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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康有为的胡子与《走向共和》的瑕疵

2003年曾在全国热播的59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以其波澜壮阔的宏大场面和全景式的艺术表现,征服了许多观众。

在题材的挖掘、史实的提炼、人物的塑造与艺术的创新方面,都有突破性的成果,其中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令人耳目一新。

虽然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以及历史人物的定位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可争议之处,作品中也还存在着一些有违史实的硬伤,但总体说来,仍不失为一部能给人以警示与启迪,促人深思的成功之作。本文不想就整部剧的成败得失作全面的探讨评价,仅就该剧最后一集即第59集中有关康有为的一个细节,从历史真实人手,谈谈自己的看法。这要先从康有为的胡须说起。据1917年某报(原文未注明报名)以《康有为剃须》为题披露:康有为剃去胡须,易容进京,应张勋邀请参与复辟,欲谋宰相职位。张勋请溥仪授康有为大学士。瑾太妃认为历朝宰相均有胡须,宜虚位以待,等康有为长出胡子再受宰相职位。康闻言大为懊丧。后购得生须药水,每小时必涂数次,并时时照镜,望胡须快长。后来,在1918年8月2日天津《大公报》,又有一则题为《康圣人之须》的报道,可引为康有为剃须的“续篇”或补叙:

康南海于去岁七月十日入京,其割须则在九日之夜,割须之剃发匠闻为江北人,能操英语。方其受命割须,颇疑。后见南海几欲自行动手,毅然为剃其须。坠落之须,南海本不甚惜,其弟子某则以为须眉之斯二者,乃之男子所以为男子,令剃发匠为之梳束将藏诸箧中。不料该剃发匠见为圣人之须,顿生盗窃之念,当将原须匿藏他处,代以棕须,立即携须前往美国,将以售于外人之好奇者。惟其非十万金元不售,以故此须久久未能出脱。现该剃发匠因旅美甚久,斧资告绝,假贷无门,拟以一万金元售诸纽约博物院。谅此时圣人之须已在纽约市大出风头矣。然而在《走向共和》最后一集中,康有为出场后(均在北京)的两个场面,一是晤见梁启超,劝其参与复辟“大事”,梁任公则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之信念,坚持原则,拒绝了康的约请;二是康与张勋一起入宫叩见溥仪和摄政王,共谋复辟帝制之事。在以上两个场面,康有为均明显地留有须髯,而且剧中用了好几个特写镜头展示他的长长的山羊胡子。窃以为,第一,康有为剃须进京之事,因系当时报纸所载,应是可信的。

而且,据报上披露的两则消息,康有为剃须轶事颇富戏剧性,可笑而又有趣,既能说明康有为参与复辟是梦寐以求,矢志不渝;又能刻画康的忠于帝制,谋官之念久已有之;更能反衬复辟帝制闹剧之短命耳。此“一箭三雕”之事,本来就是很好的艺术细节,对生活中提供的如此佳妙之“原始细节”,何不顺手拈来,巧妙运用于电视剧中,以增刻画人物与深化主题之艺术效果?第二,即使编导者考虑某种原因(比如剧本篇幅、长度,以及不愿过度贬康等)而有意不用这一细节,那么,亦应忠于史实,让康以剃光胡须之貌,“易容进京”,以使其容貌与当时史实记载相符。可惜《走向共和》最后一集,既违悖史实又未能用“活”真正的史实。如果编导者本来就没有看到上述两则史料,则说明事前对史实察之不详;若编导者察而不纳,知而不用,那就不能不说是一个“瑕疵”--尽管比之电视剧的总体成功,仅是微瑕小疵--至少也算是一点遗憾吧。

