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FRUS，1964 -1968，Vol.ⅩⅩⅩ，p. 249；Thomson Memos，2/4/1966，Box 8，Name File，National Security Files，Lyndon B. Johnson Library.
1968年2月2日，在由新成立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赞助召开的一次会上，各位中国问题专家再次见到了约翰逊总统。这些专家包括已到哈佛大学任教的赖世和，加州大学的罗伯特. A.斯卡拉皮诺，密歇根大学的亚历山大·埃克斯坦，华盛顿大学的乔治·泰勒，以及著名学者鲍大可。他们与约翰逊总统就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第一，中国的形势；第二，这种形势的未来发展走向；第三，美国的政策考虑。其中，第三点是讨论的重点。他们赞赏约翰逊1966年7月12日的讲话，建议他“乘势放宽对中国的货物禁运”，希望政府能在中国问题上采取“更灵活的政策”。他们希望约翰逊总统“超越越南问题来看中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同时，取消贸易限制，“让中国进入国际社会”。鲍大可说，他对查尔斯·波伦这样有价值的政府决策顾问印象极其深刻，波伦作为职业外交家和苏联问题专家对从3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的对苏政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鲍大可说，他觉得约翰逊总统在对华政策上也需要这样的一个人。约翰逊向专家们说，他已经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约翰. A.格罗诺斯基到华沙去与中国人会谈，但是，中国继续坚持，除了台湾问题以外，什么都不用谈。约翰逊说他做过努力，但没能与中方更接近，不过，他还会就这个问题听取各方意见，并欢迎各位专家在任何时候就华沙会谈以及其他有关中国的问题提出建议。他还希望专家们向他推荐一位能媲美波伦的亚洲问题顾问①。
①FRUS，1964 -1968，Vol.ⅩⅩⅩ，pp. 634 -638.
尽管种种迹象表明约翰逊总统有心调整对华政策，但实际上他却无所作为，这是因为：第一，约翰逊总统首先要考虑的是越南战争的问题，而他并不能确定与中国和解是否有助于解决越南问题，因而没有痛下决心；第二，作为一个民主党总统，约翰逊顾虑重重，他生怕在对华政策上的调整被指责为对共产主义软弱而招致共和党的攻击；第三，这个时期，中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召回了几乎所有的驻外大使，国内的外交事务也陷于瘫痪，所以，对于约翰逊政府的某些姿态，中方毫无反应，也使约翰逊政府感到无所适从；第四，当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仍然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之时，美国政府并没有准备好从国际地位的角度承认中国，美国还在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第五，正如汤姆森所说，对于在外交事务上相对来说是“新手”的约翰逊来说，“只有他最信任的外交事务顾问的催促才能使他放胆去冒国内政治上的风险”，但他的国务卿腊斯克这个人， “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坚定不移和面对实际的”，在中国问题上却“麻木不仁”①。实际上，当越南战争逐步升级以后，要在对华政策上进行调整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魄力的，约翰逊政府显然不具备这种条件。所以，当美国深深陷于越南战争，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时，两国的关系改善是不可能有进展的，但这个时期，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中美两国调整各自的政策是大势所趋，这些问题都将是留给下一任美国总统的政治“遗产”。
四、60年代美国国内及国际形势的变化
当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在调整对华政策上优柔寡断之时，各种国内国际的因素却在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调整对外政策。
①Thomson，“Making of U. S. China Policy”，p.243.
（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国国内的危机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从40年代后半期至50年代初，世界基本上分为了两大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另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几乎所有的国际问题都受这种对垒影响。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取得对世界事务的控制激烈竞争，竭力将其他国家拉到他们的“保护伞”下。这个时期，冷战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然而，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世界形势逐渐发生变化，冲击着冷战的世界格局。中苏分裂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并不是一块牢固的板块，而法国挑战美国的权威，西欧、日本与美国的经济竞争，意味着资本主义阵营也产生了裂痕。同时，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中，诞生了一个个新的民族国家，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到60年代后半期，美国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难以自拔，并由此引起一系列国际、国内的危机。在上述各种因素中，中苏关系破裂和越南战争对美国全球战略影响最大，前者促使美国的决策人重新思考其对苏政策和对华政策，而后者迫使美国为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不得不调整它既往的传统政策。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下一任美国总统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也是尼克松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中苏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后，就一直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苏联的影响。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两国无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国家利益上，都有着各自的需求。1950年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使中国正式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中国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政策，一方面是因为当中国希望重建遭受多年战乱的国家，振兴国民经济，并迫切需要外来援助时，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围堵，不得不转而向苏联求助，另一方面则因为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之后，缺乏建设国家的经验，他们视已有3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苏联为楷模，称之为“老大哥”，中国愿意向苏联学习，并希望能从苏联得到它需要的帮助。所以，无论是从共同的社会主义信念上，还是从具体的国家建设上，中国认为，中苏之间形成友好关系是毫无疑问的。从苏联方面来看，与新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是抵制美国在亚洲扩大影响的有效方式，不仅可以确保苏联社会主义国家龙头老大的地位，而且有实实在在的利益收获。因此，当时双方都认为中苏友好关系是互利互惠的，但形势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
在50年代末，中苏关系就已经出现了不和谐的音调，到了60年代初，双方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1959年，苏联在中国和印度的边境冲突中公开偏袒印度，1960年7月，苏联突然撤走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停止了他们在中国援建的工程和项目。双方在各自的媒体上发表文章指责对方，中苏分裂公开化。至60年代末，形势甚至发展到在边境发生武力冲突的地步。
