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基辛格十分关心所谓的“后毛时代”和“后周时代”，认为那个时候中国国内政治可能出现变化，他曾说：“我们不能保证中国将继续其现行的政策，当他们对情况感到失望时，在中国大陆什么都可能发生。”②在他看来，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将是不久于人世之人，毛之后的中国可能会陷于混乱，从而给台湾的国民党提供又一个机会③。而中国方面对美国的“好感减弱了”，政府中不少官员根本不能理解美国的行政部门和国会之间的关系和引起的争论，毛泽东对美国的迟疑不决感到很不满意。他担心中国作为美、苏、中三角战略中最弱的一方，会成为反苏联盟或别的什么联盟的牺牲品，他也不相信西方对中国的敌意已经完全消失。而基辛格在1973年和1974年访华时过分强调苏联的威胁，反而引起中国领导人怀疑美国的动机，而警惕“祸水东引”。毛泽东曾对基辛格说：在西方你们（的战略）总是从推动德国打俄国开始。所以，他怀疑美国现在又是想“让西德和俄国和好，然后促使俄国向东，主要是针对中国，也针对日本，然后让俄国在中国陷入泥沼”，美国就从背后打击苏联。毛泽东甚至想到，如果苏联进攻中国，中国只能采取游击战和持久战的方式④。这番话虽然源于毛泽东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和丰富的联想，但也说明他对在短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不再抱有幻想了。
①Burr，Kissin er Transcripts，pp. 284 -288.
②Burr，Kissin er Transcripts，pp. 168 -169；Shen，The U. S. and Free China，p.134.
③Tyler，A Great Wall，p.169.
④Burr，Kissin er Transcripts，p.89，pp.99 -100.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结束之后，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会谈记录，批评他在台湾问题上立场不够坚定，对美国太软弱，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11月底，周恩来再次因为所谓的“右倾的错误”受到批评。而此时“四人帮”也加紧对周恩来进行排挤和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极左路线又在中国的外交事务中占了上风，中国不可能在中美关系中有更多的灵活性①。
第五，中东战争和西方石油危机支配了这个时期的美国外交，也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的顺利进行。这个时期，国际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在中东。苏联进一步扩充在中东的势力，与埃及签订了友好条约，继续向叙利亚提供战斗机和地对空导弹。1973年10月6日，在犹太教的赎罪日（Yom Kippur）发生了“赎罪日战争”，埃及军队越过苏伊士运河，进攻以色列，叙利亚进攻戈兰高地，阿拉伯军队显示出比前几次中东战争中更强的战斗力，以色列军队遭到重创。但以色列军队发动反攻后推进到叙利亚境内，并越过苏伊士运河，包围了埃及的第三军团。对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希望自己支持的一方在战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同时借此向对方施加压力。美、苏两国的介入使之面临爆发直接对抗的危险，形势一度十分紧张。但为了长远的利益，美国和苏联共同建议由联合国安排停火，而停火很快被破坏，以色列包围了2万埃及军队，苏联威胁要进行军事干预，最终，美国以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胁迫以色列同意停火。
① 贾思南：《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1915—1976年》，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311页。
此时，新成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OPEC），也成为影响世界政治与经济的一股重要力量。石油输出国组织由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的产油国，以及利比亚、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组成，其成员国的石油储量占了世界储量的很大比重，它对于80%的能源来自进口的欧洲和日本有重大影响。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赎罪日战争”中，阿拉伯的欧佩克成员在沙特阿拉伯的带领下，对所有帮助以色列的国家实行了5个月的石油禁运，使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由每桶3. 07美元急升至11.56美元，石油短缺和价格高昂加速了西方世界的通货膨胀，使依赖能源的工业国家的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产生了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基辛格忙于穿梭外交，奔走于美国和中东之间。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基辛格当时顾不上中国事务，因为那不是一个紧迫的事情。
五、尼克松对华政策的政治遗产
尼克松一直对他的对华政策感到自豪，并声称只有他才能做到在对华政策上有所突破。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赞同艾萨克森的观点，即：当中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而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逐渐降级，中国不再担心美国侵略时，无论谁担任美国总统，中美之间的和解都会在70年代的某个时候发生，但是，尼克松、基辛格和中国领导人一起，为使这一刻早日到来而做出的努力是“值得褒奖”的。“尼克松的创意和坚持推动了这个问题的解决；基辛格使尼克松的创意结成果实，并将它纳入了基于世界力量平衡的三角战略的美国对外政策框架之中。”①尼克松顺应历史潮流，与中国领导人一起，启动并加速了中美关系发展的进程，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和两国人民的幸福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①Isaacson，Kissin er：A Bi0 raphy，p. 352.
