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有台湾学者认为，美国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含糊的，它虽然看起来是在为台湾说话，在做努力，但实际上是“没有尽一切力量去争取”；认为尼克松和基辛格玩弄的是一套“双重外交”的把戏，以牺牲台湾为代价，使北京获得承认；认为他们不敢冒风险，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年里，尼克松要靠与中国和解和访问北京拉选票③。约翰. W.加弗也认为，美国“没有全力以赴去动员选票”支持自己的提案，争取赢得多数。尼克松政府退缩不前，主要是因为怕在这方面多下工夫会影响到它与北京和解这一压倒一切的目标①。还有人认为，当联合国进行投票的时候，基辛格“正巧或是早就设计好了的”在北京“吃吃喝喝”，让一些本来打算支持台湾的国家改变了注意，因为他们看到台湾的“主要赞助者”美国的政策都是摇摆不定的，并且说，基辛格此时访问北京，是在错误的时间呆在了错误的地方②。
①Gibert and Carpenter，America and Island China，pp.106 -109.
②Gibert and Carpenter，America and Island China，pp.110 -111.
③Kuo-chang Wang，United Nati0ns V0tin 0n Chinese Representati0n：An Analysis 0f General Assembly R0ll-calls，1950 -1971（Taibei：Institute of American Culture，1984），p.140.
实际上，尼克松的确是倾向于“两个中国”的政策的。早在1970年11月22日，尼克松在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就要求基辛格的班子“研究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而且说：“问题的答案应该是，既能保持对台湾的承诺，又不会得罪那些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的人。”③1971年4月，尼克松派退休外交官罗伯特·墨菲到台湾，提出让美国和台湾共同为“双重代表权”的方案努力。墨菲暗示蒋介石，只要台湾就“双重代表权”与美国合作，就能保住它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如果“双重代表权”的提案得到通过，也许中国会拒绝进入联合国，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还有机会保持不变，至少也还能拖上一段时间。蒋介石虽然对美国的提案不满意，但也不得不接受，只要美国答应不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并继续带领其他国家支持“重要问题”提案④，因为这是他惟一的救命稻草。
①John W. Garver，The Sin0-American Alliance：Nati0nalist China and American C0ld War Strate y in Asia（Armonk，NY：M. E. Sharpe，1997），p.262.
②William H. Overholt，“President Nixon"s Trip To China and Its Consequences”，Asian Survey，July 1973，p.713；Shen，the U. S. and Free China，p.6，p.78.
③Nixon，RN：Mem0irs，p. 546；Bruce Oudes，ed.，Fr0m the President：Richard Nix0n"s Secret Files（New York：Harper＆Row，1989），pp.174 -175.
④Shen，The U. S. and Free China，p. 5.
二、开设联络处及中美关系的其他微小进展
尼克松访问中国以后，再也没有在其任期内重返中国，而本来他是有此打算的。当尼克松逐渐陷于“水门事件”的丑闻之中时，他把处理中美关系的任务几乎全部交给了基辛格。基辛格在1973年8月被任命为国务卿，成为美国第一个身兼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两个职务的美国高级官员，可以说，他在尼克松的第二任期内，在尼克松政府的外交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比在第一任期时还要大。自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后，基辛格又分别于1972年6月、1973年2月和11月、1974年11月四次访问北京，他对这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当然，对于这个时期的美国外交，虽然美国方面的档案在逐步开放，但仍然很有限度，所以，对于尼克松政府内部的决策情况，尼克松本人当时的想法，很难有确切的了解，只能假设基辛格的观点和做法是得到尼克松认可的，并且从基辛格的行为来判断这个时期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也许一些结论将随着档案的解密而得到修正，但这并不妨碍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
1973年2月基辛格访问中国时，不仅再次会见了毛泽东主席，而且双方进行了友好和坦率的会谈，基辛格也受到中国方面非常周到的接待。但基辛格感受的却是年迈的中国领导人急于加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步伐的心情，而认为美国已经在“小心谨慎地同中国人打交道”的方面获得了成功。基辛格相信，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中国人越来越担心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而中国的这种担心使美国感到，在中、美、苏的三角战略中，美国处于一种更灵活有利的位置①。
在基辛格的这次访华中，他重申了尼克松的承诺，表示要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加速从台湾撤军。他不仅再次确认尼克松答应的在1976年年中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且还做出了新的承诺：“在1974年的（国会）选举后即着手对（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进行类似日本的解决。”他的话意味着在1974年后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虽然他说这是一种“痛苦”，因为美国和台湾有着长期的关系②。在基辛格访问结束前夕，中美发表了《联合公报》，并宣布“双方同意，现在已经是加速实现正常化的适当时候”，他们将“扩大在各个领域的接触”，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将在彼此的首都建立联络处③。以上说明，这个时候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在稳步进行的，不过，建立联络处却是尼克松政府时期在中美关系方面的最后一个成就。
①Burr，The Kissin er Trans，p. 83.
