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洒苏东坡
在古代文人中，若论及作家个性与文章风格，苏东坡当属旷达潇洒一类。换言之，这位“不可救药的乐天派”(林语堂《苏东坡传》，下同)，这位“具有卓越才子的大魅力”、“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的大文豪，称得上是历代文人潇洒一“族”中的代表人物。潇洒者，“清高脱俗”(《辞源》)、“洒脱无拘”(《辞海》)之谓也。若依此义，则东坡犹甚。笔者祖籍匹眉山，有幸成为苏氏先贤九百年后的“同乡”，自幼耳濡目染，从长辈那里听到过许多苏东坡颇具个性色彩的传说故事；年长之后研习过一些东坡诗文，更对他潇洒的性格印象极深。元丰三年(1080)，苏东坡曾因“乌台诗案”获罪下狱。九死一生；随即贬官至黄州，担任弼马温式的团练副使，长达四年之久。古语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苏东坡谪戍期间的一些诗文，更能突出地体现他鲜明的个性色彩，即仕途坎坷中的旷达与潇洒。记承天寺夜游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全文仅八十五字，历来被认为是苏东坡的小品文杰作。试想，苏东坡以贬官流放的待罪之身，而能不戚戚于险途，不汲汲乎名利，不心浮气躁，不怨天尤人；于“解衣欲睡”之时，竟然有如此难得的好心情，偶为月色所诱，便突发奇想，欣然起行，寻友于寺中，信步于闲庭。而且，居然有如此雅兴，尽情发挥想像，将满庭月色“看”作“积水空明”，将竹柏树影“视”为“水中藻荇”。这是何等的心旷神怡，宠辱皆忘；又是何等的任情率性，落拓不羁。此等胸襟与境界，岂是常人所能企及！“非我莫属！非我莫属！”苏东坡在心底里自豪地念叨。这便是苏东坡的“得意”之处，也是《夜游》的题旨所在。依愚见，此等境界，便可称做“潇洒”。同一时期，苏东坡在《赤壁赋》中进一步写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东坡以其才华与性格的优势，故能“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在逆境中活得超脱、潇洒，所以他“得”？到了千仞赤壁“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也得到了承天寺夜游中的况味，月光下的雅趣。这就叫做潇洒，“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潇洒，“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苏东坡语)的潇洒。假使换成另一个人，狭窄的心胸被一己私欲所雍塞，被名枷利锁所桎梏，贬官至此而耿耿于怀，忧谗畏讥而怏快不乐；那么，即使让他去赤壁和承天寺游上十遍百遍，纵然是风光千般绮丽、明月万般皎洁，他能有那番情致那番雅兴么？他能为世人留下脍炙人口的《赤壁赋》与《承天寺夜游》么？据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载，苏东坡在黄州夜饮大醉乘兴而作的《临江仙》词，因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句，竞被常人疑为不堪厄运而告别人世的隐语。于是盛传东坡夜作此辞，挂冠驾舟长啸而去，以至闻讯而驰书吊唁者不乏其人。
郡守徐君猷闻之，既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此语传至京师，连仁宗皇帝都“闻而疑之”，急遣徐郡守亲往察视，却见东坡“鼻鼾如雷，犹未兴也”。东坡闻此，辄“大笑”。坡翁所笑者何？他笑世人的浅薄庸常，笑他们的瞎忙乎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怎么连诗贵含蓄都搞不懂呢！酒后戏作，感物咏志，寄情江海而已，谁想到过跳海自杀来着？我苏某人酒照喝，诗照做，不是天天活得上好么？你们也太小看老夫了，哈哈！哈哈！一醉一笑之间，苏东坡这回潇洒得够“酷”。同样潇洒得也够“酷”的，还有那首“明写眼前景，实言心中事”的《定风波》词。
定风波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历来被视为表现东坡鲜明个性的代表之作，“以曲笔直写胸臆……此足证是翁坦荡之怀”(郑文绰《大鹤山人词话》)。曲笔者，状写自然界寻常风雨也；胸臆者，抒发对世事“晴雨”之看法也--仕途、宦海中的阴风冷雨，司空见惯，何惧之有！君子坦荡荡，吟啸且徐行。至于坎坷人生、莫测风云，不过平平常常的“一蓑烟雨”，何妨随缘自适而顺其自然。雨急风骤的萧瑟也好，斜阳朗照的晴和也好，都满不在乎地只当作寻常气候，“回首”不惊，“归去”无憾，淡泊处之，坦然对之。待风停云霁之后放眼天下，不是“无晴无雨”本无事么？--应当说，这就是苏东坡面对险境厄运的“坦荡之怀”，也即典型的苏东坡式的旷达与潇洒。可不要忽略这首词前面的那一段小引。何年的三月七日？元丰五年也；何处的沙湖道？黄州东南三十里也。也就是说，此词写于东坡贬谪黄州的第三年。