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正常化不容易达到，因为在双方的首都设立联络处都花费了不少周折。美国国务院的决策人员想出来的联络处的方案，早在1971年10月基辛格访问北京时就向中方提出过，在后来又提过。起初，中国方面完全没有考虑这个方案，在尼克松访华时也没有谈到这个问题，直到1972年6月，当基辛格和霍尔德里奇再次提出这个建议时，中方才接受了③。到1973年年末，尼克松政府也才开始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准备，由基辛格的助手理查德·所罗门、温斯顿·洛德和恒安石研究下一步与台湾“断交”和与中国建交的问题。他们认为采取这些步骤有巨大的政治风险，而希望在台湾保留“领事馆”或联络处，不过，他们也知道，中国方面把任何美台之间政府间的关系都视为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违背①。既然是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做法，任何偶然的因素都可能使整个过程中断，而“水门事件”就是这样的偶然因素。
①Burr，Kissin er Transcripts，268.
第二，由于新的中美关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反对苏联这一共同利益，因此苏联因素对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有重大影响。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实际上是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以来，美国利用中苏分歧努力的继续，他们的目的都是分化共产主义阵营，瓦解社会主义政权，但他们的侧重点不同。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是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又希望与苏联合作，围堵中国，如力图达成核武器禁试条约，以阻止中国发展自己的核力量，甚至企图拉拢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扼杀中国处于萌芽状态的核能力。而尼克松政府则一方面利用中国对苏联大兵压境威胁的忧虑，希望借助与中国和解，重新打开中国的大门，并把中国作为在亚洲对抗苏联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又利用苏联对美、中联合的担心，向苏联施加压力，促使美国在与苏联的缓和中取得有利地位。因此，在尼克松时期的美、中、苏的三角关系中，美国总是试图尽力拉拢一方，向另一方施压，从双方都得到好处。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就是，在由两极统治的战后格局变成美、苏、中三角格局的过程中，美国应当主导三角关系，美国要“与两个共产党大国保持密切联系，而不是让它们互相联系紧密”，从而使美国有最大的选择余地。他还说，既然中国是两者之中较弱的一个，因此美国偏向中国。但他也承认，美国不希望苏联进攻中国，而希望世界力量保持平衡的基本动机，“不是出于法律责任，而是寻求对国家利益的解释”，所以美国领导人决心要“保持策略上的自由与灵活，并保证对最后行动的决定权”。同时，他也相信，在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会做出让步，为长远的利益建立可靠的信誉①。正如帕特里克·泰勒所指出的，尼克松与基辛格“是要让他们处于可以与莫斯科和北京讨价还价的位置上”②。例如，1969年9月底，当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到美国出席该年的联合国大会时，尼克松指示基辛格：“这是开始另一个中国行动的好时候。”③尼克松也曾对其白宫幕僚H. D.霍尔德曼说过，整个中国行动都是针对苏联的游戏，“是用与中国关系的解冻来让俄国人发抖”④。美国始终视美苏关系高于美中关系，如尼克松甚至告诉他的助手，如果他既不能在与苏联达成战略核武器禁试条约方面有所突破，又不能实现美苏首脑会谈，或者在短期内看不到希望的话，他就会干脆在1971年秋访华。而当苏联再次推迟美苏首脑会谈时，基辛格就想用宣布尼克松访华来刺激苏联⑤。
出于战略和地缘政治的考虑，尼克松和基辛格总是把美苏缓和置于中美关系之上，所以，每当美苏关系有所改善或进展时，美中关系就出现停滞或倒退，这种情况不仅在尼克松时期比比皆是，而且在后来的中美关系中也是如此。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相信，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为由莫斯科、华盛顿和北京组成的战略三角关系提供了极大的机动性，并且中国牌是它的主要组成部分”。他认为苏联从一开始就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对中国与（美国）新政府（的接触）表现出了我们的关切”，这让尼克松和基辛格感到有希望把其他问题与这个事情联系在一起，来压苏联让步。苏联没有认识到，至少没有想到尼克松会在美苏首脑会谈之前访问中国。用多勃雷宁的话说，对于尼克松突然宣布，他将在与勃列日涅夫会见之前访华，没有人能够比苏联更为震惊和困惑。当基辛格告诉多勃雷宁尼克松的访华安排时，多勃雷宁感到苏联“被美国人和中国人打败了”，虽然他并不想让基辛格看出来①。
①Henry Kissinger，Years 0f Renewal（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9），pp. 151 -153.
