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WITI - TV（ABC）News Interview，Sept.，24，1968，PPS 208（1968）. 118.（4），Richard Nixon Library＆Birthplace.
②A Radio broadcast，October 19，1968，PPS 208（1968）200.4（1），Richard Nixon Library＆Birthplace.
③A Radio broadcast，October 19，1968，PPS 208（1968）200.4（1），Richard Nixon Library＆Birthplace.
④White，The Makin 0f the President 1968，p.31，p.41.
在就职总统前夕，尼克松对60年代的美国外交政策做了一个估价。他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一种赌博的状态，先是肯尼迪把宝押在冷战上，然后是约翰逊以越南战争为赌注。他认为在所有外交问题中，只有一两个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趋势性的问题，有很多先决条件，需要彼此协调一致。尼克松认为无论他将做什么，他会把欧洲放在第一位。他还把1968年的形势与1947年相提并论，即“美国是自由世界抵抗共产主义世界蚕食和侵犯的捍卫者”①。尼克松知道他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他将选择他最拿手的外交政策作为新政府施政的核心，这既是刺激的，也是有风险的。
60年代末“新尼克松”的出现，以其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越南后的亚洲》为标志。尼克松在其后来的著作中这样讲述他写此文的原因：
在我任总统前后的上千次与各种人的交谈中，有些人给我留下了不易擦去痕迹的印象。1963到1964年间，戴高乐、阿登纳及菲律宾外长卡洛斯·罗摩洛分别表达出完全一致的观点，我对此至今仍感到惊异。在从没有互相商量的情况下，他们都劝我探索发展新的美中关系的可能性。三年以后，他们的观点反映到我发表于《外交事务》的文章里，这成为（美国）与中国和解的第一步，并在1972年我访问北京时取得了成果②。
詹姆斯·曼认为尼克松的文章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重要，因为尼克松并没有提出有关对华政策的任何新的外交政策动议。他没有提出承认中国，也没有说要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詹姆斯·曼认为尼克松主要是为了眼前利益，“仅仅是出于做总统候选人的政治需要”，既然他过去的总统竞选不成功，他就得找出一些“新东西”③。
①Nixon，RN：Mem0irs，p.343.
②Nixon，In the Arena，p.145.
③James Mann，Ab0ut Face，p. 17.
事实上，这篇文章既不像尼克松所说的他已经有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具体想法，也不像詹姆斯·曼所说的完全是为了竞选总统，而是各占一半。这的确是尼克松在总统竞选之前，为了树立一个新的形象而做出的姿态，但同时，这篇文章也是尼克松对世界形势认识的一个分界点，是与他早期观点决裂的标志。而且，这篇文章表述的观点并非一时的政治需要，而是他世界观的一次大转变，文章中的很多观点在他的总统时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并一直存在于他后半生的思想中。尼克松对世界的新认识，使他修正了早年的一些观点，包括对中国的看法，这个过程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形成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必然的趋势，是国际形势变化的因素、国内政治的因素、尼克松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和他的个性与风格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尼克松的改变是因为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共产主义阵营发生了方向性的改变。尼克松知道，无论是谁担任下一届美国总统，都必须要与苏联进行谈判，也必须与将要成为另一个世界大国的中国进行交涉。尼克松认识到，任何反对与共产党国家进行会谈的僵硬做法，像他在1960年做的那样，“都不切合今天的实际”。他说：“当形势变化了的时候，任何聪明的人都会改变其对问题的看法。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而是意味着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①
其次，尼克松从自己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在1960年竞选总统和1962年竞选加州州长两次失败以后，尼克松自己总结认为他花太多时间与精力在“本质”问题上，而太少在“表象”问题上。用他的话说，就是：“我太注意我要说什么，而太少注意我看起来会怎样。”②从自身的教训和别人的经验中，尼克松找到了新的出路。为了准备1968年的总统选举，尼克松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进行思考、旅行，以及静悄悄的组织工作。他关注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动向，也对过去20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反思。同时，两党政治的因素也在促使尼克松加速调整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因为他最担心的是民主党人如参议员爱德华·马斯基、乔治·麦戈文和爱德华·肯尼迪会在他之前访问中国。而尼克松下决心，如果他当选总统，他要成为重新打开中国大门的第一人。
①Allen，Richard Nix0n：The Man Behind the Mask，pp.2 -3.
② 引文自Kimball，Nix0n"s Vietnam War，p.4。
再次，尼克松知道，要解决越南问题，就必须要考虑苏联因素和中国因素。自从约翰逊在1963年继承肯尼迪的越南政策以来，尼克松已经成为“政府外最有影响和最畅言无忌的鹰派人物之一”。他一直向约翰逊政府施加压力，鼓励美国在越南继续战斗并使战争升级。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当美国发动了大的军事行动并不遗余力地支持南越军队时，它几乎没有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胜利，美国给自己挖了一个无底洞。正如杰佛里·金博尔所说的，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采取的是使人口重新安置、搜剿扫荡行动、夷平村庄、大炮火网以及大规模轰炸等，但这些战略战术对于越南实行人民战争的策略和游击战的战术来说，是完全失败的，而且，来自苏联和中国的物资供应，帮助越南在“持久战”中增强了抵抗的能力。尼克松对美国在越南所起的积极作用持赞赏的态度，但是，他批评约翰逊政府对战争“处置不当”。他认为美国要实现从越南退却，必须要考虑中国的因素。不过，尼克松并没有认识到越南战争是越南人民争取统一、独立和社会变革的斗争，而认为那是北越对南越的侵略，是毛泽东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试验场①。
最后，尼克松的变化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系。自从进入政坛以来，尼克松一直是坚决维护共和党的利益的，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温顺服从的政治傀儡，他对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想法，在其从政治需要出发于公开场合发表的意见之外，他也有自己的思考，前面提到过的“强硬共存”就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尼克松又是一个敢于冒风险的人，他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这种冒险有可能获得极大的成功，也可能会惨败，前者以四五十年代他以反共产主义为旗号的政治活动为代表，后者则可从他在1960年总统选举中的失败看出来。尼克松的这种性格使他可能做出出人意料的事情来。另外，尼克松也是一个不服输、不言败的人，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最高政治权力的追求，他的梦想是要成为白宫的主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别无选择，只能顺应时代潮流，面对现实，迎接挑战。
①Kimball，Nix0n"s Vietnam War，pp. 28 -29，pp.38 -39，pp.47 -52.
