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画家也以此为题，驰骋想象，泼墨丹青，留下了难以计数的“桃源图”。足见《桃花源记》对后世影响之大。无疑地，《桃花源记》为丰富的“桃文化”增添了独特而别有韵致的一笔。唐朝诗人崔护，一生写诗不多，《全唐诗》仅存六首。但有一首着名的“桃花诗”即《题都城南庄》却脍炙人口，流传后世：“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不仅诗写得好，明白晓畅，朗朗上口，而且诗中的“情节”颇为动人，富有戏剧性和传奇性。据唐人孟柴《本事诗·情感》载，崔护进京应试而未中，心中郁闷。值清明佳节，独游长安城南，见一村舍绿树环合，桃花盛开，寂若无人。因口渴求饮，轻轻叩门。俄顷，有妙龄少女开门迎进，设茶命坐，独倚桃花树下伫立，脉脉含情。只见她姿容娟秀，绰有余妍。崔护与之攀谈，不答一语，只是两目流盼。不久崔护起身告辞，女子“送至门，似不胜情而人”，崔护亦“眷盼而归”。次年清明，崔护忽思之，“情不可抑”，遂重游故地寻访。
只见风光依旧，桃花盛开，而门户却锁着，人迹杳然。崔护不胜惆怅，题诗于门而归。这首诗余味无穷，给读者留下无限的怅惘和丰富的想象，历来被认为是爱情诗中的上品。诗的前两句和后两句分别为人们展示了两幅有景有情的画面，第一幅可称之为“游春艳遇”，第二幅可名之日“寻美不遇”。而两幅画的背景都是桃花，从“人面桃花相映红”到“桃花依旧笑春风”，美极，妙极，桃花与美女结缘，相互点缀，相互陪衬，给人以美的想象和联想。崔护此诗创造了“人面桃花”的成语，传为诗坛千古佳话。“人面不知何处去？”令人悬念不已。其实大可不必担心。据《本事诗》载，此女原来随父出门去了，回来时看见门扉的题诗，大为感动，遂生思念之情而卧病不起，以至奄奄一息。崔护亦因挂念，再次来访，伏在少女身上痛哭，使姑娘从昏睡中苏醒，经老父同意终成眷属。后人又据此演义出戏曲《人面桃花》来，使传奇故事更加传奇了。与崔护诗意相近的，还有唐人韦庄的《女冠子》词：“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语多时，依旧桃花面”；清人陈维崧的《雨中花》词：
“今年桃花千百树，去年人面应非故。万点胭脂，一行清泪，总是销魂处”；虽“桃花面”用典相同，然比之崔护诗的“首创”与含蓄、隽永，韦庄与陈维崧的词显然要逊色多了。清朝初年着名戏剧家孔尚任的《桃花扇》，以明末复社文人领袖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曲折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实则“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借以达到“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的目的。该剧深刻揭示了明末清初两个朝代政权递嬗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生动地塑造了包括正面人物史可法和反面人物马士英、阮大铖在内的若干历史人物形象，成为当时成就最高的戏曲代表作品之一，也成为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宫殿和戏苑曲坛的一件珍品。值得一提的是，“桃花扇”不仅是该戏的剧名，而且成为起、承、转、合中贯穿剧情，起画龙点睛作用的中心情节--侯方域与李香君结识，并以诗扇为信物共订婚约。侯与奸臣马、阮有隙，马、阮得势后，遂强迫香君改嫁党羽田仰为妾，香君誓死不从，将头撞破而血溅定情诗扇。画家杨文骢偶然发现诗扇上李香君的血迹，便将血痕点染成桃花，故名桃花扇。戏中有《锦上花》一曲咏这鲜血凝结的桃花，最为凄楚：“一朵朵伤情，春风懒笑；一片片消魂，流水愁漂。樱唇上调朱，莲腮上临稿，写意儿几笔红桃。补衬些翠枝青叶，分外天天，为薄命人写了一幅桃花照。”后来史可法城破身亡，南明小朝廷灭于清兵之手。侯、李几经波折，乱世重逢，但国已破，何以为家？他们撕破花扇，分别出家。在整出戏中，桃花扇既是不可或缺的道具，又是侯、李坚贞爱情的象征，更是他们政治上不与奸佞同污、洁身自好的见证。数百年来《桃花扇》久演不衰，既是戏剧史上的盛事，又为“桃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上述种种，也许都属于“桃文化”中的“雅文化”之列。