弦外说琴

小引

读书之乐,在于由“发现”而“联想”,随兴所致,触类旁通;积而有思,思而有得。余尝以披览之陋,乃见诸多典籍之中,所涉“琴事”颇饶意趣。琴者,古乐之器也,以琴器而入史籍,乃为人事之佐也。其或为轶事,或为典故,或为正传,或为野史,虽所叙寥寥,或仅只数语,然令我读之解颐甚或莞尔者,不为鲜见。窃以为古人与琴之关系,远甚于今人。《诗经》之《小雅·鹿鸣》即云“我有嘉宾,鼓瑟鼓琴”,琴之遍于朝野,自古已然。琴、棋、书、画,为旧时文人引为风雅之事;琴、剑则为儒生侠士随身佩带之物。故以“琴心剑胆”喻刚柔相济、儒雅任侠;以“琴鹤相随”喻志趣高洁、为官清廉(宋·苏轼:“夫君清且廉,琴鹤最相亲”)。是故“焚琴煮鹤”,乃为大煞风景、渎毁美事之所譬也。至于夫妻和谐、兄弟情深、友朋谊笃,则谓之“琴瑟之好”,实为妥帖之至。古之人也,居则抚琴自娱,出则以琴会友。乃至安邦治国之道,布衣乡野之聚,似俱与琴事有不解之缘耶。此则令人思之而自见其趣。故特以便览之偶得,缀而成文,以就教于读者方家及诸多同好者。

是为小引。成连“海上琴”,张岱“涩勒”功孔子日:“学而时习之。”大凡学问技艺,无不得自“时习”之功,岂琴艺独能异乎?然习琴之道,则大有学问在焉。春秋时的俞伯牙是闻名古今的琴师,据传在年轻时曾从“天下第一名师”成连学琴。苦学三年,迄未出师。究其原因,乃成连觉得这位“高足”虽学有所成,却尚未进入“情至空灵”之“境界”。于是谓伯牙日:“吾能授你以琴艺,却不能陶冶你之胸襟,而吾师方子春则能做到。他授琴于东海之上,其琴室海阔天高,何不与我同去请教?”遂同行而至蓬莱仙山,下临泱泱大海,浩浩洪波,成连则称要远迎恩师于海上,遂独自驾舟而去,谁知去而不返。伯牙伫立良久,只闻海水激荡奔涌,海鸟悲呜呼号,山林杳杳冥冥,遂恍然而悟日:“何来方子春者?此乃恩师成连授琴于海上也!”顿觉胸襟愈阔而境界愈宽,于是抚琴高歌,与山风海啸和而鸣之。从此,伯牙弹琴遂出神入化,成为天下第一高手。身临江海,眼界自阔;得之天籁,无师自通。个中“真味”,又岂独琴乎?凡艺术之承传精进,莫不如是也。如果将胸襟、境界的修养,视为“务虚”的话,那么,习琴的“务实”方面,则仍然有其艺术规律可循。曾写过《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的明人张岱,在《绍兴琴派》一文中,述其从师习琴,半年得二十余曲,可谓稔熟也。

然而他坚持“练熟还生,以涩勒出之”。由生而熟,本是习艺常规;“练熟还生”,那就是非同寻常的独特体验了。因为一旦琴艺娴熟,极易“自我蒙蔽”而驾轻就熟。轻车熟路,自无履险之虞,然亦无探险之乐、猎“奇”之趣,而且极容易走向“油滑”,沿“熟路”顺坡滑下,于艺术断无长进。君不见操琴者万众,“熟”而能奏者十之八九;而真能称为艺术家的高手,则凤毛麟角也。成功之道,惟有艺术上再次出现生涩之感,即所谓“以涩勒出之”。“涩勒”,真是一个绝妙的词语,也是一种吃苦的功夫,含滞涩、磨蹭、缓慢、生僻之意。比之“铀滑”、“熟腻”,看似“愚钝”,实则如嚼橄榄,涩中有甘;如登山路,滞中有进。张岱“涩勒”之说,与清代名画家郑板桥之体验酷似。板桥《画竹》诗云:“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毫夜间思。

