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经镇江的这一段水面，水产极其丰富，据说味道比别处格外鲜美。想来是因江心有焦山，成中流砥柱之势，吸引鱼虾汇集的缘故。尤其焦山鲥鱼，在清代，每逢新上市，必先进献给皇帝：“列为贡品，由地方官将渔船最初网得的鲥鱼呈封疆大吏，再由大吏以快马驰驿入贡京师，由皇帝荐诸太庙，然后臣下和老百姓才敢随便购食。鲥鱼贵新鲜。在初夏天气要用藏在地窖里的天然冰块来覆盖……“（叶灵凤语）因而有“白日风尘驰驿骑，炎天冰雪护江船”的诗句，来形容镇江鲥鱼入贡帝都的运输过程及保鲜措施。唐朝的杨贵妃，身居长安，喜食岭南荔枝，她的这一嗜好累死过许多驿马。到了清朝，鲥鱼取代了荔枝的位置，不仅长途快递以博皇亲国戚一笑，还成为太庙祭祖的供品。
王渔洋有诗：“鲥鱼出水浪花圆，北固楼头四月天。”吸引了江南文人雅士每年初夏必作鲥鱼之会，番禺屈氏的《粤东诗话》，记载了其中的一次：“何不雅集焦山枕山阁乎！众称妙。时渔者放舟象焦两山间，得数尾，即烹而食之，鲜冠平生所尝。群贤称快”但他们的节奏，肯定比远在北方的皇帝要慢一些。江南鲥鱼，必须等到皇帝先动筷子，当地人才敢尾随。
唉，镇江鲥鱼，虽然处江湖之远，却是能沾到些逼人的皇气。
大约在2001年，我作为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陪作者姜丰去镇江签售她的两部新书。姜丰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当地新华书店招待得很隆重，特意邀请去焦山品尝鲥鱼及江蟹。姜丰不知鲥鱼的典故，将注意力全集中在螃蟹身上了。我则敏感于刚从渔船上抢购来的鲥鱼，用火腿清蒸，似乎并不逊色于河豚的滋味。尤其眼前有美景与美人，耳畔有江涛与笑语，主人又在热情地劝酒（江苏产的洋河大曲），投杯举箸，我觉得自己快乐得像个微服私访的皇帝。
回到北京之后，镇江的月色远了，鲥鱼远了，金山寺的钟声远了，可我周身的血液，似乎依然是长江的支流。
那次签售活动是我策划的，姜丰作为我们出版社的形象大使，在全国巡回宣传。自北京出发，经过天津、青岛、深圳、云南等地，又由南京往苏州、上海、镇江只是中途小站。各地新华书店俱以美食相招，可我询问姜丰在哪座城市吃得最满意，她说是镇江。
什么时候我若想当隐士了，就该到镇江去。既不写书也不耕田。而是每天划一条小舢舨，锚泊在焦山脚下，拎一根钓竿，从周而复始、滔滔不绝的长江水中，钓几条鲥鱼来吃或卖。
这可比前半生的耍笔杆子，有意思多了。
西安的吃
西安的美食，在别处也可以吃到。北京三联书店隔壁，就有一家黄河水面馆，打着西安特色的旗号，专卖陕西臊子扯面、油泼扯面、酸汤扯面、黄河捞面、西安凉皮等等。当然，羊肉泡馍也是少不了的。它的名气最大，堪称西安饮食文化的代表。我每次逛书店出来，看见羊肉泡馍，非要在那片黄土高坡上吃，才有味道。北京城的风格，似乎只适合火锅熊熊地涮羊肉。地主的吃法和农民的吃法，还是有区别的。北京是粗犷的，西安是粗糙的。仅这一字之差，就值得人揣摩。
西安虽然也算大城市，但在饮食上保留了太多的乡土气息。不仅因为作为主食的五谷杂粮是土生土长的，牛羊是在不远处的山坡（第一现场？）牧放的，而且就连食客的口音、神态、动作，都有一种浑朴的感觉。吃着吃着，没准就意识到自己原本跟农作物一样，也是有根的。农业文明的遗传基因，已融化在西安人的血液里了。
兵马俑，兵马俑，跟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有多大差异？
我老是记着电影《秋菊打官司》里的镜头：村长蹲在泥墙根下，手捧一大海碗泼了辣油的扯面嗖嗖地吸溜，远看就跟半截矮树桩似的。尤其那土碗，简直比他本人的胃还要大。面条，也快赶上腰带那么宽了。他怎么吃得下的？这是很典型的陕西农民的吃相。估计打下了北京城的李自成，在老家也是这么吃面的。陕西的面条真够有劲的，能把崇祯皇帝勒死。
兰州出了着名的拉面。西安，则有扯面。两个动词用得都很好。这一拉一扯，太形象了。（看来西北的厨师，必须是大力士。天天跟生活掰手腕。）感觉扯字比拉字还要猛一些。吃扯面长大的李闯王，一出手，不就真把皇帝给扯下马了？拉字，还可进入艺术领域，如拉二胡；扯字，很明显是在干架了。