其实，关乎“桃”的文化又常常与民间相通，与民俗相关。比如送迎新时家家户户于门首张贴桃符(即用桃木板画上符)，便是随处可见的乡风民俗。“桃者，五行之精，能压伏邪气，制百鬼也。”虽然带着浓厚的迷信色彩，但千百年来早已沿袭成习。“千门万户瞳瞳，总把新桃符”(宋·王安石《元日》)，你能不承认它是典型的民俗文化么？再如以桃拜寿“寿桃”已成为民间公认的吉品、佳品；即使在不产桃的季节。为人祝寿，也常常用面粉做成染色的“蟠桃”，作为华诞珍馐，胜于任何值钱之物。至于以“桃花”为名的粥、饭、酒、醋、茶等等，更是家喻户晓，深入民间。看来，雅俗共赏，乃是桃文化的一大特征，也是桃文化得以普及民间的重要因素。桃树的易栽易活，桃林的共生、“合群”，桃花的鲜艳红灼，桃果的清甜可口，桃叶的繁茂蓊荣，都使“桃”成为民众极易接受，民间极为常见之物，也是使“桃文化”易于普及，卓然于其它“姊妹果卉”而特立独行、自成“体系”的重要因素。而且，关乎“桃文化”的内涵多为褒义，即便是一句俗语如“宁食鲜桃一口，不要烂杏一筐”亦不例外。惟一例外而略含贬意的只有“桃色事件”、“桃色新闻”等语，专指不正当的男女情事；不过细究起来，如“桃花运”等以“桃”喻“色”之语，贬意中亦不乏调侃的意趣呢。歌唱家蒋大为一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唱红大江南北。
这“地方”当然不止一处，也可说是大江南北，处处桃花盛开。
桃花是“大众”的花，平凡的花，是同老百姓最具亲和力的花，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喜爱它，追捧它，观赏它，吟咏它，也才会有这么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本出自司马迁的《史记·李将军列传》，是太史公对李广将军重务实不尚虚名，实至名归、深孚众望的赞词。撇开它的喻意，就文字的本义而言，则正如岁岁年年桃花盛开时人们所见，桃树自己不说话，不张扬，不吹嘘，不鼓噪，而它的膜拜者、观赏者却络绎不绝，自会在花树下踩出一条条小路。这情景，不是十分令人钦羡而又给人以深深的启迪么？
荔枝吟
夏日暑气蒸腾，荔枝翩然上市，一簇簇红得惹眼。谁都知道那是水果中的上品。那红朴朴水淋淋的鲜活的果壳，那半透明凝脂状的多汁的果肉，惹得你馋涎欲滴，禁不住驻足解囊。
翻开典籍，对荔枝则有如此描述：“剥之凝如水晶，食之消如绛雪。其味之甘芳，不可得而名状也。”(明·张岱《夜航船》卷十六)味美如此，未及入，早已芳香在齿舌生滓，竟疑此物是仙物了。对于如此不同凡俗的果中珍品，历代文人在诗词中便免不了时有咏叹。唐人韩促《荔枝》诗写道：“巧裁霞片裹神浆，崖蜜天然有异香。应是仙人金掌露，结成冰入茜罗囊。”诗中的“仙人金掌露”，典出汉武帝时曾在宫中铸金铜仙人，手托玉盘承接天上露水。又是“神浆”，又是“仙露”，可说把荔枝美化到了“世间少有”的极致。宋代诗人杨万里有《四月八日尝新荔枝》诗传世：“一点胭脂染蒂旁，忽然红遍绿衣裳。紫琼骨骼丁香瘦，白雪肌肤午暑凉。掌上冰丸哪忍触，樽前风味独难忘。”将荔枝描绘成美女，美不忍“触”，大有“怜香惜玉”之慨。总而言之，古代文人对荔枝的欣赏已到了情不自禁、赞不绝口的地步。“天下之极品，君王之所好”；自汉、唐以降，名贵的荔枝遂成为王公贵族的“时尚”果鲜，进一步更成为宫中贡品。
上有所好，下必谄之。荔枝产地远在离国都千里之外的南方，为了皇帝及皇后嫔妃们能及时吃到新鲜荔枝，一方面朝廷在所经州府设立专门机构，名日“荔枝传置”，还有专司此职的传置官吏；另一方面，佞臣腐僚以名贵荔枝讨好朝廷者不乏其人。
