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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唐寅当初蒙受冤屈无故遭贬,他认为“士可杀而不可辱”,故坚辞不就,宁肯赋闲回乡,靠卖画为生,体现了文人的骨气。他的后半生,实际上成了一名靠润笔维持生计的职业画家。远离官场,反而促进了他艺术上的日益精进,以至臻于成熟,最终在“文人画”派中独树一帜。他的画,凡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无一不精,尤以仕女画生动妩媚,自成一家。他与另三位着名画家沈周、文征明、仇英,被人合称为“明四家”,而他是其中被公认的“第一才子”。唐寅的佯狂醉酒、颓废厌世固不可取;然而他不就官职,不领官俸,不使人间“造孽钱”,靠自己的才气和书画润笔,活得清清白白,干干净净,倒也不失为洁身自好的书生本色。

作画慰“劳人”,高价卖富商

郑燮(1693--1766)号板桥,江苏兴化(今属扬州)人。是着名的“扬州八怪之一”。他的诗、书、画堪称三绝,盛名于世。

郑板桥不仅是一位“全才”型的艺术家,还是一位体恤民情、关心百姓疾苦的好官。他出身贫寒,四岁丧母,从小与劳苦大众有较多的接触和较深的感情。他在乾隆元年做了进士之后,先后当过范县(今属河南省)和潍县(今属山东省)的知县,使他有机会目睹民不聊生的社会下情。他曾作墨竹图题画诗一首: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郑板桥刚直不阿,恃才傲上;终因开仓赈济灾民而得罪上司,于乾隆十八年被罢官回家。他为含泪相送的潍县乡亲父老题赠《竹》画一幅,其诗曰: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郑板桥的这些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艺术思想和书画创作。他回到家乡扬州之后,泼墨丹青,卖画为生。对丑恶官场和为富不仁者的深恶痛绝和对下层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使他写下了这样的“艺术宣言”: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他把天下人划分为“劳人”(穷苦百姓)与“安享人”(上层富人)两大类,并且旗帜鲜明地宣布自己的艺术作品对前者是“用以慰”,对后者是“非以供”,是非清楚,爱憎分明。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这应当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郑板桥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何以叫“非以供”呢?那就是对有钱人么,我的字画就是要你出钱买,而且要你出够价钱,甚至出高价钱!有一次,一位富商求郑板桥写对联,郑开口要一千两银子,富商一再讨价还价,降至五百两。郑板桥笔走龙蛇,写了颇具讽刺意味的上联:“饱暖富豪讲风雅”,掷笔转身就走。富商追上来,请他写完下联,板桥讥日:“我要一千两,你只给五百两,一半价,一半联,货真价实,何须下联?”富商无奈,只得再补上五百两,郑板桥才挥笔写下了意味深长的下联;“饥馑画人爱银钱。”郑板桥就是这样嬉笑怒骂地“治”了一下这位“安享人”--既要你一联千金付高价,又要你忍受讥讽与难堪。对普通百姓呢?郑板桥则是另一种态度。清徐珂《清稗类钞》有一段《郑板桥倾囊赠人》,说他罢官家居后,“尝作一大布囊,凡钱帛食物皆置其中,或遇故人子弟及同里贫善之家,则倾囊与之”。这些囊中钱帛应是他卖画所得的润笔。郑板桥对贫善人家的慷慨解囊,也许就是他所说的“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吧。

郑板桥的“润格启事”

