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1968年）
1960年的总统选举是尼克松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竞选失败后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政治前途，并认真地审视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肯尼迪总统虽然已经意识到美国的对华政策需要调整，却没有来得及去做。继肯尼迪之后的约翰逊总统也明白美国的对华政策迟早需要改变，但由于美国一步一步地陷于越南战争，中国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双方没有可能改善关系。不过，肯尼迪和约翰逊的政策已经留出了改革的空间。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为60年代后半期“新尼克松”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创造了条件。
一、1960年大选
1960年7月27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芝加哥召开大会，提名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则提名参议员约翰·肯尼迪为总统候选人。尼克松要在这次竞选中获胜，相当不容易，因为肯尼迪有着很强的经济支持，他的自由主义观点在美国的北方地区有很大影响，同时，与肯尼迪搭档的副总统候选人林登·约翰逊在南部也颇有人缘。
尼克松相信他自己最大的优势是其8年的副总统生涯和在外交事务上的经验。可是，在竞选前的一次记者会上，当有记者问艾森豪威尔总统，尼克松在他的政府中到底做过什么有价值的决策并“仅举一例说明”时，艾森豪威尔脱口而出的话是：“如果你给我一周时间考虑，我也许能给出一个例子！我不记得了。”艾森豪威尔当时说这话主要是因为被记者一次又一次的追问搞得很恼火，并且他的意思是他将在下一次的记者会时再来回答这个问题。但他的“出言不慎”却使尼克松非常尴尬，因为公众从艾森豪威尔的话中感到的是他没有全力支持尼克松，再加上舆论的渲染，这件事给民主党提供了好机会①。
1960年9月26日，尼克松与肯尼迪进行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电视直播的竞选演说，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电视直播的总统竞选辩论。在电视屏幕上，肯尼迪英姿勃发，冷静沉着，举止得体，风度翩翩，而尼克松因刚刚病愈，又拒绝化妆，所以看起来面色苍白，固执呆板，冷若冰霜，在外在形象与个人魅力方面，尼克松已经输给了肯尼迪。直播节目中又有人提到艾森豪威尔对他的评论，使尼克松无言以对。尼克松输掉了竞选中的第一个战役，他决定发起反击，使出他的“杀手锏”———反共宣传。
尼克松在竞选中自然是坚持共和党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即反对承认中国，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在电视辩论之前的9月22日，肯尼迪和尼克松在书面回答报界关于各自的立场时，都对中国问题表了态。当被问到在什么情况下，他们会赞同承认中国时，两人都说鉴于中国的现行政策，他们反对承认中国。之后，在两人进行的一系列电视辩论中，尼克松把对华政策问题作为了重要论题之一。10月7日，在谈及是否有必要“保卫”金门、马祖时，肯尼迪认为使美国冒险卷入战争“是不明智的”，不值得为这两个“没有战略防御意义”，并对“保卫”台湾并不重要的岛屿而冒引致世界大战的风险。而尼克松却说“这不是几乎没人居住的两个小岛的问题”，而是一个原则问题，因为这两个岛是属于“自由世界”的，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拥有”这两个岛屿，美国不应该强迫它的国民党盟友放弃它们，并将其拱手让给共产党。这样做，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按照尼克松的说法，中国政府的目的不在于这两个岛屿，而在于台湾本身。10月9日，尼克松甚至说中国的共产党政府想要的是“整个世界”。他反复强调，他反对在外交上承认中国，也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①。以上言论足以说明尼克松在这次选举中仍然高举反共大旗，积极反华。
① Ambrose，Eisenh0wer，p.600，p. 601；Aitken，Nix0n：A Life，p.284.