②Tyler，A Great Wall，p. 63.
③Isaacson，Kissin er，p.335.
④H. R. Haldeman，The Haldeman Diaries：Inside the Nix0n White H0use（New York：G. P. Putnam"s Sons，1994），p. 275.
⑤Tyler，A Great Wall，p.94，p. 96.
毫无疑问，尼克松成功的北京之行，有利于1972年5月美苏首脑第一次会议和两国领导人签署第一个限制核武器的《战略武器限制条约》（SALT1）的顺利进行。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进行了美苏第二次首脑会晤，美苏签订了《防止核战争协定》（PNW），之后，美国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的积极性有所减弱。中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保持了高度的警惕，而中国从来也没有完全消除它对美苏勾结共同对付中国的担心。在向尼克松汇报他于1973年2月的访华成果时，基辛格说在他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苏联是主要的话题。周恩来对基辛格说，形势的发展表明，美国“可能是通过站在中国人的肩膀上去接近苏联”。基辛格解释说，美国对苏关系的本质意味着美国要采取“比中国复杂得多的政策，而中国只是一味反对就行了”，美国正在设法与苏联达成协议，但美国决不会受制于此，而损害到自己的利益。基辛格还强调，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苏联的军事集结在继续，美国就会保持强有力的防卫能力，并改进自己的战略力量，并且在关乎中国利益的问题上，会考虑到中国的利益②。
为了打消中国领导人的疑虑，基辛格进一步解释了如果苏联向中国施压，美国可能会做出的反应的三个假设。一是美国希望苏联击败中国。基辛格的解释是，无论苏联先打败中国，还是先打败欧洲，其结果对美国来说都是一样的。美国都会因此陷于孤立，并最终成为苏联的下一个目标，所以，这绝对不会是美国的政策。第二，美国可能希望苏联在中国的进攻陷于困境，而拖夸苏联。基辛格说这样的冲突其结果是难以预料的，如果苏联遭到像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情况，苏联可能会采取鲁莽的行动，美国则可能被迫顾及一些本来无关紧要的问题，或做出极端复杂的决定。第三，美国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促成苏联与中国的战争。基辛格说，美国在计划保持它的防卫，继续作为一个负责的国际角色，并与它的盟国协作时，将把对中国的侵略视为与其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不过，基辛格不知道他的这番解释是否让中国人感到有说服力①。
①Anatoly F. Dobrynin，In C0nfidence：M0sc0w’s Ambassad0r t0 America’s Six C0ld War Presidents，1962 - 1986（New York：Times Books，Random House，1995），pp. 201 -202，p.217，pp.225 -227.
②Burr，Kissin er Transcripts，pp. 112 -114.
当基辛格断言美国不愿意鼓励苏联进攻中国时，他又在强化中国对苏联的担心，目的就是想要中国更亲近美国。在他与韩叙于1973年5月的会谈中，基辛格又提到勃列日涅夫关于苏联和美国联合防止中国成为核大国的提议。当基辛格于1973年11月会见周恩来时，如伯尔所说，他“还在对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夸大其辞”。基辛格提出，美国与中国进行秘密的军事合作，设立提供战略情报的热线，但中国方面没有做出回应②。通过强调苏联的威胁，基辛格成功地使中国领导人从长远考虑中美关系，而没有急于实现正常化。
①Burr，Kissin er Transcripts，pp. 112 -114.
②Burr，Kissin er Transcripts，pp. 130 -133，pp.167 -168.
