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陈嘉庚故居，于1980年经过再次修缮，已由原来的木质房舍改为钢筋水泥结构。故居一楼，陈列有集美学校校史。二楼居中是陈嘉庚生前的会议室兼会客厅，东侧乃二校主陈敬贤生平事迹陈列室。陈敬贤襄助兄长兴办教育，积劳成疾，年仅50岁便撒手人寰。陈嘉庚早年创建教育有成，与乃弟的支持密不可分。会议室西侧，是陈嘉庚晚年的工作室、卧室、洗涤室、餐厅，里面摆放着陈嘉庚当年用过的写字桌、靠背椅、圆木桌、圆木凳、旧式木床、书橱，以及两张规格、式样迥异的沙发，还有生活用的储水陶罐、脸盆、口盅、搪瓷痰盂等，一切的一切，显得那么简陋朴素。实在难以想象，这里曾是拥有亿万资产，身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的陈嘉庚先生旧宅。
二楼西侧另一室设置的玻璃橱窗中，展示着陈嘉庚生前用过的棉背心、蚊帐、鞋帽、手杖、剃须刀、布伞等遗物。特别是那把布伞，别致到了不伦不类的程度：伞布破了，补一补再用；年长月久，补丁越来越多，密密麻麻，实在不能再补了，就将原来的布块拆除，重行蒙上一块新的白布；只要伞架完好，便舍不得丢弃。布伞静静地躺着，凝望中，主人陈嘉庚的形象不觉凸现在我的眼前，笔挺的西装显出他潇洒的风度、严谨的作风与昂扬的气质，头上的礼帽折射出传统文化的烛照，而嘴唇的一抹胡须，则透出一股坚毅顽强的神情。恍惚中，我似乎听到了当年他那简短质朴、掷地有声的闪光话语：“（伞）不像样不要紧，能用就行了！”一位亿万富翁撑着一把破伞在暴风骤雨中迈步前行，该是一番怎样的情形？只要这么一想，陈嘉庚那搏动跳跃的赤子之心，便强烈地震憾着每一个认真面对的灵魂……
出了故居，在一棵飘着幽幽馨香的玉兰树下走过，我们来到了位于故居西侧的陈嘉庚生平事迹陈列馆。馆有三层，分为三个展室，以文字、照片、实物等方式较为详尽地介绍了陈嘉庚的一生。
生平事迹中，最令我感动的是“毁家兴学”的无私奉献。
陈嘉庚捐出资产，承担责任，兴办教育，并没有谁强迫过他、要求过他，一切的一切，完全出于个人的自觉与自愿。推动着他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情怀，是对故土的深沉挚爱，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传统美德……他完全可以坐拥亿万资产优哉游哉地享受人生，也可以象征性地捐出一笔款项博取美名，然而，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陈嘉庚几乎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全部的精力，全部的智慧，全部的财富！
1926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陈嘉庚公司也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工厂、企业第一次出现严重亏损。尽管如此，他仍为厦门大学、集美学校支出90万元。此后三年，陈嘉庚公司连年亏损，资产损失过半，在艰难地支撑公司危局的同时，他依然没有中止办校经费的支出。1929年，陈嘉庚公司累计亏损320万元，已到了资不抵债的程度。此时，英国汇丰银行副总经理查理找到陈嘉庚，愿意给予一定的照顾，但“必须停办集美学校、厦门大学两校为条件”。陈嘉庚想也没想，就断然拒绝了。他宁可公司破产，也不愿牺牲个人理想与教育事业。
为求生存，1931年，陈嘉庚不得不对公司进行改组，成立陈嘉庚有限公司。身任董事、经理的他每月领取工资4000元，留下100元作生活费，其余的全部汇往集美学校。财会人员不无担忧地问道：“你家里生活怎么办？”陈嘉庚答道：“家庭费用由业已长大的子女们自行照料，3900元每月及时汇出，别误。”他还将位于新加坡经禧律42号已经过继给长子、次子的三幢大厦卖掉，“出卖大厦，维持厦大”，资金汇往国内作为办学经费。
1933年，陈嘉庚有限公司又遇到了困难，一位大银行家主动找到他，愿意提供资金，帮助他再创实业，但条件依然是不供厦门大学、集美学校两校经费。陈嘉庚坚决回道：“不！企业可以收盘，但学校不能停办。”又说：“学校如果关门，影响社会之罪大。”
陈嘉庚晚年在集美兴学期间，月薪539.8元，但他自定每天不超过5角钱的伙食标准，每月留下15元用于生活开支，其余的全部存入集美校委会会计处，作为建校费用。
