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再次醒来时睁开眼睛看了看周围，白床单、白被子，还有穿着白大褂的小护士。她有些茫然，自言自语道：“我是在什么地方呢？”小护士轻轻地回答她：“在市立医院里。”赵一曼脑海里闪过了这几天的事情：敌人的严刑拷打、王团长和战友们的牺牲，这些事深深地印在她的脑子里。她想到凶残的敌人能把她送进医院治疗，肯定还是想从她的嘴里得到共产党和抗联的情报。她愤怒地向护士喊着：“滚开！都滚开！去告诉鬼子要杀就杀！我什么也不会说的！”小护士对她说：“我是医院的护士，与鬼子不一样！”赵一曼叫了一阵后冷静下来，她想：既然我在医院里，也好！身体就可能好起来，身体好了就有逃出去的可能，我要想办法逃出去！继续寻找党和队伍，坚持抗战！
一位中年医生推门进来，他轻轻走到赵一曼的病床前，俯下身子仔细地观察了一下，然后，又用手量了量赵一曼的脉搏，用听诊器认真地听了一下赵一曼的胸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轻轻地给赵一曼盖了一下被子。他对身边的小护士微笑地点了点头，与护士交谈了几句就轻身走出了病房。
赵一曼又警惕起来，她问小护士：“刚才那个日本人对你说什么？”小护士连忙分辩地说：“他不是日本人，他和我一样都是中国人。我们也恨日本人！请你相信我们，我们都是好人，不会伤害你的！他说你手术之后，身体正向好的方向转化，嘱咐我按时给你吃药。”小护士眼里闪着恳切、诚实的目光。一曼看出了小护士的真诚，便与小护士聊起天来。
小护士对一曼说：“你被送进来时，一直昏迷不醒、伤口化脓、奄奄一息。是刚才进来的那位张医生为你做了手术，你今天才醒过来。”小护士说：“我和张医生都希望你能尽快地好起来！”小护士又向赵一曼诉说了自己的遭遇。
小护士叫韩勇义，今年刚刚17岁。她本来应该有活泼快乐的生活，可是十分不幸的是她的亲生母亲已不在身边了，跟着后母过活。她的后母常常虐待她，她从小就失去了父母的慈爱。如今长大了，舅父把她送进了这家医院当护士。她每天除了给病人打针、送药、为人倒痰盂、扫地、擦地板外，还常常遭到别人的斥骂。小韩平时很少说话，也不愿意与人多接触。如今一个抗日女英雄成为了她的病人，她格外耐心地照顾着一曼。
这一天她又给赵一曼送药来了。她一手拿药，一手端着水来到赵一曼床头，招呼一曼吃药后，不愿意离开，想借这个机会多了解一些关于赵一曼的事情。她很认真地问道：“你就是报上登的那个骑马跨枪打日寇的赵一曼吗？”赵一曼微笑地回答：“是的，就算是吧！”小韩又问：“那天你被送进医院时浑身是血。遍体鳞伤，你受得了吗？”赵一曼望望天花板，一字一句地对小韩说：“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背叛自己的信仰，出卖自己的同志！”看上去似懂非懂的小韩对赵一曼所做的事情不一定全都理解，但是她意识到赵一曼是在干一项她自己看作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的事情。为实现这个目标，她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
小韩与赵一曼越来越熟悉了，她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友谊。小韩每天精心地照料着赵一曼，为她换药、喂饭、洗衣、擦身，赵一曼的身体一天天地好起来了。小韩真心地希望赵一曼能够早些离开日本鬼子的魔窟。
转眼到了4月份，哈尔滨的天气仍然是变化无常。看守董宪勋被伪警察厅调来专门监视赵一曼。董宪勋是个有正义感的青年人，他从小失去父母成为一个孤儿，是叔父收养了他。叔父带他逃荒来到关外，生活虽然很穷，可叔父仍然节衣缩食地供他上学。在叔父的照顾下，他长大了。如今他误入歧途，当上了伪警察。他听说自己看守的就是报纸上常提到的抗日联军的女英雄赵一曼。他亲眼看到赵一曼如何身负重伤仍然坚持抗日主张，宁死不屈。他常常为自己走错了路而感到内疚和懊悔。赵一曼也看出了他的矛盾心理，就主动地接近他，用中国人应该以民族大义为重，要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道理启发、教育他；一曼还常给他讲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故事，讲那些血气方刚的抗联战士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在赵一曼的帮助下，董宪勋发生了变化。他从同情革命到敬佩抗日英雄、愿意为抗日做事。
自从看守换上了小董后，赵一曼得到了不少的“自由”。她常能从小董那里要来些铅笔和纸，深情地写下了自己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写下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小董见后深受感动。他对赵一曼说：“等将来我也要参加抗联。”他利用职务之便主动为赵一曼放哨。