弄清了它的写作背景，我们便容易领会其通篇的曲笔隐喻一语双关：看似一幅“山中烟雨图”，实则一卷“人生大写意”。风雨之中(尤其是“雨具先去”)，有人被淋得狼狈不堪，有人却谈笑自若浑然不觉。“狼狈”与“不觉”，活画出两种人生态度，两种心理素质，两种不同的胸襟与性格。而“狼狈”的是“皆”(众)，“不觉”的是“独”(我)。两相对照，苏东坡又在暗笑呢。嘻嘻，这点儿风风雨雨，算个鸟呢！瞧你们那副熊样啊，怕什么？躲什么？且看我竹杖草鞋，胜过那平川跑马；你听那穿林打叶风雨之声，恰似笙簧丝竹在为我伴奏呢。雨中承欢，岂可有乐而无歌乎？且听我边走边唱吧！且听我啸叫山林吧！呵--嗬！喔--哟！难得佯狂，今且佯狂！大风兮为我助兴，大雨兮为我壮怀。快哉！快哉！“非我莫属”！又是一个“非我莫属”！你不能责备苏东坡的佯狂孤傲，本来就与众不同嘛！你得承认他鹤立鸡群的那份自信，你得膺服他独领风骚的那份潇洒。
出于对这首词的偏爱，我于是产生了一个“偏见”：世人欲学潇洒(假如潇洒能学的话)，最好先读此词。不妨书之于案头，或悬之于壁上，不时揣摸研习，或可有所裨益。须知，苏东坡作此词虽已遥隔千载，当今之昌明盛世虽已迥异当年，然人生途上的风雨晦明，“沙湖道”中的泥泞坎坷，就广义而言则仍为人世之“必然”。我们是力求潇洒地做到“吟啸徐行”、“一蓑烟雨任平生”呢，还是如苏东坡当年的“同行者”，被难以逆料的突发风雨淋得落汤鸡似地狼狈不堪呢？对此，我想每个人都是难以回避的。由此而想到，潇洒之于人生，还真真是至关重要呢。其实，承天寺“踏月”与沙湖道“遇雨”，似可引申为人生境遇的两大象征。一夜一昼，一晴一雨，或可代表漫长岁月中的命运变幻，与纷繁人世中的悲欢沉浮。关键在于，有没有苏东坡那样的气质与内涵，有没有那一份“遇雨”时的从容与“踏月”时的悠闲。从容与悠闲同出一人，犹如并蒂之花同开一树；而这棵树的名字，就叫做“潇洒”。苏东坡的潇洒个性，究其成因，首先来自他底蕴深厚的学养与超乎常人的才气。苏东坡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大文豪，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他的散文笔力纵横，挥洒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他的诗意境醇厚，格调清新，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他是豪放词派的开派人物，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他的书法，列于宋代四大名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他还是文人画的开先河者，尤善画竹。总之，苏东坡是一个全才。说到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人的潇洒，虽发乎其外，而实则是一种“内功”。
因此，苏东坡的潇洒，是一种学识渊博与才华横溢的自然流露，是学养、器识等“厚积”之后的“薄发”，是修炼到家的“内功”的外化，是“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语)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喷吐。若“升华”而为诗词文章，则往往是炉火纯青的艺术珍品，多能脍炙人口而流传后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苏东坡的潇洒，是其身处坎坷命运与政治逆境之中，一种出类拔萃的优秀性格的“结晶”。苏东坡所处的时代(尤其是晚年)，新、旧党争，祸起萧墙，他生存于夹缝，蹭蹬于仕途。他曾官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皇帝的“侍读”；也曾被诬下狱，远谪边地，由黄州而颍州，而惠州，直到六十二岁垂垂老矣，还被贬到天涯海角地处蛮荒的儋州。令人叹服的是，命运的大起大落，并未使他消极颓唐，一蹶不振，而是更加砥砺意志，彻悟人生；更加精研学问，焕发才情。漫漫长夜中支撑其精神者，很大程度上便是性格中的那一种与生俱来的潇洒与旷达。换言之，是性格中的潇洒“救”了困境中的苏东坡，也“成就”了命运坎坷、才华横溢的一代文豪。东坡自由奔放、卓尔不群的个性，必然与刻板的政体和冷峻的现实发生冲撞；而“潇洒”，便是这种撞击迸发出来的火花。潇洒之于他，既是缓冲的技巧，又是生存的艺术；是苦涩中耐嚼的橄榄，是汤药中疗病的甘草。苏东坡这种“雪侮霜欺香益烈”的寒梅品格般的潇洒，于命途多舛中更显其难能可贵。总其一生，苏东坡称得上历代文人潇洒群伦中独树一帜的佼佼者。研究苏东坡的潇洒，继承这一份宝贵的“遗产”，无疑地，对于当今学界文苑中的后之来者，为文为人，都不啻是一种有益的借鉴与隽永的启示。
“桃文化”琐谈
