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英国文学教授辜鸿铭是位曾留学英国，遍游德、法、意、奥，懂得多种语言的学者。但他政治态度保守，笃信孔子学说，提倡“尊王”、“尊孔”，反对新文化运动。他先后在国外出版过德文著作《中国国民之精神与战争之血路》和英文著作《春秋大义》等，受到一些人的重视。日本《东亚之光》杂志就刊登过赞扬辜氏思想的文章《中西文明之评断》。而这篇文章又成为国内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编者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材料。
1918年上半年，《东方杂志》相继刊登了该刊主编杜亚泉（署名伧父）等人的文章《迷乱之现代人心》、《功利主义与学术》。文章认为：盲目输入西方学说，导致国家基本政治道德原则丧失、精神破产、政治专制、教育堕落；过于重视功利主义妨碍了学术独立，造成通俗主义、平凡主义受推重，高雅文化遭受蹂躏，领袖人才绝迹，盲从欧美之风盛行。文章作者在论证中引述了《东方杂志》所述德国人对辜鸿铭观点的赞赏，主张“统整”中国固有文明，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合于中国固有文明之中。这些意见带有明显的批评新文化运动之意。陈独秀立刻发表文章予以批驳。
陈独秀首先针对杜亚泉等的观点提出16个问题请对方回答，随后指出：《东方杂志》记者征引辜鸿铭的观点，说明引辜为自己的同志；反功利主义等于赞成“罪害主义”；说普及教育为害学术，无异于反对教育普及；反对西方文化，又主张输入西方文化是自相矛盾。总之，西方政治与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绝非一物”，《东方杂志》记者以保守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之固有文明来救国，只能导致抛弃民主、拥护专制！
《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争论方兴未艾，旧阵营里又杀出了一员老将林纾。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别号冷红生，是对外文一窍不通的著名翻译家。他凭着一手好古文，通过别人口述，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伊索寓言》等西方10多个国家的文学作品近180部，为西方文学输入国内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到了五四时期，他以遗老自居，顽固地反对新文化运动。
1919年3月，他在北京《公言报》上发表了给蔡元培的信，指责北京大学有人哗众取宠，“覆孔孟、铲伦常”；讽刺文学革命说：若把古书全部废除，大家都用土语为文字，那么街道上“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都是好文章，京津一带的小商小贩都可以当教授了。
同一时期，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了两篇小说：《荆生》和《妖梦》。
《荆生》写了三个人物田必美、金心异、狄莫聚谈于北京陶然亭。田指责孔子，狄主张白话。忽然来了一个名叫荆生的“伟丈夫”，把三人大骂一顿。田想抗辩，被荆用两个指头按住头，痛如锥刺。荆生又一脚踏住狄莫，差点把他的腰踩断。金心异则吓得连连磕头。荆生笑着对三个人说：你们几个狂生怪物，逆天理背人伦的肮脏禽兽，赶快滚下山去，别脏了我的剑。三人没敢多言，赶紧收拾东西逃下山去。
《妖梦》写了一所白话学堂校长叫元绪公（元绪意为乌龟），教务长叫田恒，副教务长叫秦二世（秦朝二世皇帝叫胡亥）。秦、田二人提倡白话，反对伦常道德，元绪公点头赞成。最后来了一个妖魔把三人一块吞噬。
林纾小说的人物、场景分别影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蔡元培和北京大学，叫人一看便知。小说中手法恶劣，语言恶毒更令人难以容忍。于是，《晨报》、《每周评论》、《国民公报》等10余种报刊登载了有关新旧思潮争论的报道和评论。很多人批评林纾的做法是压制自由，还有的揭露林纾运动议员威胁教育总长撤消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务一事。
蔡元培也公开发表了《复答林琴南》书，驳斥了林纾的责难，重申了他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主张。
林纾的发难反映了社会上守旧势力对新文化运动的不满。对此，陈独秀早有思想准备。他1919年初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曾表示：新青年发行3年以来，社会上大惊小怪，八面非难，把它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非法的叛逆。无非是因为它破坏孔教、礼法、国粹、贞节、旧伦理、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旧政治。但是，它“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的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因此他和同人们对林纾的攻击谩骂处之泰然，他们只是希望那些守旧派站出来，光明磊落地与新派辩论，不要采用依靠权势，抱“伟丈夫的大腿”，或造谣中伤的无聊手法。