古时称为人写文章、写字作画所定报酬标准为“润格”,即润笔的“规格”;又叫“润例”,即付酬的“惯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定一个规格总比没有规格好。但古时候没有统一的出版管理机构,润笔多在民间流行,五花八门。买(文、画)方和卖(文、画)方又很难当面商定价格,于是有的画家(或作家)便自定“润格”。特别有趣的是清代书画家郑板桥的“润格启事”: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他还特意声明,必须“现金交易”: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银钱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这则“启事”把规格、尺寸、价钱,甚至付款方式、赊欠禁则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既方便了买方“量身定做”,又方便了卖方“量体裁衣”,真可谓两得其便。更有趣的是,他在“启事”的后面,还附诗一首: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他)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诗中再次强调他的“启事”是“真格”的而非戏言,请求画者勿再罗嗦斡旋。在“启事”的末尾,他还郑重其事地签名钤印,署上“乾隆己卯,板桥郑燮”八个字。这一则“润格启事”,明码实价,快人快语,活脱脱体现了郑板桥落拓不羁、表里如一的性格;既无“口不言钱”的伪君子气,又无虚与周旋的假道学味,而是幽默风趣、率真坦诚的地道的“板桥风格”,读之使人非但不会生厌,而只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润格”如此细致,“规则”如此清晰--这位留下过“难得糊涂”千古名言的大书画家,在事关自己劳动价值的“原则问题”上,他可是一点儿都不糊涂啊!清末另两位稍后于板桥的书画家范湖居士(周存柏)与退楼主人(吴平斋),对这则“启事”颇为心仪。此二人居然以郑板桥所定润格标准为“仿单”,一律以此为准,依例照行“不复增减”,既省事又便当。亦不失为一趣事也。

狗肉作润笔,盐商骗板桥

郑板桥善书,体兼篆、隶;绘画方面,他擅长兰、竹、石,尤精墨竹,以水墨写意为佳。他在世时名气就很大,世人以得到他的字画为幸事。郑板桥的字画并非每张都拿去卖钱。他有个奇特的嗜好,特别喜欢吃狗肉,认为其味道格外鲜美。有市井凡夫若是杀狗而送他一块狗肉,或请他吃一顿烹好的狗肉,他往往作一小幅字画回报之。反之,富商大户有时以重金买他的画,他若瞧不起此人,便不予理睬。当时扬州有一位盐商,家资巨富,几次托人求板桥书画,均未如意。虽辗转从他人手中购得几幅,终因无板桥本人题写的上款,在面子上觉得不光彩,于是想方设法欲得到板桥亲笔题签的字画。有一天,郑板桥到远郊出游。到一幽静处,忽闻有琴声甚美,遂循声而寻,则见竹林中有一庭院,颇为雅洁;入门见一位鹤发美髯的老者,正在悠闲地鼓琴自娱。一阵狗肉的香味扑鼻而来,原是一童子烹熟了狗肉,刚刚揭开锅盖。板桥大喜,忙问老人:“莫非你也喜吃狗肉么?”老人答日:“百味惟此最佳,先生若是同好,请坐下品尝。”板桥喜出望外,遂陪老人大嚼狗肉。酒酣肉饱时,板桥见其家中四壁空空如也,询问何以无字画,老人说:“赝品易求,佳作难觅呀。这一带惟有郑板桥名气最大,然老夫未曾见其真迹,不知是否名副其实。板桥笑答日:“你也知道郑板桥么?在下(本人)便是。今天吃了你的狗肉高兴了,可为你即席涂鸦。”老人便高兴地拿来纸墨笔砚。

板桥是性情中人,又借着吃了狗肉喝了酒有几分微醺的兴头,便一连挥毫留下好几幅字画。老人说:“贱字某某,请为题款。”板桥惊问日:“这不是本地某盐商之名么?”老人答日:“老夫取此名时此盐商尚未出世。同名何妨?同名不同流,清者清,浊者浊嘛。”板桥点头称是,于是援笔题款署名。老人执意要付些银钱,板桥说:“你的狗肉特好,可抵润笔钱了。下次还来吃呢!”遂与老人作别。过了几天,盐商宴客,通过板桥的朋友再三请他赴宴,板桥推辞不过,只好勉强前往。在盐商的客厅里,板桥看见四壁都悬挂着自己题签的书画,全是前日吃狗肉时为老人所作。他这才恍然而悟,知是老人为盐商所指使,自己则上当受骗。然而事已至此,板桥也无可奈何,只好“认”了。

“手散画资”与“窘于一钱”