最出名的荔枝故事的主角，是那位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唐明皇宠妃杨玉环，她极尽奢侈华糜，当然也少不了对荔枝的“雅嗜”。据《夜航船》载：“唐天宝中，贵妃嗜鲜荔枝。涪州岁命驿递，七日夜至长安，人马俱毙。”那时候没有飞机火车，虽轻骑快马，驿道传送，从荔枝产地到国都长安，昼夜兼程也须七天七夜，以至为了赶时间而“人马俱毙”。统治者生活如此骄奢，势必引起历代文人的强烈不满与讥讽抨击，最着名的当推唐朝诗人杜牧的咏史名诗《过华清宫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语似平淡，诗中却寄寓着深刻的讽喻。“贵妃嗜鲜荔枝”，只是帝妃奢糜的一个典型事例。其间荔枝的保鲜，是一大难题。据古籍记载，它包括贡品专植、采撷筛选、蜜瓮浸渍、井水冷藏、千里传送等复杂过程，可谓劳民伤财。新鲜荔枝的昂贵价格可想而知。这帝王的为所欲为。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叫做“腐败”。荔枝可以不腐，朝政却愈发“腐”了；与唐明皇、杨贵妃骄奢淫欲密切相关的安史之乱、马嵬之变以及唐王朝的衰颓，看来是历史的必然。我这里当然不是说“荔枝亡唐”，小小荔枝，也不可能有如此耸人听闻的“轰动效应”；然而透过“贵妃嗜荔”，管窥蠡测，便可知其腐败之一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奢糜的朝廷可以绞尽脑汁“发明”荔枝保鲜法，他们能否找到久治不衰的朝政“保鲜”法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值得一提的是苏东坡，这位北宋时期的大文豪，一生写下了不少关涉荔枝的诗文。他获罪贬官岭南时，所作《食荔枝二首(之一)》云：“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居然“日啖”三百颗，莫非苏东坡也“腐败”了？我们当然不能如此读诗，如此作迂腐之解。设若苏东坡写成“日啖荔枝三十颗”，便成大实话而不是诗了。
据说，这首“荔枝诗”传到京城，还给苏东坡添了不小的“麻烦”，朝中的谗谤者趁机向皇上进言：苏老头儿在南方大嚼荔枝，活得挺快活呢，不如让他再“快活”些，就贬得再远一点里。于是他以垂暮之身，再次被贬谪到蛮荒之地的海南儋州。
此外，东坡客居异乡时也曾有诗云：“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枝待我归。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抒发了天涯游子的拳拳乡思。我从东坡故乡来。此刻，我也正“日啖荔枝”而心有所思。
想到这平平常常的荔枝，居然引出那么多轶闻日事、诗词趣话来，竟使我边啖荔枝而边发思古之幽情。所喜的是，而今欣逢盛世，它已不再是杨贵妃们樱桃小口的专宠，而是以廉价的“身份”走人了寻常百姓家；它已不再是千里快骑、昼夜传送的宫中“特供”，而是飞机空运而来，火车托运而来。朝发夕至的大众果品。然而，当我饶有兴致地品尝着这甜润可口的夏令鲜果时，脑海里却总是萦绕着那些“荔枝诗”的一咏三叹、浅唱低吟，萦绕着那些“荔枝轶事”的喜怒哀乐、离合悲欢。于是，我品尝出了它寻常中的不寻常……
袁世凯称帝轶事
曾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59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对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形象刻画是较为成功的。其图谋复辟帝制一节，尤能显现其野心与狡诈相掺杂的枭雄本色。据史载，袁氏在称帝过程中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轶事，从中可以窥见此人的狡黠与虚伪。据清人易宗夔《新世说》记载，袁世凯自从迁居到中南海后，即密谋复辟帝制，整日里做着他的“真龙天子”梦。每当厨师烹鱼时，袁命姬妾们选择鱼鳞中较大者秘藏起来；不久后就在居仁堂一侧建造了浴池。袁氏洗过澡后，仆人们洗刷浴池，总是看见有好几片巨大的鳞片，混杂于污垢皮屑之，中浮于水面。