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他的任何打算都戛然而止。如果没有遇难，肯尼迪是否会在其对华政策上有所突破，已是一个永远没人知道的谜。直到肯尼迪逝世之时，肯尼迪政府还没有任何在对华政策上的实际调整。如美国学者詹姆斯·费策尔所指出的，肯尼迪及其助手们在对华政策上希望采取灵活态度的愿望，“还没有达到寻求调整政策或修正认为中国是（世界的）威胁的那种占上风的观点的程度”。张少书认为，肯尼迪从未“严肃认真地考虑过”推进“同时与中国和苏联改善关系”。南希·塔克认为没有迹象表明肯尼迪打算承认中国①。俄罗斯学者诺尔曼·科恰夫（Noam Kochavi）认为，在肯尼迪政府时期，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没有为建立新的中美关系做好准备，并且改变政策的机会“显然不存在”②。牛大勇认为，其主要原因是“这个时期根本改变中美敌对关系的国际大战略格局尚未形成”③。
但是，没有人知道如果他活着，情况又会是如何。其实，在肯尼迪任内有限地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因为肯尼迪政府确实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考虑和研究，很有可能去探索某种方式的解决。肯尼迪曾经对不止一个白宫幕僚及来访贵宾说过：中国的问题可能要等到他的第二任期④。史蒂文森曾经向肯尼迪总统提出，美国应当考虑中国的现实情况，找出一个办法去解决问题，而这个办法就是“两个中国”的政策。肯尼迪回答说：“如果我能够再有十二个月，那也许是值得考虑的。我们得准备在某一年接受北平进入（联合国），不过，到那个时候，情况也许又不同了。”⑤尽管中美两国没有直接的联系，沟通的渠道还是有的，鲍尔斯也继续敦促采取灵活的亚洲政策。1961年，鲍尔斯建议研究双边商务、通过第三方进行贸易，或者通过其他国际组织进行交流的可能性。他甚至提出通过缅甸首相吴努与中国接触，因为吴努“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中介”。虽然这个建议由于吴努政权被推翻而作罢，但华沙会谈被视为可能的渠道⑥。总而言之，正如一份最新的研究指出的，肯尼迪的对华政策“留下的是双重的和矛盾的传奇”，即使在肯尼迪时期还没有出现中美关系的转变，它已经“为越南和其他问题的长远解决和短期升级”播下了种子①。种子如何发芽就要看他的继任者的态度、中国的反应以及世界形势的发展了。
①James Fetzer，“Clinging to Containment：China Policy”，in Paterson，Kennedy"s Quest f0r Vict0ry，p. 181；Chang，Friends and Enemies，p. 252；Nancy B. Tucker，“China and America：1941 -1991”，F0rei n Affairs（Winter，1991/92），pp.82 -83.
②Noam Kochavi，“A Conflict Perpetuated：China Policy During the Kennedy Years”，paper delivered at International Workshop，“New Evidence on China，Southeast Asia，and the Vietnam War”，January 11 -12，2000，Hong Kong.
③ 牛大勇，《肯尼迪政府是怎样观察和对待中苏分歧的？》，《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181页。
④Thomson，“Making of U. S. China Policy”，p.221.
⑤Schlesinger，A Th0usand Days，p. 390.
⑥Bowles，Pr0mises T0 Keep，pp. 398 -403.