一些人认为，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激进主义”和对国际现实的蔑视。按照罗杰·希尔斯曼的说法，在核时代，苏联承认世界有共同利益，即全人类的生存是至高无上的，而中国仍然坚持要实现共产主义，并强调暴力革命，甚至不惜以毁灭人类文明为代价。他认为中国的“错误”就在于中国拒绝承认各国存在“超越意识形态的共同利益”①。这个论断对于十分复杂的中苏分裂问题，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中苏关系的破裂，首先是两国利益上的冲突。当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逐渐取得成效时，中国领导人的“独立”意识越来越强，苏联则担心中国国力增强以后，对苏联的离心倾向会更严重，因此，双方在经济合作，特别是有关核武器方面的技术援助问题上，渐渐产生了矛盾。其次，中、苏两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上也有分歧。特别是中国实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没有得到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认可和赞许，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不满。再次，在意识形态上，中国认为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反对斯大林，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是“修正主义”，苏联与美国进行缓和是背离社会主义的行为。苏联则指责中国“好战”和“不负责任”。中、苏两国在这些被认为是原则的问题上毫不相让，其结果就是分道扬镳。中苏分歧成为影响现代国际关系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使社会主义阵营分化，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形势都产生影响，加上其他的因素，从此之后，世界由两极走向多极化。美国也认识到，可以利用中苏分歧来对付其主要的敌手———苏联。
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因美国陷入越南战争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危机，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和文化传统产生了激烈冲击，动摇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美国为了进行越南战争，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过于沉重的负担使国内经济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为了应付越南战争的需要，政府采取了财政赤字的政策，使得美元大量外流，美国的金融地位下降，甚至影响到国际经济的稳定。总之，到60年代后半期，美国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同时出现，学生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相互支持，相互影响，声势浩大，迫使美国政府必须要在国内政策及外交政策方面做出调整。无论是谁当选下任美国总统，他都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时候，美国的公众舆论对美国调整其对华政策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①MacFarquhar，Sin0-American Relati0ns，1949 -1971，p.204.
（二）美国的公众舆论
60年代是一个公众意见对政策形成起很大作用的时代，也对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时期的美国舆论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呼吁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新压力集团；二是听证会，主要由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倡导、发起，如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J.威廉·富布莱特；三是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新闻媒体所登载的文章，以及各种民意调查，如盖洛普、哈里斯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舆论导向。
1.新压力集团
自40年代起，在美国就有“院外援华集团”，向美国的对华政策施加压力。在40年代，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拥蒋反共；而在五六十年代，他们的目标主要是反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但是，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弱，影响也越来越小。到60年代中期，拥蒋反共最激烈的组织只剩下一个，就是臭名昭著的“百万人委员会”，它死守着强硬的反华舆论阵地，竭尽全力，拼命阻止改变对华政策，却是以失败而告终①。而在这个时候，一些支持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新压力集团出现了，他们主要是一些学术团体、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
①Congressional Quarterly，China and U. S. Far East P0licy，pp. 23 - 25；Bachrack，The C0mmittee 0f One Milli0n，p. 227.
除了曾在50年代遭受麦卡锡主义猛烈攻击的反蒋团体“太平洋关系学会”和主张对中国实行“放手政策”的“民主党远东政策委员会”之外，涌现出几个比较突出的学术性团体，其中最著名的一是1966年6月9日成立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罗伯特. A.斯卡拉皮诺担任主席，其成员包括了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政治家，他们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哥伦比亚大学公共法律与政治系教授鲍大可、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的莫顿. H.霍尔珀林、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以及前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等，该组织为推动实现美中关系向前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不少有影响的政治家、著名的工商界人士和知名学者参加了它的活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还得到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助，得到包括美国通用公司在内的一些大公司、企业的支持。二是成立于1965年10月24日的“重新评价远东政策美国人大会”①，它的组织者包括了耶鲁大学的牧师威廉·斯隆·科芬、社会活动家诺曼·托马斯、作家约翰·赫西，以及纽约的法官阿拉德. K.洛温斯坦等，它主要的工作是将全美30所高校联合在一起，举办全国性的有关东亚问题的研讨班②。
以上组织用自己的方式，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1965年3月21日，《纽约时报》头版登载了一篇有关中国问题的报道，由198名亚洲问题专家签名，敦促美国停止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并就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与中国进行会谈③。在1965年联合国大会就中国代表权进行投票的几周前，耶鲁大学的师生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份全版的通告，号召对美国的远东政策来一次全国性的重新估价，提出“我们准备与中国共处于同一世界吗”的论题，并指出，美中处于敌对已历四届政府，现在首要步骤是“人民共和国应被联合国接纳”。有1 000多学生和数百名教工签了名，相当一部分人的名字还见诸报端。实际上，作为这一活动的发起者，“重新评价远东政策美国人大会”在联合国投票前的1965年秋季，已在耶鲁校园活动，10月21日，这个组织还在二十几所学校举办了研讨会，并进行了向全国发送的联播，拉开了美国舆论大规模研讨对华政策的序幕①。
① 该组织的名称在不同的资料中有细微的差别，在Dulles，American F0rei n P0licy t0ward C0mmunist China中为“the Committee for the Reappraisal of Far Eastern Policy”，p. 241；在Congressional Quarterly，China and U. S. Far East P0licy中为“Americans for a Reappraisal of our Far Eastern Policy”，p. 24；在Bachrack，The C0mmittee 0f One Milli0n中为“Americans for Reappraisal of Far Eastern Policy”，p.229.
②Congressional Quarterly，China and U. S. Far East P0licy，pp.23 -24.
③New Y0rk Times，March 21，1966，p.1，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