与此同时，尼克松在对华政策上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为后来的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了好的和不好的影响。这集中体现在尼克松的个人作用、《上海公报》和台湾问题上。
第一，从个人作用来说，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无疑是在一个关键的岗位上起了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一直以来，尼克松醉心于外交事务，也希望在外交事务上树立起自己的高大形象。凭借他的政治敏感和对国际问题的深入思考，尼克松抓住了历史的机遇，实现了对华政策的重大突破。尼克松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揭开了中美关系新的篇章，是划时代的成就。但是，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并非是他呼风唤雨的杰作，而是他顺应时代潮流，审时度势的明智之举，也是中国政府的响应和协作的结果。
第二，在尼克松实现对华政策的突破过程中，秘密外交是一个突出特点。同时，以秘密外交渠道替代公开政策声明为主导的做法，保障了尼克松总统成功访华，实现了首脑会谈，打破了坚冰。尼克松政府的秘密外交，避免了政策出台之前在政府内外引起大争论，影响谈判的进程，也避免了因国会与政府间的相互制约，使这一过程缓慢复杂，还给尼克松政府带来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可以说，如果不是采取秘密外交的手段，而是常规性的谈判，实现这一历史性突破的难度会更大，耗时会更久，其结果则难以预料。然而，尼克松的这一做法也引起了美国国会和其他一些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尼克松的秘密外交，行使了帝王般的特权，有违美国政治的民主传统和公开原则，而予以抨击，这使得尼克松与国会的关系变得紧张，并在后来的“水门事件”中吃了苦头。尽管如此，后来的卡特政府仍然采取了这一策略。
第三，《上海公报》以非正式表述双方立场和基本观点的形式，树立了中美关系发展中的“公报模式”。对于《上海公报》有不同的评论，有人认为它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如美国学者约翰. F.科珀认为，《上海公报》中有一句英文是“do not challenge”，给人的印象是美国虽不反对，但也不赞同，而中文译为“不提出异议”，则成了双方同意的意思，对此，美国为了能达成共识，也没有坚持。另外，中国也有让步，如在关于“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的“中国”的提法上，也是用的一般性的概念China（中国），而不是PRC（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缩写）①。
①Copper，China Dipl0macy：The Washin t0n-Taibei-Beijin Trian le，pp.56 -58.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著名学者鲍大可认为，《上海公报》以高超的技巧为新的中美关系奠定了基础，它表达出了双方的愿望，出于各自的理由，他们都希望结束彼此长达20多年的敌对，开始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双方都在一些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但也都明白，根本的分歧仍然存在。而无论是妥协还是坚持，基本上都是以坦率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双方也承认，有一些尖锐的问题，主要是台湾问题，是不可能立即得到解决的，因此有些问题需要回避，而求同存异。所以说，《上海公报》仅仅是一个需要双方花费很多时间的复杂过程的开始，而不是结束①。的确，《上海公报》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标志性的文件，它没有解决中美关系的所有问题，却为新时期的中美关系构筑了基本框架，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起到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作用。
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道德观念上有着巨大的差异，彼此之间因长期的隔绝和对立而形成的分歧，不可能在短期内弥合，因此，求同存异是最好的选择。对美国来说，“公报模式”的好处在于既能够表述自己的观点和双方原则上的共识，又不需要经过烦琐冗长的国内讨论，得到立法机构的审批，既能达到外交政策阶段性的目的，又因其没有法律约束而十分灵活。这种做法为后来的各届政府所沿用，作为《上海公报》的延续和补充，1978年的《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与《上海公报》一样，都是在申明双方达成一致同意的方面的同时，保留阐述各自立场和观点的空间，成为既有妥协，又有原则，既有分歧，又不妨碍两国全面关系发展的外交模式，三大公报也成为中美关系最基本的原则性文件和中美关系前进的阶段性标志。
①Barnett，China and The Maj0r P0wers in East Asia，p.197，p.199.
第四，中美和解对于70年代的中越关系产生了影响。中国和越南一直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中国对越南的抗法、抗美战争给予了无私的大力支持。可是，自60年代末起，随着苏联向越南提供更多的援助，苏、越关系日益升温，中越之间的矛盾突显出来，但这时中越之间仍然保持着友好关系。在与美国和解的过程中，中国的立场是鲜明的，即支持美国撤出越南，鼓励越南与美国谈判，但声明恪守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承诺。然而，尼克松访华以后，越南对中国的误解加深，对苏联的依赖加重，中越关系无可挽回地下滑。
对于印度支那的前途和地区安全的问题，美国的本意是希望中国作为越南长期友好的伙伴、坚定的大后方和坚强的支持者，能对越战后的地区形势施加影响，而中美和解的实现，使美国有可能间接地保有一定影响，以抵消苏联在该地区的扩张。然而，事实上，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加深了中越之间的矛盾，两国关系日益走下坡路，反而使苏越关系进一步密切，美、中的影响减少，甚至导致中越在70年代末反目成仇，干戈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