是不太乐意，因为它有个很大的局限性，别的不说，在人情上，他就没有我自由、自在、自如、自得。比如，一到当官的朋友家里，看他老婆把人家送的礼品忙不迭地往起藏，我就觉得好笑。其实，有的就是亲戚、朋友的一点意思。人之常情，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
这么一比，就觉得教书的行当，真还有点优越性。至少收学生的礼品比之当官的要坦然，堂而皇之拿下，挺着肚子享用，有朋友来的时候，还可以夸耀一番，吹吹那些发了财的、当了官的学生好玩的、好笑的，可爱的、可恨的，精彩的、煞风景的轶事；让那些教了多年书而没有学生送礼的人惭愧好几个晚上。其实呢，那些个礼物，最可宝贵的不是它们有多值钱，实用价值是很有限的。酒，托五十年代党的教育的福，我是不喝的，至于烟，又托了九十年代媒体宣传的福，再名牌的，也是转送了别人。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和心脏病、肺癌竟免疫了六十二载矣。茶叶，倒是留下了，已经多得可以开孙记茶庄了。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好处是，让我对福建的名贵的茶种如数家珍。密友颜纯钧、南帆、王光明、林焱、华孚先生来的时候，我可以一连泡上几个不同品种、不同颜色、不同香味的茶，让这些土包子惊讶得下巴好久归不了位。
严格地琢磨字眼儿，学生的礼品，并不确切，应该说成校友的礼品。当学生的时候：一个个都穷得叮当响，上顿吃了一个红烧鱼，下顿就得在回锅肉的菜牌面前噎几口唾沫水，不义无反顾地背过身去，就有破产的危险。正在读书的学生，送礼大抵是一些贺年卡之类的，用过一次，除了夹在旧报纸里称斤卖掉，实在也没有更为实惠的用处。毕业以后，少不了有些个阔气起来的学生来送礼。既不是为了让你改卷高抬贵手，也不是为了给他儿子取名字，纯粹出于对灵魂形成期的怀旧，出于一种柏拉图式的感情。这种感情非常纯粹，比之善男信女敬神仙要纯洁得多了。中国并不像中亚、西欧，有那么多宗教狂热分子，也没有多少感情至上论者。中国人只给那些很灵的菩萨奉献忠心。灵也者，就是我先给你送礼，你照我的吩咐（或者请托）把事办了，我就给你做免费广告；你办事要是猫猫虎虎，我就和你绝交，再也不上你的门不说，还要劝朋友和朋友的老婆碰上多大的灾难也不到你的山门里边点香火。别看厦门南普陀、香港黄大仙庙前穿汉装的、西装的男男女女跪倒一大片，虔诚得好像灵魂就在西天和菩萨亲近的样子，其实是和做买卖，走后门没有什么两样。给你点一炉香，明年你保佑我老婆生一个带茶壶嘴儿的孩子，要是生了个没茶壶嘴儿的赔钱货，就拜拜了，您哪。
但是，最纯洁的，往往是最不实用，最诚挚的也可能最叫人恼火。
有一个得意门生，当年在我的名下，会折腾一点诗。就是因为诗，把一个女孩子迷住了。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我曾经参与决策，最后的结局是花好月圆。毕业以后，常来常往。过一阵就给我带一点土产来。后来他当了一个有一万多人的农场场长，他的台湾凤梨，一到夏天，那留在我记忆里的香气就缭绕起来、蒸腾起来、漫溢起来，比他那诗歌，比他当年他定情那天脸上幸福的颜色，还令人难以忘怀。
这次出差到他家乡，早就谋划好了，到他那里去大啖一通台湾凤梨。还准备了一个袋子，带一点回来，给我那些馋鬼朋友，如颜钝钧、林焱之类解解馋，以免他们像水浒传中人物，成天嚷嚷嘴巴里淡出鸟来。可是在他那会客室里的沙发里埋了好久，话都谈了半筐子了，却仍然没有搬出凤梨筐子来送我上车样子。
我的惊讶大大超过了失望。心里忙不迭地安慰自己，在廉政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之时，此次又是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业作风评议的代表，出来明查暗访。也许他是为我着想，故意不送任何礼品，以免污我的清名。但是，我想：此次出差，查访的对象与他无关。这个家伙，当了芝麻、绿豆大个官，就把人情放在万分之一的可能性的官场误解之上。可见：第一，当官没有意思；第直到临上汽车的时候，他才把司机支开，从他的汽车尾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出一个用旧报纸包得严严实实的长盒子，说：