细细想来，中国人还真有着解不开的“桃的情结”。在众多的果木花卉中，惟“桃文化”标新立异，独树一帜，非同侪者如梨、橘、柑、柚、荔、椰、橙、李等辈可堪比拟。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诗经》中就有《桃天》的名篇：“桃之天天，灼灼其华”(《诗经·周南》)，多么美好的意象，历来认为这是一首在婚礼上演唱的祝贺女子出嫁、新婚幸福美满的喜歌，祝福她婚后如桃树一般开花结实--花之灼灼，叶之蓁蓁，实之累累。婚姻事大，关乎“终身”，而以“桃天”起兴，亦足见桃的至关重要。桃是有情之物，还见于“投桃报李”等成语，“桃园结义”等典故，“蟠桃盛会”等神话，“以桃拜寿”等民俗，以及“桃花潭水深千尺”等诗句。说到诗，还可随手举出古人以桃花为题的诸多吟咏，如“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唐·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小桃知客意，春尽始开花”(唐·杜甫(铯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唐·自居易《大林寺桃花》)；“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唐·张志和《渔歌子》)；“千叶桃花胜百花，孤荣春晚驻年华”(唐杨凭《千叶桃花》)；“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宋。
苏轼《惠崇春江晚景》)；“桃花嫣然出篱笑，似开未开最有情”(宋。汪藻《春日》)；“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明·唐寅《桃花庵歌》)；“红影到溪流不去，始知春水恋桃花”(清·马日璐《杭州半山看桃》)；“二月春归风雨天，碧桃花下感流年，残红尚有三千树，不及初开一朵鲜”(清·袁枚《题桃树》)，等等。有关“桃”的故事、典故，更如汗牛充栋般，散见于历代典籍与俚巷民间。韩非子《说难》中有一篇“分桃”，讲的是宫中女子弥子瑕因年轻貌美而得宠于卫国国君。有一次在果园里游玩时，弥子瑕吃到一颗桃子很甜，就没吃完，把剩下的一半给卫君吃。
卫君说：“她多么爱我啊！她吃到好吃的东西便‘忘其味，而让给我吃。”后来弥子瑕红颜渐褪而色衰爱弛，卫君因一点小事不如意，便怪罪她道；“你从前好生无礼！竟敢将吃剩下的桃子给我吃。”弥子瑕的行为没有变，是卫君的爱恨变了。这个故事给人以哲理的思索，使人想见封建君主爱憎好恶瞬息易变、喜怒无常的专制与霸道。推而广之，生活中“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事例并非少见。《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有一则“二桃杀三士”的故事。
晏子是齐国的宰相，因三位勇武过人的将军(“三士”)一时无礼”，而施计杀之。这“计”很奇特，那就是怂恿齐景公送二桃予三士，让三人“计功而食桃”，用“人多而桃少”挑动三人的内部矛盾，使其始而争功自傲、继而惭愧自责，结果纷纷自杀身亡。故事中“三士”因区区“二桃”而死于非命似乎有些夸张，然而这里的“桃”却应当视为物资(利禄)与精神(功名)的象征。中国人的内讧与窝里斗常常因功名利禄的纷争而起，此定律似乎自古皆然。我们姑且不论晏子因小事而施计杀人是否过于狠毒、有失“贤相”风范，也不论“三士”之死是否合乎逻辑，暂且当作一则“寓言”来看，则“桃”的隐喻、象征意义是极为丰富的；这故事也是饶有趣味的。晋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对后世影响很大。“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而当渔人想走完桃花林(“欲穷其林”)，探究到底时，便发现了一个山洞，并由此洞而进入了一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全新境界，这就是着名的“世外桃源”。作者以多彩的笔墨勾勒了(实则是虚构了)一幅为避秦乱而远遁深山、与世隔绝，“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而自耕自足、怡然自乐的农耕图，一幅良田美池、阡陌纵横、鸡犬相闻、乡邻和睦友好的太平图。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境界，自是寄托了乱世文人对盛世太平的渴求与向往。千百年来，不仅作品传为名篇，而且文中描绘的情景成为历代文人精神寄托的终极所在。这篇名文，以“桃花源”为题，开篇便描写了那片美丽的桃花林“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给人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后世诗人以“桃花源”为题，亦多有吟咏。如宋·范成大的“忽见小桃红似锦，却疑侬似武陵人”，宋·陆游的“桃源只在镜湖中，影落清波十里红”，宋·谢枋得的“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见一年春”；宋·周必大的“万点红随雾浪翻，犹疑身在武陵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