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字淑宁，乳名瑞女儿。
1905年正是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中国已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各帝国主义国家在猛烈地瓜分着中国这块大肥肉，中国大地民不聊生、尸骨遍野。一些革命志士寻找着一条解放祖国、拯救人民、恢复中华之路。
就在这一年的10月25日，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白花场白杨嘴村一个生活条件优越的地主家庭。母亲生了他们兄妹八人，一曼排行老七。虽说家庭生活条件好，但她童年时代并没有多少快乐，她几乎被封建礼教压迫得窒息。
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家庭，使她从小就形成了不屈的性格。记得她小的时候，时常有人到她家里来告状，每次告状都是因为她为别人打抱不平去打架。与别人打架时，不管对方的个子多高大，她都不怕，硬是与人拼命，从不肯让步，直到对方先住手她才罢休，而她早已被打得浑身是泥了。
十岁那年，母亲按照封建习俗要给她裹足，这是封建礼教对中国妇女的一种压迫和束缚。不裹足就会被看作大逆不道，可她偏不信邪，又哭又闹在地上乱蹦，母亲生气地训斥她说：“女人家长着一双大脚丫儿，有多难看！”她挺着胸毫不示弱地说：“脚是走路的，又不是给人家看的！我就是不裹！”母亲只好叫人来帮忙，母亲硬是把她摁（èn）倒在床上，用长长的白布条把她的双脚裹起来了。之后，母亲厉声地对她喊道：“从今天起不许你出门，更不能在大路旁停留，一切男人都不能见！”她待母亲走开后，看到自己的两只脚被白布条里三层外三层地裹着，越看越气。趁母亲不在，她拿起剪子飞快地把裹脚布剪得粉碎，还把母亲早就给她做好的那双小尖尖鞋用砍刀砍烂。消息在村子里传开，家族的长辈们都来训斥她，还叫她的母亲好好地对她“严加管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母亲一次次地逼她，她一次次地反抗，最后她干脆以绝食来抗议，母亲没办法了，叫来她的大哥管教她。自从父亲死后，大哥就成了家长，他板着脸大声喝道：“你裹不裹脚？”“不裹！”一曼一点不示弱。“你有什么理由不裹脚？”“我就是不裹！”一曼话刚出口，大哥的巴掌已打过来了，一曼被打倒在地上，她倔强地爬起来，更坚定地冲着恼羞成怒的大哥说：“你打吧，打死我也不裹脚！”大哥野蛮地抡起拳头狠狠地打她，嘴里还不住地叫着：“我打死你这个疯丫头！”站在一旁的母亲心疼了，把她拉开。后来，一曼故意当着众人的面洗脚，母亲毫无办法，只好屈服了。就这样，她在和封建礼教的斗争中保留下一双大脚。
一曼的大姐夫郑佑之是个正直向上的青年，曾作过她半年的家庭教师。一曼由衷地喜欢他，觉得他很了不起，懂得很多知识，有说不完的新鲜事。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喜讯传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展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郑佑之很快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成为四川地区很有影响的革命者，也是宜宾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一曼在大姐夫的指导帮助下，开始阅读《妇女杂志》、《向导》、《中国青年》、《觉悟》等宣传革命的进步刊物。为了避免家庭的阻力，她常常躲在后院青竹林或自己的房间中偷偷地阅读，书上的革命道理雨露般地滋润了她的心田。她像一株久旱的小苗拼命地汲取着营养和水分。一下子她觉得自己学到了很多的道理，有时她读得入了迷，就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了。这件事后来被她那继承父业的哥哥发现后，骂她读了这些书，被引向了斜路，不允许她再读。一天，哥哥趁她不在家，搜了她的房间，把所有能找到的书一齐投入火中。她气愤极了。大火能烧毁书籍，却烧不掉她向往革命的心。这以后，她把大姐夫给她订的这些进步刊物先寄到二姐家，然后她再去取回来藏在坛子里，以挑花为掩护关起门来读书。她还常常把自己的学习心得写在信里，寄给她不能常见面的大姐夫。
郑佑之从事革命工作很忙，很难与小一曼见上一面，但他喜欢一曼的斗争精神，也为她的进步而高兴。他除了亲自为一曼订阅些进步刊物外，还托人给一曼寄来《中国共产党宣言》、《女子参政之研究》等革命书籍，在郑佑之的帮助指导下，一曼进步越来越快。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与一曼通了上百封信。在一封信中他鼓励一曼说：“我看见你激烈的性情，过人的聪慧和近来感受压迫的痛苦，我已认定你是个改造社会的得力人才了。”1923年冬天，一曼经过大姐夫及何珌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姐夫一步步的引导下，她走上了背叛自己封建家庭的道路。