新思潮与旧思潮激战的实质是要不要批判旧道德、旧文学，建立新道德、新文学的问题。旧思想的代表非难新文化人物对孔子和儒家道德的攻击，林纾表示要拼其残年，极力卫道。新思想的代表则认为纲常礼教和矫揉造作，代传圣训的旧文学不仅不适合现代社会，而且有害于国家和人生；主张输入西方文化以代替旧文化，建设新文学以代替旧文学。因此新旧思潮的冲突又是与东西文化，亦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争论密切相关的。
相互对垒的《新青年》和《东方杂志》两个擂主陈独秀和杜亚泉就持有不同的文化观。
陈独秀认为，西方文化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本原，中国文化以儒家三纲之说为本原。西方文化重斗争进取，使其民族处于征服地位，中国文化重忍让、保守，使其民族处于被征服地位；西方文化重个人，以拥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为目标，中国文化重家族，损坏个人自由，养成依赖性，造成社会恶果；西方文化重法治、实利，表面上人人计较互不相让，实际上各守界限，互不侵犯，中国文化重感情、虚文，表面上互谅互让彬彬有礼，实际上勾心斗角，彼此为仇。总之，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进步，中国若想更新，应输入西方文化以代替传统文化。
杜亚泉认为，西方文化重人为，强调人的努力，中国文化体天意，讲究顺应自然。西方人向外求生活，重联络经营，中国人向内求生活，重安分守己；西方人有权利义务观念，但个人、国家、阶级、民族各种主义常常冲突，中国人无权利义务观念，但从个人到家族、亲友、乡党、国家、人类、万物形成差等，互无冲突；西方社会重胜利，以和平“构造战争”，成无时不战局面，中国社会重道德，以战争求和平，成一治一乱的形态；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带城市复杂生活色彩，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带乡村恬淡生活色彩。动的文明生活日益丰裕，但以身心忙碌为代价，静的文明生活日益贫困，但以身心安闲作补偿。总之，东西方文明性质不同，各有所长。中国文明在道德上优于西方。西方文明在科学手段、力行精神方面胜于东方。因此，救中国的方法是“统整”中国固有文明，同时输入西方学说，以中国文明的绳索“一以贯之”。这不仅是救中国之道，也是救世界之道。
五四时期另一位著名学者章士钊提出了新旧文化调和论。章认为：宇宙进化是移行的，不是超越的。新旧时代连绵相承，不可能划出明确分界。大凡社会变化之时，总是旧因素与新因素杂糅并存，而旧为新的根基。“不善于保旧，绝不能迎新”。以此为依据，对于中国固有的道德学问中有用的东西，应加以保存和疏导；对于西洋道德，既不要排斥，也不应存欧化心理，认为它一定可以运用于中国。
1921年10月，一位因考试不合格未被大学录取、却被蔡元培破格聘请到北京大学主讲印度哲学的、年仅28岁的青年人梁漱溟，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梁漱溟提出了所谓“三种路向”的文化观。他认为：人类生活有三种不同形式，分别以西方、中国和印度文化为代表。西方文化取向前奋斗的态度；中国文化采取随遇而安，调和持中的态度；印度文化采取“消灭问题”的禁欲态度。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屋子低小、阴暗、漏雨。一个西方人会设法另找个大的房屋，或把小屋子拆掉盖一个新的；一个中国人就不会设想换间大房子，而是将就在这个小而破的房子里生活，并且会觉得这个小房子也有小房子的好处，别有一番乐趣在其中；一个印度人不仅不会想到换房子，而且对房子的好与坏，在里面住有没有乐趣毫不关心。这就是三种文化态度在生活中的三种不同表现。梁漱溟指出：中国文化虽有失败的地方，但却是当时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因此，中国人应完全排斥印度的态度，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章士钊的调和论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却和杜亚泉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都反对新文化提倡者的推翻传统，引进西方文化的态度。这几个人和当时赞成他们观点的人被称作东方文化派。他们的主张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文化争论。这场争论吸引了相当多的关心文化问题的人参加。在争论中，赞成西化者有之，赞成调和者有之，赞成东方文化者亦有之。但即使是主张继承传统文化的人也不反对从西方文化中吸收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对于民主、科学观念，参与争论者无不将其视为中国社会之必需。这是因为，人们已普遍认识到民主与科学在引导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将起到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