在随后的几天里，尼克松继续攻击肯尼迪的主张是怯懦的表现，说民主党在外交政策上的模棱两可已经导致发生了美国将中国“丢失”给共产党以及朝鲜战争的悲剧。尼克松向选民保证，如果他当选，他将“不会把自由世界的一寸土地交给共产党”。最后，尼克松还攻击肯尼迪与艾奇逊、史蒂文森一样，都是国务院里有糊涂想法的那一类的人。肯尼迪反驳说，尼克松在对待世界事务上一向缺乏谨慎，在外交事务上是“冒险者”，在国内事务上则是一个保守派。尼克松在1954年曾支持向印度支那派兵，那简直就是“蛮干和鲁莽”的行为。尼克松无法在这个问题上回击肯尼迪，却说只要肯尼迪持“根本错误”的观点，他就要使关于金门、马祖的问题作为竞选中的一个话题，继续与肯尼迪辩论，还把这两个岛屿称作是“自由的标志”②。
①United State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Commerce. Freedom of Communications；Final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Commerce，United States Senate/ Prepared by Its Subcommittee of the Subcommittee on Communications，Pursuant to S. Res. 305，86th Congress，PartⅢ：The Joint Appearance of Senator John F. Kennedy and Vice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and Other 1960 Campaign Presentations（Washington D. C.：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1），pp.163 -164，p.206，p.428，p.573.
②Matthews，Kennedy＆Nix0n，pp. 160 -162.
显然，尼克松在这次选举中，仍然顽固地坚持反共反华的立场，这主要是因为尼克松在与肯尼迪进行一场艰难的政治角力，为了赢得胜利，他无所不用其极。反共产主义既是他多年来树立起来的声誉，也给他带来过数次成功，因此，他故伎重演，毫不令人奇怪。只是，这一次他不走运了，在已经变化了的时势下，在麦卡锡主义已经被唾弃之时，反共产主义已不具备冷战初起之时的“魔力”了。当然，这并不是惟一的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尼克松声称将继承艾森豪威尔的传统，继续推行上届政府的各项政策，而没能提出在内政、外交方面的任何新的政策设想。经历了8年共和党执政的美国人，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新的面孔和一套新的行政班子。结果，肯尼迪以微弱优势赢得大选，入主白宫。
尽管尼克松也曾怀疑这次竞选有不公正之处，但他不得不接受落败的事实，考虑自己的将来。尼克松回到加利福尼亚，重操律师旧业，但心里仍然系念政治。在1962年竞选加州州长失败后，尼克松曾宣布再也不涉足政治，但实际上，他并没有从心里放弃他的政治梦想。在野期间，尼克松十分关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对外政策，他对美国一步一步地陷入越南战争有一种复杂的态度和心情。尼克松也注意到了肯尼迪与约翰逊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某些细微的变化。他表面上不声不响，冷眼旁观，但内心却在暗下决心，寻找机会，以图东山再起。同时，他也渐渐修正了自己的某些观点，他在中国问题上的看法也在悄悄地改变。
尼克松在后来任总统时在对华政策方面的突破是他的中国观的一个分水岭，但是，正如约翰逊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小詹姆斯. C.汤姆森在1972年所写的，“在现代中美关系的历史中，前几十年里已经播下了种子，这些种子的源头和发展是值得书写的篇章，至少也是一个大注脚”①。的确，历史有其延续性，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对华政策对后来尼克松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不是毫无意义的。这些政策为尼克松提供了启发，也提供了机会。
①James C. Thomson，Jr.“On the Making of U. S. China Policy，1961 - 9：A Study in Bureaucratic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50（April/ June 1972）：p. 220.