一天夜晚，赵一曼和小韩正在病房里聊天，小董站在外边。突然日本特务吴树桂向病房这边走来，小董知道他来准没有好事，为了掩护赵一曼和小韩，使她们的谈话不被敌人听见，他故意大声咳嗽了一声，又提高嗓门大声地过去打招呼：“吴巡长，您来了？”赵一曼他们听到后立刻停止了谈话，装作没事的样子。
赵一曼身边的这两个正直的青年在她的帮助下，进步很快。随着时间的推移，赵一曼的伤口愈合起来，身体也好多了，被打断的腿也逐渐地长出了新骨头。同时，日本特务也越来越频繁地来到医院对赵一曼进行监视，他们隔三差五地轮流来察看。特务头子林宽重也常提着水果、点心等食物装作很关心的样子来看望。赵一曼心里十分明白，老奸巨狡的日本特务林宽重正在酝酿着更大的阴谋。
果然，日本特务来病房的次数日益增加，敌人把审讯转到了赵一曼的病房。特务每次来审讯，赵一曼回答的只有“不知道！”三个字，特务们每听到这样的回答，就会恼羞成怒地毒打她一次，残酷地折磨她一次。但是，赵一曼从敌人审讯时疯狂的样子中清楚地知道，敌人越疯狂就越说明抗联的活越、说明敌人无能为力。她想，只要有抗联存在，抗日活动就不会中止，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活动就会受到阻碍，她深深地为自己的同志还坚持抗日斗争而高兴。
一天，刽子手吴树桂来到赵一曼的病房，赵一曼毫不理会，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吴树桂故意在赵一曼面前转来转去，得意忘形地挥着拳头说：“我又来打你了！我是一天不打人就手痒痒。我这个人就是有这个毛病！”赵一曼冷笑了一下，讥讽地对他说：“这还算毛病！狗不咬人就不是好狗！”吴树桂凶神恶煞地对赵一曼吼叫道：“你竟敢侮骂老子，你也不打听一下，我是什么人！人家都叫我‘活阎王’！”赵一曼接过话来说：“活阎王？反正不是人！”这下可惹怒了这个刽子手，他抽出挂在腰上的竹箭狠狠地向赵一曼右腿的伤口上戳了一下，顿时还没有长好的伤口上鲜血直流。一直在外面的林宽重突然用脚踢开了房门闯了进来，直冲着吴树桂走去，装腔作势地喊：“谁叫你来的？你给我滚出去！赶紧滚出去！”然后他走到赵一曼跟前连声说：“对不起！向你抱歉，我的下级对你太无理了，都是我管教不严！”赵一曼一直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林宽重的表演，心里暗自发笑，她明白这是敌人常用的手法。随林宽重同来的还有几个日本特务，他们分别坐在赵一曼病床的两侧，假惺惺地与她一起拉家常话。林宽重说：“一个女人为什么偏要出去打仗呢？依我看，女人最合适的职业是做个教员、医生或者做个律师。你说对不对？”“是的，我天天都在想，等将来有一天把你们赶出中国以后，我就到乡下做个教员。”赵一曼不紧不慢的回答使林宽重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停了片刻，突然大笑起来，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你是个梦想家，但你还是丢掉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吧！”他说话的声音虽然不高，但却带着威胁，“你在我的手里，死活全由我决定。我把你送进医院，你就住院。我要想把你放掉就能放掉你！只要你要真心悔过，我就会放你出去.你出去后就可以去做你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赵一曼听着心中抑制不住满腔的怒火，她大声喊着：“你们这些强盗才应该悔过，你们野蛮地侵略了我们的国家、掠夺我们的人民。我恨你们！我要杀你们！杀得一个不剩！”林宽重大叫“疯子，你简直疯了！”他转身出去，不一会儿又进来两个日本特务，继续审讯她。赵一曼冷静多了，她知道敌人在对她进行“轮流审讯”。她想，自己必须冷静，否则话多必有失，稍微一点点的疏忽就可能会给党和同志们带来不幸的。所以，她又闭紧嘴巴一言不发，无论敌人怎样审讯她，她的回答就是用充满仇恨的目光怒视着这些强盗。
这次审讯整整进行了一天。到了傍晚，日本特务头子林宽重从充满自信到完全失去了信心。他杀气腾腾地冲进病房，凶狠地大叫着：“我们用不着再绕圈子了，这场谈话该结束了！我现在只问你一句话，你是要死还是要活？”赵一曼猛地坐起来，毫不退让地说：“早就不应该这样浪费时间，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要杀就杀吧！”林宽重这回真的疯狂了，他像一头凶恶的野兽，把积攒了很长时间的气恼全部发泄了出来。他一把把赵一曼揪到地上，用手拽着她的头发，用脚狠狠地向她的伤口上乱踢。赵一曼知道这已是决战的时候了，她挺起虚弱的身体，拉住这个狗特务的手腕，拼尽全力咬了一口。林宽重痛得大叫一声，用另一只手捂住被咬的手腕，抬起穿着皮靴的脚，拼命向赵一曼狠狠地踢过去，赵一曼再一次昏了过去。
日本特务彻底绝望了，他没有想到这个瘦弱的女人，竟然如此强硬，他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一个共产党员、抗联战士的伟大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