尼克松的对华政策以实现零的突破为要务，但其根本动机并非出于两国关系的迫切性，而是美苏关系和美越关系的推动。美国在60年代陷于越南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阻止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蔓延，阻止中国影响的扩展。可是，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发现，苏联在全球的扩张才是美国霸权首要的威胁，当美国不得不撤出亚洲时，苏联必定会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而且已经在做着努力，这对美国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当美国面临外交上的两大难题———日益增长的苏联战略优势和日益艰难的越南战争时，尼克松政府必须迅速、果断地采取可行的应对措施，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而建立与中国的正常关系就是最有效的武器。一方面，美国可以用中国作为对抗苏联的砝码，逼苏联在某些问题上做出让步；另一方面，美国希望借助中国，在它撤出越南之后，保留一定影响，而不至于将它拱手让给苏联。
第三，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最初之所以能够达成《上海公报》，是因为双方同意将台湾问题暂时搁置，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尼克松政府的对台政策仍然是力图保持台湾现状。如在1973年2月和11月，基辛格访华之后，两次告诉沈剑虹，美台关系将保持不变①。所以，在尼克松的北京之行之后，一方面，美国采取了一些步骤履行其在《上海公报》中的承诺，如减少在台美国军事人员至4 000人，1974年10月26日，国会废止了1955年签订的授权总统动用美国军队保护台湾、澎湖列岛及相应地区安全的条约等。但与此同时，美台关系却不仅没有降温，反而在升温，如1974年2月，美国任命了高级外交官伦纳德·昂格尔为新任驻台“大使”，又允许台湾在美国新开办了3个“领事馆”；暂停了从台湾撤退军事人员，并向台湾出售军火；美国进出口银行还向台湾提供了3. 4亿—4亿美元的贷款②。
①Shen，The U. S. and Free China，pp.10 -12.
②Ralph N. Clough，Island China. Cambrid 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 26 -27.
1974年1月29日，基辛格的主要助手恒安石和洛德向基辛格汇报了他们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台湾问题的看法，他们认为美国的基本目标是要在正常化过程归结为与中国建交的同时，“保持与台湾最大可能的联系”，其理由是，美国在台湾有“复杂的利益”，美国“与那里的政府和人民有着同盟和友谊的关系”，“打破这种关系会产生精神上或心理上的暗示”，“美国如何对待朋友将对世界政治产生影响”，国内和国会的意见不可忽视，等等。因此，他们建议，寻求在中美建交之后，仍然保持美台基本关系，只要让中国方面感觉美国是遵守了“一个中国”的原则的。他们认为，正常化的问题包含了两个方面内容：其一，正常化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其二，如何达到这一结果，这个结果如何与美国的下一个目标相结合？对于美台之间的非军事关系，他们列出了四种可能性，从最具官方性质的形式依次递减，分别是联络处（这是最理想的形式），美国政府“使团”，“领事馆”或“总领事馆”，最后是非政府组织。总之，就是在中国政府能接受的范围内，保护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在台北和华盛顿保留各自的代表，以保持双方的官方与非官方的关系①。由此可见，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始终不愿意放弃台湾，而要在中美关系中留一个尾巴，这虽然是历史造成的，但仅仅归咎于历史，也不能说明问题。它与美国的政治理念、全球战略和外交策略有密切的关系。
①Arthur Hummel and Winston Lord to Kissinger，January 29，1973，File China Notes，Box 380，Winston Lord Papers.
中国政府把美国的这些行动看做是美国企图使美台关系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的表现，并向美国表示了不满。一向沉稳持重的周恩来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就用严厉的措辞说中美关系发展缓慢，是由于美国“向台湾输血”。在1974年，中国政府官员在多个场合，直接地或间接地告诉美国方面，中美之间在贸易、人员往来以及其他领域的发展，有赖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行动。1974年4月，当邓小平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他也直接问基辛格，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打算怎么做。基辛格回答说，他们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想法，并说日本与中国建交的模式不适合美国，因为美国与台湾有历史的联系，美国要考虑它对其“盟国”的信誉，而不能抛弃老朋友。在基辛格看来，既然中美之间已经有了热烈接触，就算没有外交关系，“我们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就让它那样好了”。基辛格想要推迟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有他的理由的。一方面，尼克松总统在国内面临“水门事件”的压力下，既不敢在台湾问题上激怒国会中的保守派，也不敢再给民主党留下攻击他的借口，所以，从美国国内的形势看，很难在这个时候做出建交的决定。另一方面，暂缓建交对美国来说也有它的好处。因为在现存的条件下，美国可以在美、苏、中三角关系中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使苏联和中国都因担心对方与美国结盟而有求于它，从而得到更大收获。不过，邓小平没兴趣与美国讨价还价，而是坚持，中美关系正常化只能是按照日本模式进行。在这次尼克松政府时期最后一次中美高级领导人的会谈即将结束时，邓小平说美国“欠了中国一笔债”，他虽然没有说明，但很明显指的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已显出了足够的耐心，而美国在正常化问题上的步子太慢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