以上都是我在胡扯。还是回到吃的正题上。西安的吃，似乎离不开面食。除了扯面、羊肉泡馍什么的，还有肉夹馍。所谓肉夹馍，其实是馍夹肉，系将刚出炉的白剂馍（俗称两张皮）剖开，夹入焖煮好的腊汁肉。
但肉夹馍听上去，怎么都比实实在在叫作馍夹肉更有诱惑力。把面食强调成了肉食。这绝对是陕西人聪明的地方。充分发挥汉语言、语法的灵活性。有人把肉夹馍比喻为西安人古老的“三明治”，又说西安肉夹馍的历史可追溯到盛唐时期，比“三明治”还早千余年。仿佛西安人在跟西方人抢争“三明治”的发明权？
我还听说西安有一家樊记腊汁肉店，属于老字号，里面卖的肉夹馍最正宗：“馍吸纳了腊汁肉的醇香，腊汁肉的油又渗入馍中，咬在嘴里，那浓醇酥香的滋味，立即渗入你的每一根味觉神经，随之弥漫于全身心，绵远悠长，数日不绝。用西安人的话讲‘？乍咧’真可谓合二而一配衬得有如天衣无缝。”（王子辉语）
西安饮食有几大怪：锅盔像锅盖，面条赛腰带、辣子当做菜……初听锅盔的名称，我想到的还不是锅盖，而是钢盔。以为它坚硬得可以当头盔来戴。当然，是在冷兵器时代。烙大饼能烙到这份上，也够意思。似乎在装备一支军队。但锅盔确实适合作为长途征伐时的干粮。它跟新疆的馕异曲同工。
西安人很会给食物起名字。有一道葫芦头泡馍，你可别以为真的是用葫芦为配料，其实是指猪大肠头。把肥肠头雅称为葫芦头，一方面因其形似，另一方面也增添了几分瓜棚豆架的田园情调。至少它带给你的心理感觉是很“绿色”的。西安专卖葫芦头泡馍的老字号叫“春发生”，民国初年即挂牌了。店名很明显取自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诗句。
西安人，粗中有细，颇有几分雅兴的。据说“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常来“春发生”品尝葫芦头泡馍。少帅本是东北人，却对西安的小吃也有了感情。他跟这座城市命中注定将产生深刻的联系。一个外地人，在西安的历史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身影。
不知蒋介石被张少帅囚禁在华清池时，一日三餐如何打发？西安，是他尝到的一颗苦果。
由华清池联想到杨贵妃，以及她那着名的零食：荔枝。杨贵妃的时代，西安尚且叫长安。长安本不产荔枝，贵妃的荔枝全是由南方火速运来的。那是中国最古老的“特快专递”。杨贵妃啊杨贵妃，不仅美，而且馋。吃荔枝都吃上瘾了。
西安的吃，我们很容易了解，大不了实地踏访一回。长安的吃，则显得分外神秘。谁能够开列出唐玄宗或李白的食谱呢？段成式《西阳杂俎》里有一段文字，可供想象唐朝的饮食：“今衣冠家名食，有萧家馄钝，漉去汤肥，可以瀹茶；庚家粽子，白莹如玉；朝钧能作樱桃毕罗，其色不变；有能造冷胡突，鲤鱼臆，连蒸诈草，草皮索饼；将军曲良翰，能为驼峰炙。”其中的馄钝、粽子，今天仍是大众食品，而樱桃毕罗之类，业已失传。有人考证毕罗是由中亚传入的一种胡饼。是否类似于现在西安的馍或锅盔？西安人啊，至今仍在吃着唐朝的遗产，吃着唐朝的利息。
难道不是吗？
我几次去西安，都是《女友》杂志社接待的。印象深的是第一次，路过大雁塔，要我下车吃早点。满满一大碗的羊肉泡馍。我一边学着当地人，将馍细细掰碎（仿佛在上一堂手工课），一连歪着头瞧大雁塔被楼群遮挡住一半的影子。它仿佛是从那么多屋顶上直接长出来的。
当这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下肚，我踏实多了，才觉得自己确实来到西安了。而在这一分钟之前，大雁塔，也不过像是海市蜃楼。
当天晚上，喝多了黄桂稠酒。先秦的“醪醴”，即稠酒的前身。据说使李白“斗酒诗百篇”的“浮粱”，即是唐朝的一种名牌酒（系不兑水过滤的“撇醇”原汁稠酒）。稠酒色如牛奶，后劲却很大。这一回，我可不仅仅觉得在西安下榻了，仿佛还额外回到长安了。唐朝的风，穿过五星级饭店的塑钢窗户吹我，使我更清醒了，也更陶醉了……
啥都不用管，还是痛痛快快做一个梦吧。一个复古的梦。
惟一让我稍费踌躇的是：应该先梦见李太白呢，还是更想梦见杨贵妃？
我的上半身和下半身，想见不同的人。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