清末画家韩李思(生卒年不详),号蝶斋,其貌丰伟高大,性格狂放,睥睨一切。他嗜酒如命,喝酒常常不带酒钱,醉了就拿衣服鞋子作“抵押”。酒家大都知道他是位画家,也不为难他。他当然不是没钱,他的画名气不小,泼墨游龙,烟云满纸,极为生动;偶写山水竹石,则浓淡佳秀,各得其致。所以他的画很好卖,所得润笔钱也不少。只是他把钱没当回事。有一次,有位高僧奉钱三万请他画像,他画后觉得不甚满意,迟迟未交。过了一个月,高僧前来讨画,他当即将画撕成碎纸,却宁肯典当衣物偿还那三万银钱。对于平日所得润笔,他边得边散,随手送与他人,送完为止。如此“手散画资”,可谓慷慨潇洒。另一位清末书法家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是清代晚期的碑学大师,草、隶、篆、行无所不工,其行书尤为一代之冠。他名气很大,那些达官贵人、巨贾富商用重金求取他的字,还往往弄不到手。有一次,何绍基到永州去拜访朋友杨翰,他走到城郊,感到肚子饿了,便到一家乡村饭店便餐。

当时,他的行李、盘缠都已由仆人预先送进城了,只剩下他孤身一人腰无分文地落在后面。吃完饭,他才想起钱没带在身上,没法付费。无奈,他只好照实说明没有带钱,并请求说:“我给你写一幅字挂在你店堂里,权当饭钱吧。”店主人有眼不识泰山,不知他是大名鼎鼎的何绍基,更不懂得他的书法的价值,左说右说,仍不肯答应。何绍基只好脱下外面穿的长衫作抵押,这才得以脱身。他见到老朋友杨翰说起此事,杨翰揶揄道:“想不到你何先生的书法名扬海内,碰上目不识丁的人,你也有连一顿饭都换不来吃的时候啊!平常一字干金,此刻却窘于一钱,两相对比,煞是有趣啊!”说罢两人开怀大笑。

风流大不拘,得钱也懒画

清末着名画家任颐(1840--1896),宇伯年,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别号山阴道人。他幼年从父学画,后师从名家,终于蜚声画坛,成为一位全才型画家。他的画师承明清着名画家陈老莲、八大山人,于人物、肖像、山水、花鸟无所不精,技法常有独到之处,所为写照,栩栩如生,为世人所珍爱。稍后些的晚清着名画家吴昌硕(1844--1927),称赞任伯年的花卉“如风露中折来,百读不厌”;当代着名画家徐悲鸿则赞誉其《翠鸟图》“全幅皆美,无懈可击”。徐悲鸿并着有《任伯年评传》,对其推崇备至,认为任伯年的画独树一帜,辉煌于十九世纪的中国画坛。就是这么一位才华横溢的大画家,在性格上却有其致命的弱点:以名士风流自居,孤高狂傲,不拘小节;加之生性疏懒,又受晚清的“时尚”影响,染上了抽大烟(鸦片)的恶习,因而更加懒于作画。虽然求画者加倍送给他润笔画资,他还是满不在乎,很少动笔,甚至连谁人付的画资、付了多少也常常被他遗忘。以致“画债”堆积,他也未曾一“偿”。如此“德性”,常常被人讥议。有一天,文士戴用柏、杨伯润路过任伯年的家门,看见一个学徒模样的人倚门哭泣。问其原因,学徒说:“店主前次命我送润笔费到任先生家,求他作画。但是时间过了几个月,我白跑了几趟,还是没拿到画。店主怀疑是我贪污了画资,所以任先生不肯作画。天大的冤枉啊!今天店主又叫我来取画,说如果取不到画,就要打我,甚至辞退我。但今天任先生仍不肯作画,我无法交差,怎能不悲伤呢!”二人听了很生气:“接了人家的润笔钱,又不给人家作画,名士就可以如此不讲信誉么?”二人边说边闯进任家大门,见任伯年正在卧榻上抽大烟,便大声喝问道:“你得了人家的润笔钱,迟迟不为人作画,致使学徒啼泣,无法交差。道理安在?”任伯年见这俩人前来打抱不平,只好起来作画。戴与杨一个为他铺纸,一个为他磨墨,任伯年援笔濡染,很快将两幅画作好。学徒拿到画,高高兴兴向主人复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