与他过去的立场相比，尼克松确实变化很大，可是，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他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明之处。他不过是从别人那里学到了他应该学到的东西。已经有一大批美国外交人员就有关远东问题对美国僵硬的不承认中国的政策提出质疑。例如，早在1966年年初的一次会议上，新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美国在远东主要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爱德华·赖斯敦促华盛顿考虑采取步骤，消除在食品和药品方面的禁运，并采取一种有活力的政策，发展“有活力的关系”。作为美国驻日本大使，赖世和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下滑表示特别警惕。1968年2月，赖世和参加了新成立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团，会见了约翰逊总统，讨论采取进一步对华政策探索的可能性问题。代表团提出：向蒋介石施压，让他撤出中国沿海岛屿；扩大华沙会谈；减少贸易限制；在保留台湾位置的同时，支持中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席位①。
肯尼迪的弟弟、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和议会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也公开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呼吁采取更灵活的措施。爱德华·肯尼迪明确提出改变对华政策，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在中国开设领事馆，从台湾撤走美军，以及取消对旅行和贸易的限制②。一直关注亚洲事务的曼斯菲尔德则相信解决越南问题的途径“在于北京而不是莫斯科”。1967年4月，曼斯菲尔德建议约翰逊总统向中国做出“明确的和解行动”，例如，可以派他本人去北京③。由此看来，尽管肯尼迪及约翰逊政府内外的民主党上层人物对于是否正式地进行对华政策的调整，还在犹豫不决，但他们都倾向于以积极的态度与中国打交道。
与此同时，一些共和党的著名人物也在重新认识中国问题。美国的共和党历来比民主党更关注亚洲及中国事务。在60年代的越南战争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增大的情况下，美国已确有必要在对华政策方面做出调整。苏联对美国全球霸权的挑战，美国国际地位的下降，中苏关系的破裂，也要求美国寻求新的策略来处理中国问题以及中苏可能发生冲突的问题。而在野8年之后，要想重新夺回总统宝座的共和党也需要有新的政策和策略。对此，艾森豪威尔本人就已经改变了看法。在与他的前私人助手安德鲁·古德帕斯特的谈话中，艾森豪威尔多次表达了他对近来中国问题的关注，并暗示美国应当想办法支持中国“反苏”①。另一位突出的共和党人就是纳尔逊. A.洛克菲勒，他是196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者之一，他也看到了中、美、苏三国关系变化的可能性，并于1968年7月发表谈话说：“我们必须学会富有想像力地与几个彼此不和的共产党中心国家打交道......要开始与中国对话。”②洛克菲勒的外交事务顾问亨利. A.基辛格后来成了尼克松总统的重要外交政策决策人和执行者。他们的言语和行动都是尼克松的思想来源。
①Dulles，American P0licy t0wards C0mmunist China，p.242.
②Foot，The Practice 0f P0wer，pp. 17 -18.
③Chang，Friends and Enemies，p. 271，p.280.
另外，为数不少的外国领导人给了尼克松很大的促进。其中，对尼克松新观点形成有重要影响的人是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戴高乐是尼克松最崇敬的政治家之一，也是在尼克松倒霉时仍然相信他有政治潜力的少数几位世界领导人之一。戴高乐还是最早看到中苏分裂重要性的西方领导人，同时，他相信中国将肯定会在东亚占据重要地位，而苏联将会像过去的几个世纪一样，与西方加强联系。他领导法国实行了积极的外交政策，致力于同时与苏联和中国发展关系。戴高乐给尼克松树立了一个榜样。
①Chang，Friends and Enemies，pp. 281 -282.
②Chang，Friends and Enemies，p. 282；Kissinger，White H0use Years，p.
尼克松在中国问题上改变态度，并不是说他已经抛弃了他所持165.的共产主义是自由世界的敌人的信念，相反，他想要的是与共产党国家接触、建立联系，用一种可行的、和平的方法去遏制他们，并通过接触施加影响。尼克松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从未怀疑过，共产主义意味着如他们所说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世界处于共产主义控制下......但是，不像有些反共产主义的人，他们认为我们应当拒绝承认共产党国家，或不同他们打交道，因为这样做至少是暗示或扩大了对其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尊重，而我一直相信，我们能够，也必须与他们沟通，在可能的时候，与共产党国家进行协商谈判①。
尼克松成为了美国最高行政长官，此时的他不再是一个年轻的国会议员，也不是一个只知道喊打喊杀的政治机器，而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现在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了，但是，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领袖，他负有更大的责任。对于尼克松来说，中国已不再是一个为政治目的服务的话题，而是具体的国家关系和政策的对象。尼克松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历史的机遇。他的决定将不仅影响美国的发展，而且将影响到世界形势的变化。
①Nixon，RN：Mem0irs，p.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