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文润笔丰，东坡婉拒之
古时候的人很看重自己“百年之后”的名节，即对自己一生功德业绩盖棺定论的评价与颂扬。于是，或生前就预先托人，或死后由子孙请人撰写墓志铭、碑文者，不乏其人。因为这类文字勒石刻碑可以传之后世，甚至“永垂千古”，故撰写的润笔费也颇丰厚。一些官宦或商贾人家甚至不惜重金悬购碑文，实际上是拿钱“买”一篇对死者的谀颂之辞。唐文宗时，长安(今陕西西安)城中，不少人争着为仕宦人家的死者撰写碑文，讨价还价，争来争去，热闹如市场一般。一些“专业写作”碑文的二三流文人，每请必到，不请自到，眼中盯住的是丰厚的润笔费，其所撰谀颂碑文与死者“功德”相距甚远，“管它离谱不离谱，反正死人已人土；管它违心不违心，只认白银和黄金”。
此种以“拜金”为目的的碑颂之风，在唐时已成气候，宋时尤盛。这其中也有例外，比如苏东坡。以他当时的文才、名气，许以高酬而托人带信或登门请他作碑文的人不计其数；他若是要想借此“发财”，当是轻而易举之事。但苏东坡看重名节，不慕钱财，更不肯让自己手中的笔因违心谀颂而染尘蒙垢。他在《祭张文定公文》中说：“我从来就不愿意为天下人写墓志铭，除非其人确有大功德。”也就是说，他唯一看重的是死者的功德。
东坡不仅如此说，也如此做。有人仔细查考过他长达数卷的文集，墓志铭仅有五篇，即富弼、司马光、赵扦、范镇和张方平，详察当时的史实，这五人确实是德高望重的时贤名士，值得在碑文中大书一笔。宋哲宗元佑年间，苏东坡曾给皇帝写过一篇奏稿，文中说：
“臣近日得敕书所示，要臣为已故的同知枢密院事赵瞻撰写神道碑。请念臣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学业荒疏，文词浅陋，不能满足作为子孙而欲宣扬亲人功德恩泽的夙愿。因此，恳请陛下另选贤能高手，以免去臣的这个差使。”苏东坡此文托词借故，婉拒了为赵瞻写碑之事。究其原因，是赵瞻子孙虽许以重金润笔，而赵瞻其人却无德无才，不值一写。相反，前面五位贤人，苏东坡不取报酬也为他们写了碑文。
苏轼与文同“戏言”润笔
苏轼(东坡)与文同(与可)既是表兄弟，又是文场挚友。苏轼的文章与文同的文人画(尤其是墨竹)都为世人所称道。二人亲密无间，常常书来信往，交流创作心得。“画竹必先得竹于胸中”便是文同教给苏轼的绘画理论之一，苏轼潜心揣摩练习，其所画墨竹亦“独得其意，并得其法”，成为当时一绝。文同画竹名闻遐迩，来求画的人络绎不绝。当时习俗，常以白色的绢帛作为润笔画资，一则白绢可用于作画，省去画家购材之资；二则绢帛价格较贵，本身就是可与银两等值兑换的酬资。文同重义轻财，并不看重润笔，尤其是不愿为那些附庸风雅的富人作画，哪怕他们送来整匹整匹的绸绢，他也毫不动心；有时甚至掷之于地，骂日：“我要把这些当成袜子！”此话便被士大夫中的富人们传为话柄。后来苏轼到了徐州任上做官，文同来信说：“近来我对士大夫们说，深谙我画法技巧的苏学士，就在徐州，你们可去那里求画；苏公呵，那些做袜子的材料就都要汇集到你那里去了。”这当然是玩笑话。信末，文同还附了两句诗：“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诗中的“鹅溪绢”是名贵蜀绢，寒梢则指竹子。苏轼明知诗中的数字是不能用简单算术来推算的，却故意回信“戏言”道：“你要画一万尺之竹，我推算了一下，当用绢帛二百五十匹才够画。我知道文公你懒得动笔，只是想得到这些润笔(指绢帛)而已！”文同急忙回信改口道；“我那些话是胡诌的，世间哪有一万尺长的竹呢？”还不无自嘲地说：
“像我这样的穷文人，若是真有二百五十匹绢帛的资产的话，我早就拿它买田还乡安度晚年罗！”不久，文同将他画的一幅《篑笃谷偃竹》图送给苏轼，苏轼遂题写《篑笃谷》诗回赠，诗中继续与文同“戏言”：“汉修竹贱如篷，斤斧何曾赦(放过)箨龙(即竹笋)。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其中“渭滨千亩”一语，出自《史记·货殖列传》：“渭川千亩竹，此其人与千户侯同。”苏轼在此戏言其有“千亩”(千户侯)之富，亦暗指前面文同的“买田”之说。
诗中最妙的是“清贫馋太守”句，当时文同任洋州知府，相当于太守，“清贫”是实话，“馋”是俏皮话，是承接前面“二百五十匹绢”的话题，并暗指(戏言)其有千亩(千户)之欲。实际上是反语，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之间的友好调侃。他深知文同不肯为富人作画，也不看重钱财，因而一生清贫，却故意拿种竹的面积与润笔的绢帛开玩笑，愈开愈“大”(千亩之“大”)，愈开愈“多”(数百匹之“多”)，不过是“画饼充饥”的子虚乌有而已。仔细玩味二人的对话，一则可见其幽默性格与亲密关系，二则可窥其清贫之乐与高雅之趣。不失为以润笔为发端的一则佳话。大学士李东阳的润笔之叹明代弘治年间的大学士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今属湖南省)人。他是着名文学家，擅长诗文，其风格典雅流丽；他的书法也独树一帜。时人称他“以文章领袖缙绅”。当时追随他的人颇多，在诗歌方面形成一个“茶陵诗派”，以他为首领。李东阳以文入仕，在孝宗朝，曾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他体恤民间疾苦，上过不少革除弊政、限制豪族的奏章。