剔尽冗繁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此亦深谙生、熟之道也。

学画也好,习琴也好,都要在熟练的基础上,不断地进入又一轮“生涩”的艺术感受,不断地“虽熟犹生”。方能体验到“艺无止境”的乐趣,逐步臻于成熟。张岱习琴而深谙此理,并付诸实践,故能使“听者诚服”而“无出吾上者”。他终成为琴坛高手,也就不足为怪了。凡天下技艺,无不关涉务虚与务实,似皆可从上述二则“琴事”中悟出个中真谛也。

高山流水,知音难觅

在与琴相关的故事中,“高山流水”可说是传之最久而又最广的一则佳话。《列子·汤问》日:“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日:‘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日:‘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一个“善鼓”,一个“善听”,而且善听者深得堂奥,能从琴声中知其表达的志趣与内涵,这就十分难得了。由解琴、解音而推衍为解人、解心,这就是“知音”一词的双关含义。

朋友之间或男女之间,相得知己,殊为不易,“欲解鸣琴弹,恨无知音赏”(唐·孟浩然《夏日南亭怀辛大》),“叹良金美玉何人晓,恨高山流水知音少”(元·金仁杰《萧何月夜追韩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囿于政治、地域、交通、信息等条件的局限,人们要找到真正灵犀相通、意趣相投的“知音”,谈何容易!一旦觅得,倍加珍惜便是情理中事了。然而前面的故事,还只讲到“喜剧”式的前半部。它的结局,却充满了悲壮的色彩:“……子期死,伯牙绝弦,以无知音者。”(《列子·汤问》)《吕氏春秋》则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二说大体一致,只是后者强调了“终身不复鼓琴”,更为凄绝。

我们似乎听到那一声“破琴绝弦”的砰然巨响,美妙的琴声自此岑寂。主人公很悲观,理由也很简单:“世无知音者”,难道还值得“复为鼓琴”乎?它从反面烘托了挚友、至交之弥足珍贵。

“借问人间愁寂意,伯牙弦绝已无声”(唐·薛涛),“莫将流水引,空向俗人弹”(唐·骆宾王)。合乎人性的某些情感,总是古今一脉、灵犀相通的,所以,事隔两千年,伯牙痛失知音的那份凄绝悲伤,那份寂寞惆怅,我们闭上眼睛也还能想象出来。“高山流水”见于多种典籍,文字大同小异,以致附会于民间,“琴绝”即为“情绝”,“不是知音不与弹”中的“弹,即“谈”,“弹琴”甚至与“谈情”相谐音,这些无疑都丰富了民俗的语汇。而“高山流水”(或“流水高山”),则成为朋友之间或男女之间相得知己、心曲相通的譬喻,在关于友谊与爱情的表述中,独标一格,为“知音难觅”的茫茫人世,留下了些许美好的向往与温馨的慰藉。

孔子弹琴论道与诸葛操琴退敌

被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是儒家的开派宗师和集大成者,其学说博大精深,为后世所景仰。孔子精通“六艺”,而又将其中的“礼”“乐”并提,可见他把音乐的地位看得很高。