二、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
肯尼迪的民主党政府上台以后，自然要确定其外交政策的目标，然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问题上，都不可能彻底放弃旧的政策，另起炉灶。在美国两党制度下，两党的根本利益并无冲突，但新上台的政府又必须在具体政策上有所调整，以示不同于前任。而当时肯尼迪政府在亚洲事务中面临比艾森豪威尔时期更为复杂的局面。总的看来，肯尼迪政府在亚洲主要面对四个问题：一是印度支那问题。肯尼迪政府力求支持南越打垮北越的共产党政权，同时又力图不必向越南派出大批美国的地面部队，并要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二是承认中国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经过十几年的阻挠、拖延，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不可回避。三是如何对待中苏分歧的问题。四是中国独立发展核力量的问题①。这些问题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有些政策已被考虑进行调整；而有些政策则是暂时没有考虑更改的。
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8年以来，已经确立了孤立和遏制的对华政策。到肯尼迪上台时，不承认中国，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肯尼迪知道自中国“丢失”以来，共和党对民主党进行了猛烈攻击，因此，他必须要慎重对待。但与此同时，肯尼迪也注意到自50年代中期以后，在国会以及政府中出现了虽是少数却有一定影响的要求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呼声。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汤姆森. J.多德汇集了其他一些参议员的意见，提出了促进对华贸易的建议。在国务院，来自罗得岛的民主党人、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西奥多. F.格林也致函艾森豪威尔，说他相信“美国或迟或早总要承认中国的人民共和国”。也有自由派人士呼吁美国重新考虑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①。
① 关于肯尼迪的越南政策，参见Lawrence J. Bassett and Stephen E. Pelz，“The Failed Search for Victory：Vietnam and the Politics of War”，in Thomas G. Paterson，ed.，Kennedy"s Quest F0r Vict0ry：American F0rei n P0licy，1961 - 1963（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 223 -252；George C. Herring，America"s L0n est War：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 - 1975，3rd ed.（New York：McGraw-Hill，1996），pp.81 -119。
1958年的台海危机结束后，在华盛顿的政府决策班子中，有不少人开始谈论是否应当重新评估美国的对华政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并非在走向垮台，而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几乎没有可能“光复”大陆。更多的人担心如果国民党发动与中国大陆的战争，很有可能把美国拖下水。1959年，加利福尼亚参议员克莱尔·恩格尔呼吁采取行动，调整与中国的关系。同年，国会委托旧金山的一家研究公司———康隆公司对美国的亚洲政策进行研究。应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邀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罗伯特. A.斯卡拉皮诺主持了这项研究，最后提出了一份很有影响的《康隆报告》。这份报告提出抛弃旧有的孤立中国的政策，并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中国和美国发展非官方的文化交流，并就未来两国关系进行非正式的接触和讨论；第二步，如果这些尝试取得成果，美国就可以放松与中国的贸易，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并与中国建立某种形式的官方关系②。1959年12月，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也做了一个报告，敦促美国修改对华政策。新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威利也提出重新考察美国的对华政策。1960年，一些教会组织和其他组织也提出了各自的报告，促使美国政府调整对华关系③。
①Dulles，American F0rei n P0licy t0ward C0mmunist China，p.168.
②Stanley D. Bachrack，The C0mmittee 0f One Milli0n：“China L0bby”P0litics，1953 -197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p.152 -156.
③Rosemary Foot，The Practice 0f P0wer：U. S. Relati0ns with China Since 1949（Oxford：Clarendon，1995），p.94；Thomson，“Making of U. S. China Policy”，p.221.
在民主党人中，被称为美国自由主义代言人的切斯特·鲍尔斯自其在杜鲁门总统时期担任美国驻印度大使以来，一直十分关心美国的对华政策。50年代，他强烈反对杜勒斯以“关门”政策向中苏联盟施加压力的做法，而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急需改变。他和他的前助手小詹姆斯. C.汤姆森意见相同。汤姆森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后来成为肯尼迪时期国务院远东事务特别助理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他对共和党的对华政策予以猛烈抨击。1960年4月，鲍尔斯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中苏两个共产党之间“源于两个国家文化上、经历上和领导风格上的巨大差异”，存在着“深深的、潜在的分歧”，中苏关系不是“牢不可破的、坚如磐石的和永不改变的”。因此，鲍尔斯敦促美国采取“两个中国”的政策，并认为这一政策既能保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同时也能灵活地对待中国大陆，包括开展对华贸易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