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尼克松在香港有没有见到中国的代表，尼克松确实已经在考虑实行较为灵活的对华政策的可能性了。根据詹姆斯·曼对当时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政治处负责人罗杰·沙利文的采访，当尼克松在1965年访问新加坡时，他与沙利文进行过一次长谈，尼克松很明确地表示，美国需要与中国达成正常关系，还说“那正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1967年会见过到访的尼克松，尽管他们讨论的是有关越南战争的问题，但尼克松的“主要的兴趣是中国......以及美国的政策应该如何”。当他在台北停留期间，尼克松也告诉美国驻台湾“大使馆”副“大使”恒安石，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决不可能实现其反攻大陆的梦想，而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必将得到改善①。显然，尼克松在对华政策方面的新思路已经出现，那就是强调中国在国际上的作用，超过了强调中国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1966年8月23日，尼克松出人意料地在华盛顿对记者说，他强烈赞成召开一次关于越南问题的国际会议，并与一些共和党人一起支持这项提议，还说他认为中国和北越都应参加这样一个会议②。在尼克松1967年3月的又一次欧洲之行中，他听到欧洲的领导人反复说，认为苏联会真心与西方缓和，简直是幻想，联邦德国总理康纳德·阿登纳甚至建议，为了抵消日益增长的苏联的威胁，美国应当向中国靠拢③。1967年4月，尼克松访问了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当时美国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回忆说，当他陪同尼克松拜访印尼总统苏哈托、外交部长马立克和其他印尼官员时，尼克松对这些人的谈话做了笔记，那天晚餐后，尼克松与格林进行了一次长谈，大部分内容涉及印尼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但他关注的重点“特别是中国”。尼克松甚至把这次谈话录了音①。之后，当他再次访问亚洲时，尼克松又与当时担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的切斯特·鲍尔斯讨论了他关于中国问题的新思路。鲍尔斯是肯尼迪的前顾问，也是最先提出改善对华关系的人之一，尼克松与鲍尔斯商谈中国问题，用意已十分清晰。鲍尔斯把他与尼克松的谈话内容向当时的国务卿腊斯克做了汇报：“（尼克松）脑子里有一些关于我们与苏联和中国关系的不俗的想法。在他看来，我们应当‘停止热衷于’与苏联改善关系。”因为这将“难以使美国与中国建立更好关系”，“有几次他几乎明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比与苏联的关系更重要”②。
①James Mann，Ab0ut Face：A Hist0ry 0f America"s Curi0us Relati0nship with China，Fr0m Nix0n t0 Clint0n（New York：Alfred Knopf，1999），p. 17，p. 380，n7；Nancy B. Tucker，Taiwan，H0n K0n and the United States，1945 - 1992：Uncertain Friendship（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4），p.272，fn.29.
②Congressional Quarterly，China and U. S. Far East P0licy，p.195.
③Nixon，RN：Mem0irs，pp.280 -281.
在鲍尔斯的回忆录中，他没有描述与尼克松的会晤，但提到尼克松曾经写信给他，感谢他对美国与印度关系做出的“坦率而充实的评价”，以及他对“未来几年我国外交政策变化”的看法。尼克松还说，这“肯定是形成新想法的必要时期”③。此时，尼克松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
六、“新尼克松”———新在哪里
尼克松的变化是思考的结果，也是政治现实的需要。当1964年约翰逊竞选连任总统时，民主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共和党传统的阵地几乎全部丧失，在国会中，民主党也是占了自小罗斯福以来的最大多数。在参议院中，民主党的多数甚至是2： 1的比例。在全国的50个州中，共和党也只占据了17个州长职位。所以，在1964年时，没有人能够预测四年以后的共和党会是一个什么状况，也没有人能够想像尼克松会在1968年卷土重来。可是，1966年时，尼克松看到了两个机会：其一，越南战争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几乎每一个家庭，对越战的抗议席卷了每一个校园，而且，在美国的许多大城市，都出现了反战的激烈行动，使约翰逊政府变得十分脆弱；其二，当时，共和党的几个突出人物如纳尔逊·洛克菲勒、乔治·罗姆尼和罗纳德·里根，都被其所担任州长的州内事务缠身，只有尼克松有时间和精力专注于共和党的党务。结果，1966年的众议院选举，标志着共和党已经重振旗鼓，也是尼克松个人的初步胜利。
①Marshall Green，John H. Holdridge，and William N. Stokes，War and Peace with China：First-Hand Experiences in the F0rei n Service 0f the United States（Bethesda，Md.：DacorBacon House，1994），p.72.
②Chang，Friends and Enemies，p. 283.
③Bowles，Pr0mises t0 Keep，p. 532.
