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的祖先确曾建立过辉煌而眩目的文明，然而，这种文明却成为后人固不自封、不思进取的包袱，成为遥不可及的光荣梦想。当今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便是，凡是昔日文明发达的地方，如埃及，印度，属古巴比伦地区位于两河流域的阿拉伯国家，不是动荡与战乱，就是落后与穷困。当某种文明发展到极致而无法突破时，其惰性就会变成一种阻力；而曾受其惠的民众，也会陶醉在历史的荣光中浑浑噩噩地打发时光。
华夏民族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历史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唯一，然而，她也染上了文明古国难以避免的老昏病，这在近代表现得尤为突出。黄色的传统文明被蓝色的西方文明冲击得支离破碎、体无完肤，号称文明古国而文盲率却高达96%，疾病、瘟疾、落后、穷困、饥馑、愚昧、野蛮如密布的乌云纠结缠绕，笼罩在中华大地，压得整个民族喘不过气来。西方列强环伺，稍不留神就会沦入亡种亡国的万劫不复深渊。一切有志之士都在为民族的振兴与富强呼号、奋起、搏击。而教育，当为民族起疲振衰的本源。先贤们大多有此认识，只因当时形势急迫而未能施行，救国甚于启蒙，保种压倒了一切。如孙中山早年在伦敦与严复相遇，严复劝他回国以兴办教育为要，孙中山回道：“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教育固然重要，可来得太慢了，等到初见成效，早已垂暮老矣，个体生命消耗不起呀！于是，孙中山回国后致力于推翻满清政府，以建立一个民主人民共和国。
在此，我们并不想对孙中山当年的选择说长论短，迫于形势的危急，他不得不投身政治与军事。只是政治、军事要人做，教育、文化更要人做。政治、军事可以立竿见影，而教育文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也。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的战乱，封建王朝也如走马灯似地更迭兴衰不已，唯有潜在的文化，静静地流淌不息，守护着我们的根本。而文化，又由教育决定与改造。
陈嘉庚置身新加坡，放眼五大洲，苦苦地探索着西方富强的内在根源：“英美德法男女不识字者百人中不满十人，日本新进百人中不满三十人，我中国百人中则占九十六人，呜呼，此人格欲立国于世界而求免天演淘汰，其可得乎？”由此，他得出“教育为立国之本”的结论，并决定付诸施行。
陈嘉庚携巨资踏上了归国航程，与某些衣锦还乡的成功者相比，他的归来并非为了炫耀，而是投资教育，造福乡梓。陈嘉庚心中装载着的，是国家的振兴与富强，远远超出了个人与家庭的狭隘范围。
他考察了福建省会福州及同安县的教育现状，感到祖国的教育实在是太落后了，学校少，条件差，教学质量堪忧。而他每每所到之处，但见“十余岁儿童成群游戏，多裸体者”。面对此景，陈嘉庚不禁忧心如焚，教育是一个民族的未来与希望，少儿与教育无缘，长此以往，我文明古国“恐将退处太古洪荒之世”。于是，他决定以故乡集美为办学试点，从小学办起，尔后中学、大学，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与现代教育模式。
其实，早在1894年，陈嘉庚的实业稍有起色，收入略有盈余，就出资2000元在集美创办了惕斋学塾。尽管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陈嘉庚捐资办学之始，但惕斋学塾毕竟规模有限，教学内容、方法也与传统私塾没有什么两样。而眼下的兴学，与往昔自不可同日而语，陈嘉庚不仅要扩大建校规模，广泛吸纳学生，还要办成现代新式学堂。
1913年1月27日，乡立集美小学样借陈氏祠堂等地开学了，学生135名，分为五个班，从而结束了集美分设私塾的落后教育局面。然后，陈嘉庚又在村西选址，日夜督工，在短短八个月之内修建一栋木质校舍。于是，学生们告别借读的祠堂，搬进正式校舍。
与此同时，陈嘉庚还创办了女子小学。女子上学，这在集美是破天荒头一遭的事儿，为吸纳学生，校长挨家挨户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学校还特地规定，女子上学不仅免费，每月还可获得三块大洋的补贴。
陈嘉庚的办学事业得到了胞弟陈敬贤的支持，成为他的得力助手。想当年，陈嘉庚第一次应父命前往新加坡时，陈敬贤还不到两岁，而现在，他已出落成了一个年轻小伙子，并在新加坡有过一番经商历练。为了帮助兄长，1916年，陈敬贤离开新加坡回到集美，开始大规模建设学校。从此，陈敬贤便与陈嘉庚的名字连在了一起，集美学校师生将陈嘉庚称为“校主”，陈敬贤称为“二校主”。
1918年，陈嘉庚从自己的做人准则、办事精神中提炼出“诚毅”二字，作为集美学校校训。诚者，以诚待人，忠诚祖国，大公无私；毅者，以毅处事，果断坚毅，百折不挠，这也是中华传统美德的精髓与体现。“诚毅”二字不仅写在木牌上，刻在石碑上，更作为一种教育思想、教育理念贯穿在90多年来的集美教育事业与发展之中。“树人须百年，美哉教泽长。‘诚毅’二字中心藏，大家勿忘，大家勿忘。”无论何时何地，以“诚毅”为本的做人准则伴随着《集美学校校歌》，将永远飘荡在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集美学子心头。
