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6年到1951年，从击败沃里斯到指控艾斯拉兄弟，从调查希斯案件到战胜道格拉斯夫人，尼克松的四次辉煌胜利都得益于他的反共产主义立场。尼克松在赢得这些胜利之后，把反共产主义的策略奉为制胜法宝，不断在实践中重复使用，并一再取得成效。尼克松的反共产主义立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他灵敏的政治嗅觉告诉他，反共产主义会给他带来政治上的好处；二是时代的烙印。从国际形势来看，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发表铁幕演说，奏响了冷战的序曲，美苏关系日益紧张，它们在欧洲的争夺已经十分明显。反共产主义不仅迎合冷战形势，而且能够有效地攻击罗斯福新政中的偏左政策，进而反对其继任者———民主党的杜鲁门政府。因此，反共产主义是共和党重振声威并夺回丧失多年的执政权的政治利器之一。在尼克松到华盛顿履新之后，他又用这一策略，在国会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职位上做出了惊人的“成绩”。尼克松开始了他灿烂的政治生涯，而反共产主义也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资本，这就决定了这个时期他在中国问题上的观点。
①Gellman，The C0ntender，p. 88.
②Gellman，The C0ntender，p. 452.
在担任副总统的八年期间，虽然尼克松在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上没有起过什么重要作用，但对他个人来说，这段经历非常重要，那就是他看到了外交事务的复杂性，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划线那么简单。这段时期，尼克松在对华政策的立场上也表现出明显的矛盾。在公开场合，尼克松树立的是反共斗士的形象，但在私下里，他有一些理性的思考和现实的判断。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指责民主党政府“丢失了中国”，但实际上，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于是否改变或怎样改变其前任民主党政府的政策也颇费脑筋，其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也就此多次讨论了远东政策问题。在这些会上，尼克松的态度与他在公开场合不同，对某些问题，他有理性的思考。尼克松在公开场合与私下言论中的不同看法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公开表明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同时，尼克松并不看好台湾“反攻大陆”的计划
作为政府高级官员访问亚洲归来之后，尼克松在1953年12月23日召开的第177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汇报了他此次亚洲之行。对于台湾，尼克松说他惊异地看到台湾的国民党正在努力使人们相信它已经改变了，不再是当年那样的腐败，并且正在为“反攻大陆”做准备。他说，台湾的情况比他想像的要好，没有“滥用美援”，而且“士气高昂”。不过，尼克松仍然认为台湾没有希望“光复”大陆。尼克松没有介绍他与蒋介石的会谈和蒋介石的“反攻大陆”的计划，而认为台湾只能是“海外中国文化的载体和标志”①。
（二）在鼓吹美国坚决与共产主义决战的同时，尼克松也呼吁与中国开展贸易
也是在第177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尼克松谈到关于中国的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美国应当和其他国家一起，制订一项用军事手段推翻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计划。持这种观点的仅是少数。另一种观点是认为中国本来有可能走南斯拉夫铁托式的道路，但在朝鲜战争以后，这种可能性已经很小了。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英国的职业外交官，包括香港总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爵士。尼克松还介绍了葛量洪的观点，即：红色中国不会消失，因此一定会逐渐被国际大家庭所接受；联合国应当接纳中国；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对华贸易应当恢复；而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应当回归中国。同时，2 200万海外华人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因此，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和美国与苏联的关系一样，必须是冷静的、正确的②。尼克松虽然没有说他是否赞成葛量洪的观点，但这一观点显然对他是有深远影响的。1956年尼克松访问香港时，曾会见了葛量洪。尼克松告诉葛量洪，他认为保持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交往是重要的，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贸易，因为，要做生意的话，“在双方签订合同之前，中国人和美国人......将不得不彼此接触”。葛量洪对尼克松的此番温和的言论印象十分深刻③。
①FRUS，1952 -1954，Vol.ⅩⅣ，pp.346 -349.
②FRUS，1952 -1954，Vol.ⅩⅣ，pp.346 -349.
③Alexander Grantham，Via P0rts：Fr0m H0n K0n t0 H0n K0n （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5），p. 177；Chang，Friends and Enemies，p.111.
此外，尼克松还说，从争取由中国内部而不是外部推翻其政权的愿望出发，美国可以采取遏制与经济封锁的政策，但是，他认为这样做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他认为，虽然共产党很难赢得那些有着几千年传统观念的老人们的心，但是吸引了千千万万中国国内及国外的年青人的支持。因此，尼克松认为，现在看来，推翻这个政权的可能性比美国所希望的要小。他还提出一连串问题：“在朝鲜问题解决以后，我们如果还要考虑继续实行经济封锁的政策，我们负担得起吗？我们能够顶住来自盟国和中立国的压力吗？”所以尼克松建议，继续实行遏制和孤立的政策，但允许进行贸易。他认为贸易问题必须考虑，因为它将是不可回避的。在尼克松看来，美国可以在不承认中国的情况下，与中国进行贸易①。在1954年4月13日的另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在讨论是否“通过某种形式的贸易”去影响现存的中苏关系的问题时，尼克松再次强调对华贸易的必要性。他说美国直到1937年（实际上应该是1933年）才承认苏联，但在此之前，美苏贸易已经有了相当规模。他又说，美国现在还不能承认中国，但他觉得没有理由不将扩大对华贸易作为一个契机，并认为现在“是时候坐下来决定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水平的贸易最符合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利益”②。
（三）在坚持反华立场和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同时，尼克松认为还有其他选择
在1954年8月18日的第211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尼克松提出了一个奇怪的概念：“强硬共存”（tough coexistence）③。他同意杜勒斯的观点，认为要对现存的美国对华政策做出改变还不是时候，但他相信中国是美国的亚洲政策中的关键问题，中国“是亚洲的巨大动力”，因此，“我们值得花上一个月的时间来下决心看如何处理中国问题”。他还说，“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最后的决定，即对共产党中国采取强硬还是软弱的政策”。他认为，在未来25—50年里都不能采取软弱的政策，因为软弱的政策“只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在亚洲的完全统治”。所以，美国的政策不是在战争或共存两者之间选择其一，而是第三种选择，那就是他所谓的“强硬共存”，一种介于战争和绥靖之间的政策。他解释说，将政策限定为要么战争，要么共处，意味着“兵戎之下谋求和好”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他的“强硬共存”则是“拒绝战争，但决不姑息”。
①FRUS，1952 -1954，Vol.ⅩⅣ，pp.348 -349.