在几次亚洲、欧洲之行之后，尼克松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就是1967年10月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越南之后的亚洲》。这篇文章已经有了后来作为尼克松政府外交政策核心的对华政策的影子。在文章里，尼克松表达了以前在公开场合从未表达过的观点，他虽然仍然强调要在亚洲及太平洋的广大地区采取强硬立场，抵抗共产主义的扩张，但他的基本出发点是美国要调整它在亚洲的整体战略，通过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干预影响亚洲事务。他强调，美国和中国都是亚洲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他认识到美国迟早要同中国打交道。他相信，美国的任何亚洲政策都必须要“赶紧抓住中国的现实”，这意味着“承认来自共产党中国的现时和潜在的危险，并采取应付那种危险的措施”，也意味着，“仔细区分长远和近期的政策，并制订出短期的计划”。他还写道，为了达到美国的长远目标，美国“负不起让中国永远地处于国际大家庭之外的代价”，因为“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没有地方让10亿具有潜力的最能干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所以，尼克松建议制订“一项严格约束的、无报偿的、能顶住压力的、有创见性的政策，促使北京认识到，如果它接受国际社会的基本定律，保证对其自身有益”①。
①Richard Nixon，“Asia After Vietnam”，F0rei n Affairs（October，1967），pp. 111 - 125，引文自p.121，p.123。
尼克松的这篇文章与总统竞选活动有极其重要的联系。不过，在1968年年初形势显然对他有利之前，尼克松没有公开宣称要竞选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直到他看到整个国家对现政府已经失去信心，约翰逊政府已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共和党必然要在此历史时刻重新夺回权力时，尼克松抓住了这个机会。
尼克松为1968年的总统竞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除了在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以外，还有细致的基础工作和组织工作。在进行了持久的和精心的准备之后，一个令人惊异的“新尼克松”出现在1968年的总统选举中。前已提及，尼克松曾经有一个绰号叫“狡猾的狄克”（Tricky Dick），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不道德的、不光明磊落的、好斗的、顽固的竞选者，而且歪曲事实，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①。为了改变这种印象，在正式开始1968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之前，尼克松为自己的竞选形象定位为：有说服力、真诚、热情和有责任心。此时的尼克松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了，他知道，要想赢得这次选举，他必须要有能令人信服的新政策，而不能只是玩弄政治手段。所以在这次竞选中，尼克松不仅使用了传统的政治技巧，而且有了对美国政治的新的洞察力，以及对媒体作用的新认识。在1968年3月13日于新罕布什尔州的第一次正式竞选演说中，尼克松的言辞令人耳目一新，他说：
当这个最强大的国家被越南战争拖累四年，且尚无结束之迹象时，当这个最富裕的国家不能管理自己的经济时，当这个有着尊重法律规则伟大传统的国家被猖獗的无法无天的行为折磨时......我们需要一个能认识到今天的美国处于真正的精神危机状态的领导人。今天美国最需要的就是它曾经有过但又失去了的东西：托起一个伟大梦想②。
①Jeffrey Kimball，Nix0n"s Vietnam War（Lawrence，Kan.：University of Kansas，1998），p.4.
②Theodore H. White，The Makin 0f the President 1968（London：Jonathan Cape，1969），p.130.
虽然尼克松相信外交是他的强项，但与1960年的竞选相比，尼克松不愿意谈论任何有关外交政策的细节，甚至连一般的评论都不多。尽管尼克松在竞选中几乎没有提到过中国，但在一次关于外交政策的讲话中，他还是声称，美国的亚洲政策必须抓住中国的现实，这并不意味着要承认中国，也不是说要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或与中国开展贸易，而是要认清中国现时和潜在的危险，采取措施减少这种危险，或者找出一种反压力的有效方法①。1968年5月，尼克松在俄勒冈州的一次电视节目中，勾画了他对中国的新看法和他未来对华政策的轮廓。他说：
在共产党中国有7亿人口，到本世纪末将有15亿拥有巨大的核能力的中国人。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如果说美国的政策将是不与中国对话，不与中国接触，那将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下一届总统在其第一任期所关心的主要任务之一，将是创造与中国接触的条件，如果在第一任期来不及考虑，也要在第二任期考虑，至少要把中国的问题与苏联问题结合起来，因为苏联还在中东和其他地方制造麻烦，并且没有放弃核对抗的念头。不过在目前来说，这还是一个长远的目标②。
尼克松在1968年告诉西奥多·怀特，如果他当选总统，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尝试与中国接触，因为他相信必须要了解中国，如果中国不能成为世界的一分子，在10年至15年内，世界将无法运转③。当尼克松已经胜利在望时，他开始较多地谈论外交事务，包括他的对华政策，虽然还是比较朦胧的，但已显示出他将会在外交政策上大展拳脚。在1968年9月24日于美国广播公司的一次采访中，尼克松说，在下两届总统任期内，与中国的对话一定会到来，但他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①。在10月的另一次广播演说中，尼克松又阐述了他的外交思想。他说，在下一届政府面临的许多任务之中，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公正与持久和平的基础。要达到这个目的，他说：“我们必须客观地去看待这个世界，不是过去那个世界，也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个。我们必须以新现实主义的态度来面对它，我们必须以新的坦率表述它，我们必须采取新的紧急行动”，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②。尼克松再次阐述了他在1967年《外交事务》的文章里的观点，那就是，在短期内“我们将不会以提供贸易或承认来酬报中国现时的政策，但从长远看，我们绝负担不起使中国永久地处于国际大家庭之外的代价”。他再一次说：“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下10亿有潜力的、最能干的人民处于愤怒的孤立之中。”③
①Kubek，The Red China Papers，pp. 184 -185.
②Oregon Telethon，May 26，1968，PPS 208（1968）. 36（2），Richard Nixon Library＆Birthplace.
③White，The Makin 0f the President 1968，p.148.
最终，1968年11月5日，尼克松以43. 4%的票数，赢得了这次大选，实现了他入主白宫的梦想。如西奥多·怀特所说，共和党和尼克松能在1968年取得成功，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传奇故事之一。在很多美国人眼里，尼克松是“众议院中的愣头青，参议院中的检举人，好斗的、喜欢煽风点火的党派人物，平凡的副总统，有脾气的、神经紧张的人，一个可怜的、老是失败的人”。不过，尼克松也是一个“有着超凡勇气的人，一个顽强的、坚忍不拔的人，一个爱思考的人，一个懂得精心策划的人，是可以通过学习与经历而改变自己的人”④，这样一些特点使他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中获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