以集美小学为起点，陈嘉庚借鉴西方教育文化，建立各种类型的专业学校。为彻底改变福建教育落后的状况，陈嘉庚兴办了发展教育的“工作母机”——师范学校，将招生范围扩大到闽南30多个县，所有费用全由学校包干；为了“力挽海权，培养专才”，陈嘉庚创办了集美学校水产部，后发展为集美水产航海部；为改革旧教育制度，陈嘉庚创办集美商校，并根据学校课程开办实习商店、实习银行，开创店校结合、行校结合的办学模式……总之，陈嘉庚一改传统教育“死读书，读死书”的观念，强调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协调发展，学生“不但要教其识字而已，其他知识、思想、能力、品格、实验、体育、园艺、音乐，以及其他课外活动，均需要与正课相辅并生”。这样的办学理念不仅在上世纪20年代是一个创举，即使在素质化教育盛行的今天，也有着可资借鉴的广泛意义。
有了小学、中学，陈嘉庚决定倡办一所大学，构筑较为完善的教育学制体系。于是，他带头认捐400万大洋作为启动资金，以创办厦门大学。在他的计划中，大学“二三年后略具规模，即向富侨劝募巨款”。
福建华侨当时资产多达百万、千万者不乏其人，但具有陈嘉庚类似胸怀与境界的则属凤毛麟角，少之又少。陈嘉庚第一次向一位拥有4万万盾资产的同乡富商募捐失败，又向万隆泗水的两位富侨劝摹为厦门大学建一座图书馆，所需资金不过数万，但也相继遭到拒绝。陈嘉庚不由得仰天长叹：“自助者天助！”失望之余，他决定全力发展自己的公司，以赚取更多的利润投入教育，独力支撑厦门大学。
为寻找理想的厦门大学校址，陈嘉庚带领一干人马，踏遍厦门岛的每一个角落。最终，位于南普陀寺前东侧的原郑成功演武场成为首选之地。这是一块背山面海、风景秀丽的地盘，陈嘉庚决定将它建成面积两千余亩，可容纳三四万名学生的大学。当时国内最著名的大学，学生也不满千人，而陈嘉庚心中却有三四万名学生的宏伟蓝图，其胸怀、气势、眼光确实非同一般。而令人感佩的是，他的规划并非空中楼阁，乃建立在严谨的科学基础之上。
1921年4月6日，中国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暂借集美学校开学，首届招生136名。
同年5月9日，厦门大学正式奠基。
陈嘉庚及聘任的校长，都想通过厦门大学而“建立中国最新、最完善之文化”。厦门大学刚刚成立，便拥有许多超乎国内其他大学的优越之处，仅教授薪金就定为三百大洋，远远高出当时一般教授数十大洋的薪金水准。因此，在短短的时间内，厦门大学就吸引了文学家鲁迅、林语堂，数学家姜立夫，化学家刘树祺，物理学家朱志涤等大批来自国内外的一流教授学者。
华侨置身海外，祖国是他们的血脉与根基，是他们背后的支撑与依靠。国家强盛，他们的腰秆会挺得笔直；国运跌落，他们也将倍受凌辱。国运的兴盛与衰落，华侨的感受会更为敏感，更加深刻。
陈嘉庚在海外经营实体获得成功，主要以兴办教育的方式回报祖国，同时，国内的政治风云、社会发展，也是他不得不关注并介入的重心所在。
为推翻满清统治，陈嘉庚剪辫加入同盟会，并将公司产品商标全部改为钟牌，以喻敲响革命警钟之意；武昌首义成功，福建随后光复，陈嘉庚得知后汇去两万大洋予以支持；1911年12月，孙中山旅欧归来途经新加坡，陈嘉庚见其经济拮据，当即赠送一万元以作盘缠；孙中山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发来急需用款的电告，陈嘉庚马上汇款五万……
国内政治动荡，局势不宁，陈嘉庚哪怕不想介入，也不可能。
1923年，闽南军阀混战，集美、厦门交通阻隔，学校师生粮食将绝，陈嘉庚不得不亲冒被流弹击中的危险采购粮食。不久，学生李文华遭闽军枪杀，陈嘉庚悲愤不已，联络各方力量，强烈要求军阀从集美撤军，并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辟集美为永久和平学村。
1931年“9！18”事变爆发，为揭露日本意欲侵吞中国的事实真相，陈嘉庚将他掌握的一份“田中奏折”复印一万份，散发南洋各地，使华侨认清日本“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狼子野心。
1938年10月10日，为支援国内抗战，南侨总会成立，陈嘉庚当选为主席，成为第一个把东南亚各地华侨组织在一个统一团体内的华侨领袖。
华侨捐钱捐物，全力支援抗战。在翻阅当年有关资料时，我发现了一组确凿的具体数字：1937年至1941年间，南洋华侨义捐五亿国币；抗战期间华侨认购两亿五千万救国公债，全部捐献祖国；南侨总会发动华侨多寄侨汇赡养家庭，折国币50多亿元。据国民政府国防部有关报告统计，1938年全年战费支出为18亿元国币，也就是说，在抗战时期的总战费支出中，海外支援占了三分之二。此外，陈嘉庚还发动华侨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多辆，卡车及各种汽车数百辆，组织3000多名南侨司机、机工回国支援抗战……面对尘封的大量事实，惊讶之余，我内心深处涌出的，是对华侨的无尚敬意与感佩。他们背井离乡，顽强奋斗，克勤克俭，好不容易获得一点积蓄，却不图回报地奉献给危难与苦痛中的祖国。血，毕竟浓于水呵！