有一次他听“韶乐”演奏,欣喜若狂,连连夸奖:“尽美矣,又尽善也”,竞至于“三月不知肉味”。为音乐而忘情如此,孑L子当然会乐于操琴弄弦的。据《论语》记载,孔子曾从师学琴。演练《文王操》这样难度颇高的名曲,融汇贯通而至精于琴道。后来孔子率领弟子周游列国,手不释卷,琴不离身。但由于孔子的学说不为当时的统治者采纳,故常常处于困顿甚至危险之中。他有两次遇险,却都能做到君子坦荡荡,甚而从容地弹琴论道,化险为夷。一次是在卫国的匡地,卫国人将他们误当仇人,团团围困。弟子们一片惊惶,孔子却若无其事,一边悠然地弹琴,一边结合眼下的处境,向弟子们讲授“大勇”与“小勇”的道理:不避蛟龙,乃渔夫之勇;不惧猛虎,乃猎人之勇;面对死亡而毫无惧色,乃烈士之勇;处于困厄窘迫之中而能冷静地分析这是时势命运所致,临难不惧,等待转机,这才是圣人之勇。在孔子的悠悠琴声与娓娓讲述中,弟子们镇定下来,终于卫国人消除了误会,赔礼道歉,一路放行。还有一次是去楚国,他们半路上被人派兵围困了七天七夜,缺粮断炊,只好挖野菜充饥。弟子们在沮丧绝望中感到走投无路,而孔子却神态自若,依然弹琴论道。这次他讲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道理,讲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告诫大家要在险境中磨砺意志,坚定信念。弟子们如沐春风,以至忘掉了随时可能遭遇的杀身之祸。终于等到解围,他们又踏上了去楚国的路途。类似的故事,还有“诸葛亮操琴退敌”,又称“空城计”,事见于《三国演义》“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

仲达者,魏之将军司马懿也,时率十五万大军,趁马谡街亭之失,围诸葛孔明于西城县中。司马懿兵临城下,乃见孔明“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司马懿看见诸葛亮那怡然自得的样子,听见孔明弹奏的悠悠琴声,竞自“暗暗生疑”而恐中埋伏,急令撤兵。诸葛孔明竞以一座空城而退敌万众,化险为夷,何故?以其致敌于疑阵之心理战术取胜也,而无可忽视的是“琴”的象征意义及其特殊作用。焚香操琴,能给敌人以“悠然无事”、“有备无患”的错觉;徉“实”掩虚,“弹琴”则是最具特征的“假象”。后人有诗赞日:“瑶琴三尺胜雄师,诸葛西城退敌时。

十五万人回马处,士人指点到今疑。”这“空城计”的故事,也和前面“孔子论道”一样,将围城之险(杀身之祸)与弄琴之“闲”这相悖的二者集于一身,表现了主人公虽临斧镬而处变不惊的勇毅与胆识(当然还表现了诸葛亮超常的智慧和计谋)。

孔仲尼和诸葛亮,其“每临大事有静气”、“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雍容气度,何其相似乃尔。而他们赖以自我镇定的手中之琴,亦可谓功不可没也!

雍门“琴谏”与魏侯“悬琴”

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被封为薛公,过着锦衣玉食、高枕无忧的生活。其时盛行游说之风,而雍门子周能说善琴。

一日,雍门子周携琴谒孟尝君,孟尝君说:“先生弹琴,能使我悲伤吗?”雍门子周说道:“目前你轻车肥马,门庭若市,鲜衣美食,威重望高,正是如日中天之时。小人以一技之鄙,何能使君忘乐而致忧伤耶?只可聊为一试耳。”说罢,一边弹琴一边侃侃而谈:“有一事我恐大王有乐极生悲之虞。而今领头与秦国为敌的是您,联合五国攻打楚国的也是您,当今天下非合纵即连横,合纵成功则楚国称王,连横获胜则秦国称帝。无论秦楚谁称雄天下,都必将寻你薛国报仇。敌国强薛国弱,犹如磨利斧而砍朝日之草菌,薛国必亡也。有识之士无不为您忧心如焚。若干年之后,您的后代将断绝香烟,宗庙将无人祭祀,亭台楼馆也将变为萋萋荒草啊!……”雍门子周边说边弹奏着哀伤的音乐。这时孟尝君早巳听得泫然泪下,欷欺不已:“先生的琴声,岂止令我悲伤,简直让我备尝亡国之痛、毁家之哀啊!”此番“琴谏”,竞使孟尝君居安思危,防患未然,采取了许多强国措施。后人有诗叹日:“尝闻薛公泪,非直雍门琴”(唐·张九龄);“池台无恙仍今日,已似闻琴对雍门”(清·丘逢甲)。春秋时魏国有位善鼓琴者名日师经,是魏文侯的宫廷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