②Burr，The Kissin er Trans，pp. 114 -115.
③《人民日报》，1973年2月22日。
1973年3月15日，尼克松宣布，任命74岁的退休外交官大卫. K. E.布鲁斯为第一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曾经担任美国驻伦敦的国际法庭和驻联邦德国的大使，曾率美国代表团参加在巴黎举行的美国与越南的和平谈判。布鲁斯率领的驻北京联络处的成员全部由职业外交人员组成，并且都精通汉语。其中，艾尔弗雷德·勒塞纳·詹金斯和约翰. H.霍尔德里奇是布鲁斯的得力助手。在5月14日离开香港前往北京之前，布鲁斯说他的目的是要在中美两国人民中培植友谊，这也是已中断了整整一代人的美国的传统目标。他还说他带领的这个团队，在时机到来时就会升级为正式的使馆。而在他们于北京的联络处开设不久之后，霍尔德里奇就感觉他们确实是被当做正式的外交人员对待的①。
相应地，1973年5月30日，在美国于北京的联络处建立两周以后，中国驻华盛顿的联络处也正式成立了。担任过中国驻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和法国大使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黄镇为首任联络处主任，韩叙为副主任。在黄镇一行到达华盛顿之前，尼克松总统签署了一项公共关系法案，准许中国驻美国的联络处拥有外交豁免权。
当时两国驻对方联络处的主要职责一是恢复两国间的贸易，二是推进外交机构的建立，三是扩大彼此沟通联络的渠道。美国视其驻北京的联络处为两国已经建立起常规联系的标志，也是政策连续性的体现。基辛格甚至告诉沈剑虹，两个联络处“已经是彼此沟通的有用的渠道”，因此“我们不需要”与北京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他还说：“实际上，我们目前与北京的关系的水平已经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了。”②相对而言，中国方面则把联络处看成既是一个常规的沟通渠道，同时也是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前的一个过渡阶段。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是正常化受阻而延迟的原因之一。中国方面一直希望能加速实现正常化并加强两国的关系，但是，在联络处建立以后，从1973年中期到1974年中期尼克松辞职，一年之中再也没有任何新的进展。
1973年5月15日，在与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副主任韩叙的会见中，基辛格在白宫重申了两国政府要加速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目标。可是，5月29日，在黄镇与尼克松的简短会见和与基辛格的第一次会见中，无论是尼克松还是基辛格都没有提到进一步的双边关系的问题。他们只是建议再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表示中美两国都不从事反对另一方的行动，也不会在不知会对方的情况下，与第三方就达成协议进行磋商。6月14日，中国方面否定这个建议，认为双方在《上海公报》里已经阐明了上述立场。6月16日，尼克松致信周恩来，承诺美国不会在不与中国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做出可能损害到中国利益的事情①。
①Holdridge，Cr0ssin the Divide，pp. 113 -115.
②Shen，The U. S. and Free China，p. 155，pp.169 -170.
