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危机发生时，艾森豪威尔在丹佛休假，而杜勒斯正前往马尼拉，准备签署《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等人极力主张“保卫”这些沿海岛屿，他们建议授权蒋介石进行“反击”，美军也参加作战。但是，国防部长威尔逊、副国务卿史密斯及陆军参谋长李奇微等则持反对意见。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也不愿冒与中国开战的风险，不愿再进行一场朝鲜战争，认为这会损害美国在欧洲及全球的利益。同时，参议院和美国的欧洲盟国也反对美国这样做。最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把中国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由联合国出面处理。但是为了安抚蒋介石，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同意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12月2日，杜勒斯与叶公超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把台湾纳入了美国的保护范围，但同时也迫使蒋介石接受不得单方面进攻中国大陆的协定。
为了反击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1月18日一举解放了大陈列岛的外围据点———一江山岛。为阻止中国解放台湾的进一步行动，1月24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咨文，要求授权使用美国武力保卫台湾、澎湖列岛，以及与台湾和澎湖列岛“密切相关的地区”。几天之后，参议院通过了决议案，授权艾森豪威尔视情况对金门、马祖等中国沿海岛屿采取行动。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也希望能劝说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退，以免事态扩大，导致中国大陆采取解放台湾的进一步行动。蒋介石只同意从大陈岛撤退，而坚决不肯放弃金门、马祖。1955年2月，美国第七舰队派出飞机、舰艇及海空人员，把国民党的3万余军人和居民撤走。中国人民解放军于2月12日在大陈岛登陆，2月下旬，浙江省沿海岛屿全部被中国政府收复。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在军事上扩大行动，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暂时过去。
但是，自1955年3月3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生效之后，美国加强了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并于1957年5月在台湾部署了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蒋介石也加紧准备“反攻大陆”，并频繁对大陆沿海进行骚扰和破坏活动。到1958年夏天，蒋介石在金门、马祖的军队增加到10万。为了打击美、蒋的嚣张气焰，粉碎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政府决定炮击金门、马祖，准备收复这两个岛屿。于是，从1958年8月23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进行了猛烈炮击，是为第二次台海危机。尽管中美双方态度坚决，措辞强硬，但双方都有一个底线，就是不与对方发生正面的直接作战，这使得危机没有升级为更严重的战争。两次台海危机的结束，并不是“战争边缘政策”（brinkmanship）的成功，连杜勒斯自己都说，危机的结束“与其说是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国务卿的外交技巧，不如说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谨慎和我们的运气”①。
对国际事务一向有浓厚兴趣的尼克松，对两次台海危机也很关注。第一次炮轰金门的时候，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休假，尼克松主持了1954年9月9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台湾海峡形势的发展状况。讨论虽然热烈，但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都不在场，不可能做出任何决定。而在台海危机的过程中，尼克松参加了每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此问题的讨论。他虽然也赞同不要直接干预，但认为台湾外岛的丧失，会产生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后果，并坚持有可以选择的方案。尼克松建议不宣布什么决定。他把外交事务比做一场游戏，说如果中国对美国可能做出什么反应不确定的话，有可能不敢轻举妄动，所以美国的做法可以是像玩扑克牌一样，“让对手去猜”②。
在公开场合，尼克松自然是站在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相同的立场上，为政府的政策辩护，甚至有些过激的言论。例如，1955年3月10日，杜勒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汇报他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台湾海峡问题的讨论，谈到了包括是否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问题。会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卡特勒拟定了一份相关的机密文件，内容是赞成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观点，即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像（使用）其他军需品一样”使用核武器，这份文件并没有公开。而3月17日尼克松在芝加哥语出惊人，说“战术核武器现在已经是常规性武器，任何发动侵略的国家都将是它使用的对象”，并警告中国不要轻举妄动。张少书认为，杜勒斯是从公关和宣传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而尼克松的这些话则意味着“阻吓共产党人的同时，让美国人民对核战争有心理准备”①。尼克松的此番话至少是引起了不必要的恐慌。
①Chang，Friends and Enemies，p. 142.
②FRUS，1952 -1954，Vol.ⅩⅣ，pp.622 -623；Nixon，Six Crises，p.273.
在1958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中，尼克松支持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的“保卫”金门、马祖的主张，但却不合时宜地把矛头指向杜鲁门和艾奇逊。9月6日，前国务卿艾奇逊评论美国似乎正在走向与中国开战的危险境地，在这个问题上，政府时而头脑发热，时而漠然视之，是对美国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对此，尼克松在同日发表谈话说：美国在远东政策上再也不会犯比表现为“纸老虎”更大的错误，“因为与独裁者打交道，不能以弱示人，乞求和平，而只能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保持强硬”。他还指责艾奇逊的对外政策导致了战争，而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政策带来了和平②。对他的这番话，连杜勒斯都感到过分了，因为他并不想使复杂的台湾问题与即将进行的大选扯上关系。杜勒斯在回答记者时申明，他不愿意看到外交问题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的竞选演说中进行辩论。这话显然是针对尼克松的。10月1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也表了态：“我赞成......外交政策应超脱于党派竞争之外......有人提出责问，就要有人应答，我相信......从长远来说，这种事情越少，对美国在全球的最大利益越有利。”③由此可见，尼克松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使他很难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决策中发挥作用。
在两次台海危机之间的1956年7月，尼克松再次访问了台湾。他向蒋介石通报了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立场，以及美国公众的态度。他没有提到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的分歧，只是说在美国有一些专栏作家和电视评论员在敦促美国改变政策，不过，他安慰蒋介石说这些声音对美国最高决策层没有产生影响，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态度一如既往，没有改变。他还向蒋介石保证美国将恪守它与台湾签订的条约义务。在中国进入联合国与对华贸易的问题上，尼克松说美国的立场也没有变，虽然政府受到一些压力，但美国将顶住压力，继续采取强硬立场①。尼克松的以上表现再一次显示出他坚决反共反华，也安定了蒋介石的心。但事实上，尼克松在这个时期，在对外政策上，在私下里已经有了一些理性的思考。
①Chang，Friends and Enemies，pp. 127 -128.