这个，给，你。
我有点莫明其妙。大声问什么呀？
这时司机来了。他赶紧把纸包往我的车里一放。
我说广干嘛呀，这么鬼鬼祟祟的？
他脸上露出了当年定情时的幸福颜色，不过多了一点高深莫测。他的官不大，却有一点高级领导喜怒不形于色的从容，只是淡淡地说：
没什么，没什么啦……
一面说，一面还对我使着鬼鬼的眼色。
我想我又不是当官的，收受学生的礼物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便不理会他的神秘。学着美国人的风格，当面打开纸包。
这是一个装潢得辉煌灿烂的玻璃盒子，盒子里面是一条牛筋似的东西，足足有一尺来长。文字说明是：鹿鞭。我虽然并不太懂中医，可是对于中医吃动物什么部位就补人的什么部位的药理还是有所了解的；就凛然正色说：
你这是有点开玩笑了；我不要这个。他朝着正在向我们走来的司机斜了一眼；轻轻地说：
你这样的年纪，正好需要这个。说完朝司机一挥手，把我往车子里一推。汽车嘟的一声，我就不得不把鹿鞭放在旅行包里了。可惜的是，旅行包是为凤梨准备的，而盒子的长度大大超过了三个凤梨。不管怎么颠来倒去地安放，总是露出来一截。
回到招待所，碰到一个好奇心比虚荣心还重的女同事。我连忙把手提包里冒出来的那一截按下去。她就开玩笑说我收受了什么女孩子的信物，我说不是，她就拉长声音说，能不能拿出来看看。
我只好笑而不答。
这样一来，一些心眼比较多的人，眼神里就有了更加意味深长的神色。
虽然我也很想澄清问题，但是，一想到拿出来以后，那女人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情景，谁有本事能用比较文雅的语言把这玩意儿的药性和功能说清？
还不如来个电影家颜纯钧常说的：沉默是金。
三个不开口，神仙难下手。
反正身正不怕影子歪。你就是组织起专案组来查访，老子都不怕。
终于安全到达家中。检点衣物时，老婆看我鬼鬼祟祟的藏着、掖着的，就非常警惕地走过来，问：藏什么啊？
我说：没有什么，一个学生送的礼。
她一把抢了过去。一看那说明，就骂我老不正经；说什么也不相信是人家送的，一口咬定是我买的。
呜呼，只好再度沉默。
鲁迅先生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我却既不能爆发，又不能灭亡。只能在爆发与灭亡之间的精神炼狱里经受折磨。
从此以后，这个宝贝就成了个心病。干脆丢掉罢，又有点暴殓天物，有背朱伯庐。曾文正公治家格言中对于任何细物当思来处不易的教导。送人罢，有点以邻为壑的嫌疑，一下子也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有同事丧偶，续弦再娶。此人平时嘴巴比较损人，把这个东西糊里糊涂地给他塞到一大堆礼品中，到他发现，要退也来不及了。日后，他那张吐不出象牙的嘴巴再开动，我就可以调侃他了。可是，想想自己拿到此等礼品以后所遭遇的狼狈，就想起孔夫子己所勿欲，勿施于人的圣训，我的人道主义又复活了。
天气渐渐热了，要不要拿出来晒晒呢？
要晒，应该选个什么安全所在呢？
家里还有个尚未成年的女儿，还有不时来讨论问题的研究生，男女都有，而且都非常纯洁……
终于下了个决心，特地起了个大早，把那个玻璃盒，偷偷丢进了垃圾箱。当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吹着口哨抬头看天的时候，心情便似晴朗的天空一样透明、顿感崇高了许多。回到家里，兴致勃勃地帮着老婆把自己冬天的大衣之类拿到阳台上晒。马克思不是说过吗，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将不是谋生（当然也不是讨好老婆）的手段，而是人生的第一需要。
哦，阳光灿烂，哦，灿烂阳光。
正在这个时候，门铃突然的响了起来。
清脆的声音和着轻快的脚步一齐闯了进来。是隔壁邻居的女孩子，脖子里围着红领中，还没有说话，先是一个举手礼：伯伯，喏，这个花盒子，是你的。
我一看，不是那个冤家是什么？要不要把这个叫人尴尬的东西收下来，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只好先支吾着：
是吗？是吗？你，你怎么知道这是我，我家的呢？
我拿到好多人家去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