1973年6月，在尼克松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进行了两国首脑会晤后，美国与苏联签订了《防止核战争协议》（PNW）。基辛格希望中国相信，《防止核战争协议》有利于中国的安全。这件事虽然没有消除中国对两个超级大国联合起来对付中国的担忧，但是也还没有损害到两国共同战略利益的基础，所以，到这个时候，中美关系也还处在正常的轨道上。
①Burr，Kissin er Trans，p. 132，pp.135 -136.
1973年7月6日，基辛格再次会见了黄镇，基辛格提出，希望邀请周恩来总理在尼克松的第一次访华和下一次访华之间访问美国，并出席1973年秋的联合国大会。中方表示，由于周恩来总理年事已高，又身担要职，同时由于美国与台湾还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周恩来不能访问美国。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没有讲明的，即周恩来已经患了重病。1973年10月25日，黄镇告诉基辛格，美国和苏联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没有与联合国的其他成员商议而擅自做主，是不能接受的①。显然，中国对美苏勾结感到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基辛格于1973年11月对中国的访问就非常重要，它不仅是基辛格担任国务卿后的首次访华，而且关系到中美关系能不能继续前进。在基辛格到北京之前，他的主要顾问温斯顿·洛德、理查德·所罗门、恒安石等分析了当时的中美关系和中国的立场。从《纽约时报》记者C. C.苏兹贝格与周恩来最近的谈话记录中，他们知道中国认为美国没有认真履行尼克松访华时所做出的承诺。他们承认，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是中国政府关心的“关键方面”，也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核心”问题。他们注意到，中国领导人已经没有多少耐心了，并且开始怀疑美国的意图和用心。他们认为中国领导人希望加速实现关系正常化，主要是由于苏联的威胁和国内政治的压力，加上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年迈，特别是周恩来的健康在恶化已是显而易见的了，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很希望中美关系早日定型，以免在日后的继承人之争中发生变故。鉴于以上分析，基辛格的顾问们建议：再次向中国保证，美国政府愿意中美关系走向完全的正常化。在告诉中国中美关系正常化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同时，可以做出一份时间表，如同意在1975年春或1976年中期以前，实现中美建交；而为了开始协商建交的问题，邀请周恩来于1974年9月访问美国，和尼克松会面，从这时到1975年春作为协商具体细节的时间。1975年春，尼克松总统再次访问中国，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②。
①Burr，Kissin er Trans，p. 124.
②Memo，Winston Lord to Kissinger，Oct. 11，1973，Folder：Secretary Kissinger"s visit to Peking，October 1973，Vol. 1，Box 370，Winston Lord Papers.
与此同时，布鲁斯也向基辛格汇报了他的意见。他说中国方面多次表达希望能加快正常化的步伐。但他建议美国保持目前双边关系的“势头”，同时对完全正常化的时间和形式，则采取模糊的态度①。结果，基辛格采纳了布鲁斯的意见，他认为，当中国方面看到美国总统因“水门事件”而处于不力状态时，出于对苏联威胁的担心，可能会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
正是带着以上的想法，基辛格与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各自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会谈。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分歧，有些分歧还比较大，但寻求与美国合作共同对付苏联还是中国领导人的主要想法。基辛格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主要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①Telegram，David Bruce to Kissinger，October 6，1973，Box 40，HAK Files-Trip Files，NSC Files，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1.关于国际形势
毛泽东最关心的还是苏联的威胁和苏联向全世界扩张的“巨大野心”，这个问题也是基辛格最喜欢谈的。毛泽东相信苏联是有可能攻击中国的，他担心苏联会“把手伸向欧、亚两个大陆，以及北非和其他地方”。他希望美国能抵抗苏联的扩张，在欧洲和中东保留美国的驻军。他还向基辛格解释，黄镇发牢骚是因为他不懂美国抵抗苏联的重要性。基辛格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说他过去以为苏联可能进攻中国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但现在他认为这更有着“现实的可能性”，特别是苏联可能“摧毁”中国的核设施，因为苏联担心中国会在十年中壮大起来。毛泽东回答说，中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从根本上提高它的核力量，因为中国的核力量与苏联相比，“还没有一个苍蝇大”，也就是说，中国的核力量根本不会对超级大国构成威胁。
2.关于台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