②Congressional Quarterly，China and U. S. Far East P0licy，1945 -1966，p.87.
③Public Papers 0f President Eisenh0wer，1958，pp.740 -741.
五、尼克松早期中国观的矛盾性与两面性
在尼克松早期的政治生涯中，反共产主义是他的基本思维模式和行为特征。他这个时期的几乎所有政治活动都贴上了反共产主义的标签，而且每次都给他带来了成功。那么，尼克松为什么会反共？完全是政治的需要还是出于信仰？反共产主义在他的竞选活动中是否是决定性的因素？
尼克松首次在国会选举中赢得胜利，反共产主义旗号是他的王牌。那么，这是尼克松无端生事，还是顺应时事呢？按照1946—1952年尼克松竞选国会议员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弗兰克. E.乔根森的说法，在那个时候，共产主义问题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人们对此“怕得要命”，尼克松不过是抓住了人们心理上的恐惧。同时，乔根森认为，尼克松的确相信应当反对共产主义，而不是只当做政治上的权宜之计②。但瓦米克. D.沃尔坎等人则认为尼克松“通过捏造事件、利用人们心理的恐惧”掩饰了他的政治目的。与尼克松同时代的国会议员威廉. F.诺兰的女儿把尼克松描述为一个总是选择对其最有利的立场而经常玩弄“政治手段”的人。艾特肯不同意这种说法，而认为尼克松“一直呼吁阻止苏联扩张并始终走在前列”①。尼克松本人在其回忆录中则说：“在1946年的竞选中，共产主义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②这就很难解释他为什么要在竞选中大肆宣扬反共。
①FRUS，1955 -1957，Vol.Ⅲ，pp. 397 -399；pp.402 -403。
②Frank E. Jorgensen，“The Organization of Richard Nixon"s Congressional Campaigns，1946 - 1952”，in 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Earl Warren Oral Hist0ry Pr0ject（Berkeley，Cal.：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0），pp.12 -13.
以上说法实际上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夸大了当时人们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恐惧，另一种认为反共产主义仅仅是尼克松出于政治功利主义而找的借口。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一方面，美国的左翼工人运动虽然曾经有过轰轰烈烈的时期，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也曾经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到3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左翼社会主义运动逐渐走向低潮。另一方面，虽然共产主义思潮在美国一直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但惨烈的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民所关心的是如何回复正常状态，如何提高生活水平。因此，对于当时尼克松面对的大多数选民来说，他们并不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美国现存制度的严重和迫切的威胁，对媒体报道的零零星星的所谓赤色事件并不在意。
尼克松在他的竞选活动中把反共作为一个重要主题，在别的候选人忽视这个问题的时候予以强化，将过去的“恐赤潮”与当时的冷战气氛相提并论，从而唤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注意。格尔曼认为尼克松作为美国第81届国会中共和党反共产主义的发言人，是“出人意料”的，因为他“在进入国会之前对苏联威胁的问题只有非常模糊的认识”。同时，格尔曼也承认，尼克松“最大的财产”是他靠希斯案件起家的反共立场③。这也正好说明尼克松的反共立场是带有功利性的，是用来为其政治利益服务的。尼克松相信，政治与商业一样，要想出人头地，就要不择手段，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所以，反共产主义成为尼克松最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而攻击杜鲁门和艾奇逊是他最卖力的事情。尼克松举起反共产主义的大旗，就是要借此手段，达到竞选胜利、进入政坛的目的。
①Volkan，et al.，Richard Nix0n：A Psych0bi0 raphy，p.56；Aitken，Nix0n：A Life，p.120.
②William Knowland File，“Remembering William F. Knowland”，（Berkeley：1981），The Bancroft Libra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p.16；Nixon，RN：Mem0irs，p.41.
③Gellman，The C0ntender，p. 107，p. 263，p.313.
当然，他对竞选活动的良好组织，他的勤奋肯干，以及年轻新锐的朝气，也有利于他的取胜。欧文. F.格尔曼认为，尼克松的胜利是正常的、合情合理的，原因不仅是沃里斯的竞选活动做得不好，而且是尼克松对介于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和战后时代的到来之间“日益明显的综合因素做出了反应”。尼克松支持继续实施新政的大多数政策，但要求停止它的那些“不好的做法”。因此，尼克松的获胜，不仅是因为在这个时候，占压倒多数的选民赞同尼克松的反共产主义的观点，而且，正如尼克松的竞选广告所说，“1946年11月是引领变革的时代”①。格尔曼过分强调了尼克松在当时的洞察力，对尼克松有拔高之嫌，但是，他的研究提供了不少事实材料，说明尼克松的胜利并不完全是侥幸和投机取巧。在竞选中，尼克松不仅精心准备，而且非常努力。他一户户地去敲门，在大街上与人交谈，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有人愿意听，他就会对人讲。他的竞选工作进行了10个月，而沃里斯只搞了两个月②。所以，努力工作也给了他丰厚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