武宗即位后，耽于嬉乐，荒疏国政，导致奸党专权。李东阳虽仍担任要职，但郁郁不得志，曾几次请辞，未获允准。他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多次营救被奸党迫害的正直人士，在朝野声名远播。像李东阳这么一位身居高位、才华横溢的“文官”，按常理应当是比较富裕的。然因他为官清正廉洁，在任数十年素无私积，故当他年近古稀告老还乡之后，竞至于一度拮据，其日常生活全靠润笔费来维持。好在靠他在文学方面的才华和影响，周围还有一批仰慕者和追随者。不过请他作文、写字的人虽然较多，然因多为乡亲或市井之人，大都付酬较低；其中还有人他不忍取酬，宁肯“义务”而为之。所以，他的日常生活并不宽裕，有时候甚至出现无米之虞。有一天，他的妻子见没钱了，便给他送笔墨来。李东阳面露疲倦的神色，一时不想动笔。妻子笑着说：“今晚家中要来客人，能让饭桌上没有鱼和菜吗？”李东阳无奈地长叹一声只好提起笔来，在墨砚里濡湿浸“润”，继续为人写字作文。看来这位一生清廉的大学士，笔之待“润”，还真是燃眉之急呢。
奇特的“精神”润笔
在明代，有位文人叫祝允明(1461--1526)，字希哲，长洲人。他生下时六指，后来就自号“枝山”，又号“枝指生”。
他聪明早慧，五岁就能写径尺的大字，九岁时开始作诗。他博览群书，写的文章雄健有奇气，一挥而就，思如泉涌。他还善于书法，名闻四方。他有一个“怪癖”，每逢别人请他写文章，他便要先问：“文成之后，能见‘精神’否？”按当时习俗，“精神”乃是润笔费的代名词，士大夫不便言钱，便以“精神”二字代之。如果求文或求字者说，“没问题，已聊备精神，请先生笑纳”，枝山则慨然应允，满有精神地欣然命笔；否则，他就会没“精”没“神”，借故拖延或推辞不写。“精神”本是形而上的东西，在此却取代了实为“物质”，的金钱，奇则奇也，然而隐晦含蓄，若仔细揣摩，内中确也不乏几分机趣。顺便说说，这位祝枝山另有一“癖”，即贪酒好色。求他写字的人便投其所好，拿妓女来换。他也按“美色”的水准，为人写字，当然就不另收润笔了，时人讥之为“色润”。这亦算润笔“史”上一奇事也。据说见了妓女，祝枝山便来了“精神”。只不过此等“精神”，已为正直的文人学士所不齿了。当时的另一位文人桑思元(生卒年不详)，也特别有趣。有人求他写文章，不给他润笔费，只是同他讲交情、套近乎。他便直言相告：“我这个人平生从没有白写过一篇文章；换句话说，要见到银子才能洋洋洒洒，下笔有神。”然后话头一转：“不过，我说的意思并不是要你马上付钱。你可暂将白银一锭置放在我的书案上，让我能随时看见它，以鼓舞我写文章的兴致；等文章写完了再将银锭还给你。”此等“精神激励法”，实在有些奇特。也许“见银而文思泉涌”确也是桑作家的写作习惯，他是在“实话实说”；不过此话也可作另外的理解，这只不过是他讨要润笔费的一种迂回“战术”而已。试想，真到了成文之后，求文者还好意思要回银锭么？--对桑作家而言，那时候就已经是“精神”变物质了！
佯狂写丹青，不使“造孽钱”
明朝中叶的唐寅(1470--1523)，字伯虎，号六如居士，又号桃花庵主，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此人是着名的书画家，其诗、文亦佳。他性格狂放不羁，浪漫风流，鄙视道学，不遵礼教，人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我们在香港影片《三笑》即“唐伯虎点秋香”里领略过他的佯狂风采，虽是根据民间传说的艺术再创造，但其风流倜傥的独特韵致，亦可从中窥知一二。明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唐寅倚其才学，以乡试第一名考中举人。他一时更加佯狂，不拘小节，加之目中无人，又胸无城府，致招人嫉妒，甚至诟议纷起。在第二年的会试中。受富家子弟的牵连，又被朋友出卖，他被卷入了一场科举冤案，下了诏狱。获释后，被贬为浙江小吏。唐寅遭此打击变故，更加放纵。他愤而回乡赋闲，每天与乡里狂生纵酒高歌不事劳作。然生活无着，他便以丹青自娱，靠卖画的润笔所得维持生计，日子虽过得清贫些，但自觉比那些吮吸民脂民膏、专使“造孽钱”的贪官污吏，强似百倍。其时唐寅有诗云：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这首诗便是他泼墨丹青、悠然自得的精神写照；也是他鄙视官场、不同流俗的内心独白。此外，唐寅另有一诗，刻画他卖画为生的清贫生活：诗文书画总不工，偶然生计寓其中。肯赚斗粟囊砂少，也济先生一日穷。诗中不乏自嘲的意味，也蕴含一种安贫乐道的怡然自得。联系前面那首诗，他把官场薪俸一律斥之为不干不净的“造孽钱”，虽然偏激一些，却是为了衬托自己移情书画、斗粟济穷”的清高，其立意是可取的。他把所作书画列为目录，附上卖画所得的润笔钱数，订为一册，簿面书“利市”二字，含取之有道，吉利、喜庆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