三、约翰逊总统摇摆不定的政策
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副总统约翰逊继任为美国总统。约翰逊进入白宫之后，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调整对华政策的探索变得越来越困难。1963年12月13日，肯尼迪逝世两周后，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在旧金山就对华政策发表了一次长篇讲话，他承认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持久性，指出美国最终将必定要与中国打交道。他说，美国既不能对人数众多的中国大陆的人民视而不见，也不能对中国的共产党领导置之不理。他说，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主要目标是要防止它颠覆或侵略其属于自由世界的邻国。希尔斯曼认为应当实行一种“开门促变”的政策，那就是“不要让它把门关得死死的，而失去可能有利于我们的国家利益、有利于自由世界、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发展机会”②。詹姆斯. C.汤姆森认为希尔斯曼的讲话有力地诠释了肯尼迪在他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中国问题的表态。不过，按照汤姆森的说法，肯尼迪的死使希尔斯曼“在（政府）高层中完全没有了朋友”，因为约翰逊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是一个“鹰派”人物，而他对中国问题一无所知。1964年3月，希尔斯曼突然离职，重回学术圈，而他的继任者威廉. P.邦迪“显然对调整对华政策毫无热情”③。
就美国的对华政策来说，1964年是关键的一年，这不仅因为中国的核试验获得了成功，而且因为在这年的1月，法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表明了法国摆脱美国的控制，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的决心，法国的这一举动令美国十分恼火。对此，约翰逊总统表达了对以上事件的关切，强调亚洲的“自由国家”应当抵挡来自北京的诱惑，保卫世界的和平和秩序①。曾任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马歇尔·格林相信，“我们在1962—1963年所看到的改进中美长期关系的机会（此时）已经迅速消失”。中美关系“几乎到了极度冷冻”的时期②。在约翰逊总统上任后的前两年里，他主要忙于三件事：一是为在总统职位上站稳脚跟，致力于在国内立法方面取得成绩；二是为连任总统做准备；三是制订越南政策。中国问题并没有排上他的工作日程，所以，约翰逊政府根本顾不上研究是否调整对华政策，而仍然采取既有的不承认中国的政策。
①Noam Kochavi，“A Conflict Perpetuated：China Policy During the Kennedy Years”.
②Roderick MacFarquhar，Sin0-American Relati0ns，1949 - 1971（Newton Abbot：David＆Charles，1972），pp.201 -205.
③Thomson，“Making of U. S. China Policy”，p.230.
然而，随着越南战争的不断升级，美国国务院也开始继续讨论美国的对华政策。1965年5月14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远东分会主席克莱门特·扎布洛茨基建议约翰逊总统考虑通过实行学者和新闻工作者的文化交流活动，启动与中国有限的但直接的接触③。6月11日，麦乔治·邦迪在白宫也说，他认为是取消学者、科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去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旅行禁令的时候了④。8月10日，美国有名的心脏科专家，也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医生保罗·达德利·怀特博士送给约翰逊总统一封亲笔信，表示愿意以某种形式帮助“打开（美国）与中国的死结”。他说他在60年代早期，曾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科学会议上与几个中国的权威医学专家接触过，并与他们保持着联系，甚至曾被邀请访问中国，不过在1963年5月这个邀请又被有礼貌地收回了。最后，怀特重申他愿承担任何形式与中国人接触的任务，“无论有多困难或有多危险”。约翰逊总统答复说他对此“很感兴趣”，并口头授权取消对从事公共卫生及相关领域的医生、科学家及其他个人的旅行限制①。
①U. S. President. Public Papers 0f Lynd0n Baines J0hns0n，1963 - 1964，Vol. 1，（Washington D. C.：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5），p.232，p.245.
②Marshall Green，John H. Holdridge and William N. Stokes，War and Peace with China：First-Hand Experiences in the F0rei n Service 0f the United States（Bethesda，MD：Docar Press，1994），p.64.
③FRUS，1964 -1968，Vol.ⅩⅩⅩ，pp.171 -172.
④Thomson，“Making of U. S. China Policy”，p.234.
从1965年秋天开始，美国国务院的一个特别联合研究小组花了9个月的时间，做出一份高度机密的700页的关于长远的美国对华政策的报告。这项研究的一个主要结论就是，美国应当寻求引导中国现今和将来的领导人重新认识美国的意图，提高北京与美国发展建设性关系的兴趣。也许是受这个报告的影响，1965年年底，国务院宣布医生和医学科学家有去中国旅行的自由。不久之后，美国国务院又宣布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可以访问美国，同时，美国的一些大学也被允许与中国建立学术交流。然而，在这段时期，由国务院发出的此类签证非常少，只有几十份，在其他领域也没有解冻。这一方面是因为中美双方没有较好的沟通渠道；另一方面，彼此都还是在以敌对和怀疑的眼光注视对方，没有平等交流的平台，也没有打破僵局的契机，更缺乏彼此间的互信。尽管如此，在1965年的下半年，美国参与制订外交政策的官员们开始较多地谈论“相互关联的问题”，如中国是否会干涉越南，美国的哪些行动可能会引起这种干涉，能否在靠近中国的北越地区建立起一个缓冲地带以避免出现美国飞机闯入中国领空的意外事件，以及这种缓冲地带应当有多大，等等。总之，美国政府高层已决心不与中国直接对抗，并谨慎地探索与中国的关系②。
①Thomson，“Making of U. S. China Policy”，pp.234 -235.