一曼自从学习了革命理论，眼界开阔了。她感到自己整天在家关门自学，常受到哥嫂的责骂和限制，因此想走出村子到宜宾城里读书去。当她刚向哥嫂提出读书要求时，立刻遭到他们的辱骂，并说：“你有本事你去上学吧，我没有钱。”一曼力争说：“你有钱嫖赌、吸洋烟，就没钱供我读书？”嫂子站出来骂她是个“贱婢子”，不准她出门。为此，一曼气得得了肺病，吐了血，她再也忍受不了封建家庭对她的束缚。她拿起了笔，把哥哥在家里实行封建压迫的情形写出来，让社会都知道这种封建礼教是害人、坑人的。在这篇文章中她一股脑儿把自己的苦恼、愤怒、痛苦都写出来了，她这样写道：“全世界的姊妹们，请看我们的家庭，是何等的守旧！是何等的黑暗！我自生长在这个黑暗家庭中，十数载以来，并没有见过丝毫的光亮。阎王似的家长哥哥死死地把我关在那铁篱城中，受那黑暗之苦。觉得我们女子受专制礼教之压迫，做私有财产社会的奴隶，我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极想挺起身来，实行解放，自去读书。奈何家长不承认我们女子是人，更不愿送我们读书。务望亲爱的同志援助我，替我作主呀！”这篇文章是对封建礼教的揭露，也是一个生活在封建礼教之下弱女子的抗争。她把写好的文章寄给了大姐夫郑佑之，郑佑之看后为她有这样的勇气和觉悟而高兴，立刻把这篇文章寄到上海、天津。
1924年8月6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中央委员向警予主编的《妇女周报》以“被哥嫂剥夺了求学权利的我”为名，发表了一曼的文章；18日天津邓颖超主编的《女星》也以同样的题目发表了这篇文章，两刊还发表了声援一曼的文章。一曼看到自己的奋起抗争得到了社会进步势力的支持，激动不已，也坚定了她斗争的决心。
自从她的文章发表后，哥嫂更加恨她，常常刁难她，可她斗争精神更强了。她常偷偷溜出家门，去村里和妇女们交谈，在与这些贫苦姐妹的接触中，她更清楚地了解了她们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的痛苦生活，十分同情她们的悲惨遭遇。1925年初她按照共青团组织的意见，把村里的妇女们组织和发动起来成立自己的组织——“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她任文书，负责日常的工作。由于她的积极工作，会员很快从30多人发展到180多人。接着又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她们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外，还学习妇女解放的道理。
妇女解放同盟会的活动遭到了村里封建势力的反对，常有人冲进学校起哄、捣乱，殴打妇女和女子学校的教师。一曼和妇女同盟会的姐妹们看到这种情况立刻组织反击。她们向四川和宜宾地区的学校和进步团体发出信函，寻求社会的支持。这些呼吁很快有了反应，他们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或给白花场妇女同盟会发信表示声援。在一曼的积极组织下，这里的妇女运动发展很快。
一曼的反抗及开展的妇女运动，引起了同族们的不满，他们围着一曼的大哥，一定要他对一曼严格管教，否则要把一曼关起来。有些人给一曼的哥哥出主意，要他赶快给一曼找个厉害的婆家，好让公婆去管教他。一曼的大哥觉得这话说得很有道理，经过策划，找来一个媒婆给一曼说媒，想把一曼赶出家门。
一曼经过斗争的锻炼，已不再是一个弱女子了。一天，看到媒婆又来到她家，就去割了一把藿麻等在大门外，媒婆刚一出门，她就冲过去说：“媒婆，你听着，我家的事不用你来管！”说着她把手中的藿麻拿到媒婆眼前挥了一下，“以后你要再敢上门来，我就用这藿麻收拾你。你知道，我是说得出做得到的。”媒婆吓得倒退了几步，战战兢兢地连声说：“我不敢了，我不来了，”说完转身逃走了。一曼进屋对哥嫂说：“要不要结婚是我个人的事，不用你们包办！我知道，你们怕我连累了你们。那好，请把婚姻费用给我，让我去读书。城里的中学正在招收女生，我要去考，离开这个家，省得连累了你们！”嫂子一听就冲着一曼喊叫起来：“让你嫁人你不嫁，反倒要到男学堂读书，男女混杂，同进同出，还成什么体统？”赵一曼气愤地说：“男女都是人，为什么不可以在一起读书？”哥哥冲到她跟前，喊道：“不嫁人就别想出白杨嘴！读书，在家里读，钱，一个也没有！”一曼到城里读书的要求，再次遭到哥嫂拒绝之后，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离开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