于是，关于袁世凯是“真龙天子”的说法便由仆人们添油加醋地流传开去。其时虽已到了民国肇始的二十世纪初年，在封建帝制长达数千年的中国京城仍有不少人信以为真，使袁世凯的拙劣伎俩得逞于一时。袁世凯未能料到的是，他的骗人之技，其身边亲近者亦用以骗他。袁在朝鲜带兵时，曾掠得一只玉杯，视为珍宝。袁欲谋帝位时，身边的数名姬妾竞相讨好奉承，其中以洪姓姨太太最得袁氏欢心。一日，洪姨遣侍婢用那只玉杯给袁世凯盛燕窝汤进补，却不料玉杯偶然失手落地，顿时化作碎片。婢女大惊而泣，临大祸而不知所措。其时袁氏正在午睡，洪姨便悄悄向婢女授计：等会儿老爷起来，你就禀奏说在送燕窝进门时，忽见一条金龙蟠于床帷之上，猛然惊骇而不慎打碎玉杯，求恕宽宥。婢女照此一说，袁氏果然化怒为喜，未加怪罪。袁世凯不仅谎言欺世，而且自欺欺人。由此可见一斑。当时有位颇有实力而又为人正直的官员名叫张謇，字季直，时任农林、工商部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张謇倾向共和，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曾剪了辫子寄回家，说：“此亦一生之大纪念也。”张謇听说袁世凯密谋称帝，非常气愤，于是当面质问袁氏。袁氏竭力掩饰，假惺惺地说道：“如果国民决定了一定要以帝制为国体，那么中国有皇帝资格的人，首先是宣统帝溥仪；其次该轮到孔子的后裔；若是要搜寻朱明皇朝的后裔，那么内务总长朱启钤，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浙江将军朱瑞等都是合格的人选，何必一定要推举我呢？”张謇则笑着讥讽道：“那么戏班子里唱小生的朱素云也有做皇帝的资格罗？”袁世凯听出话中有刺，怏怏不乐达数日之久。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实张謇心里何等明白，袁世凯是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当面撒谎，以虚言掩其实而已。
袁世凯以瞒天过海之术，加速实现他的“真龙天子”梦。他一方面与清室达成协议，以优待条件换取清室发表声明拥戴他当皇帝；一方面则操纵“参政院”举行所谓“团体投票”，通过君主立宪，并一致上《推戴书》日：“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袁世凯假意再三推辞，参议院竭力推戴，袁氏“只好俯就民意”。见时机成熟，袁于l915年12月12日通电全国，正式宣布接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次日，袁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文武百官朝贺，决定从明年起，废除民国年号，改为“洪宪元年”。并特设“帝制大典筹备处”，赶制御座、龙袍、玉玺、金印等，紧锣密鼓筹办明年元旦的“登基大典”。谁知好梦不长，不几日，全国爆发大讨袁，要求取消帝制，诛除帝制祸首。袁的嫡系北洋军阀内部也分崩离析。在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声中，袁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取消帝制。自此帝梦烟消，洪宪垮台。不久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袁世凯气急暴亡。这位一心想“传之万世”，却只“登基”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遂贻笑后人且遗臭万年。对于这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袁皇帝”，后人讥曰：“袁慰亭(世凯)目有威棱，躯干亦宏伟，而两足甚短，举步遂有蹒跚之态，故戏称为半截皇帝。”这“半截皇帝”四字，语带双关，明显是讽刺其“龙”命寿短，不足三月而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