陈嘉庚怀着一颗拳拳赤子之心，不得不关注国内政治；而一旦介入其中，又不得不面临新的抉择——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进行抉择。
1940年，他回到国内，先到重庆，目睹国民党的腐败与堕落，不由得痛心疾首地说道：“国家有了贪官污吏，无异于胶园生恶草与白蚁。”不久，他又到达陕北延安，感受到共产党的清廉、民主、平等与朝气。两相比较，陈嘉庚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于是，他选择了共产党，以一个民主人士的身份，坚定地站在了共产主义这一边！
在人生的多次抉择中，在大是大非面前，陈嘉庚似乎每次都洞察了事物的本质，把握了发展的规律，占据了先进的主流。这，除了敏锐的直感，理性的分析外，更多的则是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的坦荡胸襟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毛泽东送给陈嘉庚一幅单条，题有“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八字，对他的个人功绩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与肯定。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电邀陈嘉庚回国参政，陈嘉庚虽然觉得“本人对政治是门外汉，并且国语不通”，但出于强烈的爱国赤诚之心，还是回到了祖国。1949年10月1日，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的创立者一同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
国家安宁，政治清明，陈嘉庚可以一门心思地发展教育了。1950年5月，他在亲友们依依不舍的送别中，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奋斗拼搏长达60年之久的新加坡，独自一人回国定居。尔后，又婉辞毛泽东、周恩来希望他留任京都的美意，回到故乡集美，实践早年“教育立国”的理想。他深信，这一理想不论多么艰巨而遥远，只要“如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
陈嘉庚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同时又是一名心中时时充满激情与浪漫的理想家。只知实干必定胸无大志，过于浪漫则又流于幻想。陈嘉庚将实干与理想集于一身，便具有了超越常人的素质、秉赋与风采。
我站在陈嘉庚先生故居前，这是一幢两层古罗马风格的欧式小楼，一眼望去，显得既雅致又简朴。这座故居不同于陈嘉庚出生地，是他出洋后回国修建的，也是他与弟弟陈敬贤兴办教育的工作与生活之所。因此，自1918年6月兴建之日起，此楼就被集美师生及当地百姓称为“校主厝”或“校主住宅”。
抗战期间，陈嘉庚组织“南侨总会”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祖国，受到日寇忌恨，他们纵火焚烧了陈嘉庚公司最大的橡胶制造厂。1938年5月，日军占领厦门岛后，又对集美学校、民宅进行疯狂的报复性轰炸与扫射。1939年4月23日，“校主住宅”在日机投下的燃烧弹中全部焚毁，屋顶、楼板、门窗荡然无存，仅剩残垣断壁，默默地诉说着日军的暴行，见证一段民族的屈辱与悲伤。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办好教育，才能提高国民素质，提高科技水平，提高综合国力，达到振兴祖国之效。
1950年，陈嘉庚重回故乡集美全力兴办教育。76岁的年迈之躯，焕发出一股蓬勃的朝气与活力，真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想在现有学校的基础上，建设一个规模庞大的集美学村；他重新规划厦门大学的宏伟蓝图，要将它建成海内外著名的一流高等学府。新一届中央政府先后拨款700多万元予以支持，陈嘉庚将所有资金全部用于校舍的修复与扩建，对毁弃的故居，则迟迟没有动工修复。一连几年，故居之地瓦砾依旧，杂草丛生。对此，他曾表明心迹道：“若重修住宅，所需不过两万余元，虽可办到，第念校舍未复，若先建住宅，难免违背先忧后乐之训耳。”直到1955年，才由政府拨专款，按原来的格局开始修复。1957年底，陈嘉庚再次入住其中，两年后因病前往上海、北京治疗，从此便成永诀。
在陈嘉庚晚年大兴教育的十年中，他主持修葺集美学校校舍四万多平方米，新建校舍13.6万平方米，新建面积比解放前增加两倍多；在厦门大学，也新建了南大会堂、芙蓉群楼等校舍；此外，他还主持建造了以鳌园为中心，包括游泳池、龙舟池、亭台水榭等在内的建筑群，充分开发集美旅游资源，为集美旅游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