②FRUS，1952 -1954，Vol.ⅩⅣ，pp.408 -411.
③FRUS，1952 -1954，Vol.ⅩⅣ，p. 528.
（四）在认为中国是苏联的傀儡的同时，尼克松也注意到了中苏分歧的一些苗头
50年代末，中苏关系中的不和谐露出水面，尼克松认为中苏之间最终会走向分裂，如果美国采取软弱的政策，将会使中国统治亚洲，因此，一般意义上的和平共处政策是行不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应该与中国开战，所以，他认为“强硬共存”从长远来说是在中苏之间打入一个“楔子”的最佳方案①。尼克松对中苏关系十分重视，当苏联领导人米高扬1959年1月访问美国时，尼克松甚至在其用餐时都在就中苏政策分歧的问题“打搅”他②。当然，尼克松真正认识到中苏分歧对美中关系的价值，要等到60年代后期。
公开的立场与私下的言论，哪一个更能反映他的思想本质呢？这的确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政治家通常会掩饰他们的真实想法，而根据形势的需要来应对公众。但是，事实终归是事实。公开的立场和私下的声音，是他们出于不同动机而选择的表述方式。
尼克松的立场与美国共和党政府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而他的观点则充满矛盾。尼克松的“强硬共存”基于两个判断：一是中国的共产党政权短期内不会垮台；二是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国际力量，美国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尼克松的意思并不是说美国应该与中国和解或对中国友好，但他的确认为不应该诉诸战争。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实际上也是赞同这一观点的。如美国学者南希. B.塔克指出的，杜勒斯寻求一种迫使中国垮台的强硬路线，但他的政策从来不像他口头上说的那样僵硬死板，他“从其亲密顾问们的洞察中获得益处，他们较为温和的观点使他决定实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并最终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而且，艾森豪威尔在对华政策上也是力图避免与中国直接冲突并显示出了“较多的灵活与谨慎”①。尼克松没有再对他的观点做进一步的阐述，但可以看出，尼克松观点的核心不是是否要对付中国，而是如何对付中国，这种思考在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中一直没有泯灭。
①FRUS，1952 -1954，Vol.ⅩⅣ，p.536.
②Chang，Friends and Enemies，p. 209.
尼克松的“强硬共存”实际上是想要走一条中间道路，这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十分幼稚的。既然美国把中国视为“邪恶的”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冷战中的“敌方”，它就不可能以平等和自然的国家关系去对待中国。“共处”意味着彼此能够包容或容忍对方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信仰，而“强硬共存”仍然没有抛开意识形态的藩篱，也就不可能有沟通与合作的可能。
总的看来，到50年代后期，尼克松虽然在公开场合仍以反共斗士的形象出现，但他的反共“势头”已有所减弱。杜鲁门就曾经对尼克松副总统的反共立场做过这样的评价：
有记录显示，在成为副总统后，尼克松先生再没有花上5分钟去揪共产党，哪怕是扫一眼床底下，看看有没有带刺的布尔什维克藏在那里。1954年选举以后，当红祸问题失去魅力时，尼克松先生将此事抛之脑后了。......至此，历史上最伟大的间谍探子遗憾收场了。尼克松先生和他的同伙拿美国人民的信任开了个玩笑②。
①Nancy Bernkopf Tucker，“A House Divided：The United States，the Department of State，and China”，in Cohen and Iriye，ed.，The Great P0wers in East Asia，1953 - 1960，pp.54 -55.
②Speech Notes（no date is given，but the contents make it clear these were written in 1960）：“The Case Against Richard Nixon”，p. 14，Papers of Harry S. Truman，PostPresidential Files，Harry S. Truman Library.
杜鲁门的评价虽然带有明显的党派偏见，但也反映出尼克松反共立场的变化及其政治风格。一方面，在尼克松进入政坛之时，冷战伊始，美国国内也出现了反共产主义的狂热，麦卡锡主义就是这种思潮登峰造极的标志。尼克松是一个识时务的人，是一个很会跟随潮流的人，他选择反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坐标，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征是吻合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一旦借助反共产主义的声誉成为共和党的议员之后，他就必须维护共和党的利益，为其国内外政策辩护。总的来说，50年代初，共和党成为在野党20年之后，最主要的目标是要重返白宫，夺回执政权，同时，它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它过去的大市场和盟友———走向共产主义，而要竭力阻止这一情况的发生。作为共和党的政治新星，尼克松为共和党在1952年总统选举中获胜立了功劳，他所持的立场和采取的行动与共和党的利益也是完全一致的。但另一方面，尼克松也是一个精明的政客，他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理性的分析。他私下对一些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还是很有见地的。不过，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尼克松总是随着政治的风向标摆动，以政治的功利去确定自己的政治态度。在担任副总统的8年期间，尼克松既得到了信心，也膨胀了野心，并得到一次可能使他在仕途上再登高一步的机会，这就是在1960年竞选美国总统，可等待着他的将会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