②Chang，Friends and Enemies，pp. 270 -271.
1966年又是一个有希望的年份，因为越南的形势处于一种胶着的状态，既不能进一步升级，又不能彻底解决，成为美国政府最头疼的问题。这时，美国的参、众两院都进行了有关中国问题的听证会。1966年3月16日，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远东及太平洋事务分会举行了重新考察美国对华政策的听证会，国务卿腊斯克在听证会开始之前讲了话。他说，中国是亚洲的大国，一般来说，一个和平的中国将与其邻国及美国有密切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联系，“我们充满希望地———并且是有信心地———盼望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中国大陆的政府允许恢复中国大陆人民与我们美国人民之间历史的友好关系”。腊斯克还说，美国的对华政策之一是将继续遏制“共产主义的侵略”，但与此同时，“如果北平抛开它认为的武力是解决争端的最好办法，并放弃它的世界革命的暴力政策，我们欢迎一个良好关系的新时代的到来”①。他的以上讲话虽然仍对中国有着强烈的偏见，但也表达出与中国和解的愿望。
同一年，美国对外关系协会也完成了一份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这一由美国最权威的亚洲问题专家承担，花费了三年时间的项目，做出了八卷研究报告。这项研究由福特基金会赞助，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主任艾伦·杜勒斯主持，美国亚洲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布卢姆负责，集中了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精英人物。尽管各位专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他们得出了惊人相似的结论，那就是，美国应当采取更为灵活的对华政策，认真考虑承认中国的问题，并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做大的修改②。
①MacFarquhar，Sin0-American Relati0ns，pp.222 -225.
②Chang，Friends and Enemies，p. 274
约翰逊政府害怕在越南的军事升级会引起与中国的直接对抗，为了防止这种危险，它希望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约翰逊总统在各种场合已经不再说中国是越南战争的煽动者，他成为第一个公开表示愿意与中国谈判以消除分歧的美国总统。在1966年7月12日发表的向全国转播的电视讲话中，约翰逊说：“中国大陆的和平是亚洲和平的中心问题。充满敌意的中国只会引起更多的敌意。误入歧途的中国应被鼓励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并采取和平合作的政策。”他还说，“只要大陆中国的7亿人民还被他们的当权者孤立于外部世界”，亚洲就不会有持久的和平，所以，两国之间的合作而不是敌对，才是未来的真正道路。最后，约翰逊说，“那一天还没来到，可能还有很久才会来到，但是，我要说，这是必由之路，因为它一定会来到”①。约翰逊的讲话虽然矛盾百出，但在与中国和解的问题上放出了试探的气球。
很快，约翰逊政府进一步放宽了对去中国旅行的限制，国务院授权某些外交人员设法与中国方面建立非正式的社会接触，以发展彼此的关系。在1966年9月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约翰逊更明确地说，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就是“探询我们所意识到的各种可能性，并鼓励任何我们认为有潜力的事情”②。
在一定程度上，约翰逊政府已经开始考虑调整对华政策的可能性，新政策建议在政府内部流传着，有些官员提出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以表明美国准备与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史蒂文森再次建议美国支持台湾和中国大陆都进入联合国。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马歇尔·格林则建议放松对华贸易和旅行的限制。詹姆斯. C.汤姆森甚至建议任命美国驻日本大使埃得温. O.赖肖尔（赖世和）为国务院特别助理或不管部部长，专门负责与中国协调及对华政策的策划。他认为国务院需要将这样处在高层并担任全职的中国问题专家留在华盛顿，因为国务院现时没有像这样的既有很深的中国背景又官至部长级的人物。他认为当时美国的一些高层次的中国问题专家，主要是观察家和分析家，而非操作者和设计者③。
①Public Papers 0f President J0hns0n，1966，Vol. 2，pp.721 -722.
②Public Papers 0f President J0hns0n，1966，Vol. 2，p.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