陈嘉庚在遗嘱中规定家人每月每人生活费男子25元，女子20元，有职或出嫁的不给；其他积蓄，全部捐给集美学校充作经费，总计多达300多万元。他说：“财由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在论及爱子观时又道：“人谁不爱其子，唯别有道德之爱，非多遗金钱方谓之爱。且贤而多财则损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是乃害之，非爱之也。”
在金钱方面，陈嘉庚有一条身体力行的座右铭：“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据不完全统计，陈嘉庚累计捐出用于教育的资金达1亿多美元，在国内外创办、支持和赞助的各类学校发展至今，已有118所。
在陈嘉庚刚刚创办厦门大学时，黄炎培就曾说过：“发了财的人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嘉庚先生。”
岁月匆匆流逝，近百年光阴一晃而过，能像陈嘉庚这样“肯全部拿出来的”，至今我们还找不出第二人。
陈嘉庚的捐献为何如此决绝彻底？除“为爱国愚诚所迫”外，更想通过自己的行动影响他人。1920年，他在一次筹办厦门大学的会议上说道：“兹出家财之丰，或十分之三四，恐仍不能动其心，故将所有家财尽出之，并亲自来中国经营，以冀将来成功，使其华侨有所感动也。”
的确，在陈嘉庚的影响下，海外华侨掀起了一个捐钱捐物、回报祖国的高潮。
陈嘉庚公司停盘，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办学经费遇到严重困难，陈嘉庚向马六甲曾江水募15万，新加坡叶玉堆募5万元；而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不仅于1935年为学校募捐35万元，在16年任职期间不拿一分校长薪金，还在临终前立下遗嘱，为厦门大学、新加坡华侨学校捐资40万；陈嘉庚族亲陈六使于1942年一次汇款700万支援祖国，他的长女婿李光前创办“李氏基金”，为星马地区的8所大学、20所中小学提供资助2000万港币……
在此，我想将其名为“嘉庚现象”。
春雨润物细无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陈嘉庚的倡导、感召与精神作为一种优秀传统延续下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成千上万的海外华侨纷纷回国投资办厂、捐资办学，为祖国的崛起提供雄厚的财力、物力支持。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福建省经济总量居全国第22位，2001年跃升为第11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福建华侨在全国首屈一指，正是他们的投资与捐献，才使得福建的经济实力得到突飞猛进地发展与提升。
海外华侨，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与祖国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与联系。
中国最早的华侨，便是循着海上、陆上丝绸之路出国从事商贸活动的侨民，他们从流寓到定居，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华侨聚居区，但数量毕竟有限。大规模的出国高潮，乃在鸦片战争之后。受多重因素制约，他们大多以卖苦力、当小贩为生，或以三把刀（剪刀、剃刀、菜刀）作为谋生手段，介入缝纫、理发、餐饮行业。在17世纪到19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不论东南亚城镇的形成，还是横贯美洲各大铁路的通车，无不渗透、凝聚着华侨的智慧与血汗。
置身海外，侨民们总是相互帮衬抱成一团，形成固定的聚居区，兴华文学校，办华文报馆，保留汉民族的语言文字、传统习俗、伦理道德，对祖国有着一股特殊的眷恋与深情。
为使中国文化在异国他乡得以传承、延续，陈嘉庚鼓励华侨子弟回集美读书，不收侨生寄舍费与学杂费。为团结海外华侨，陈嘉庚一番深思熟虑，决定修建一座象征性的建筑——归来堂，“取其坚固雅致，能传之久远，以期后辈不忘家乡之义”。令人遗憾的是，直至去世，陈嘉庚的这一愿望都没有实现。时任总理的周恩来获悉陈嘉庚这一遗愿后，立即指示从速兴建。1962年秋，归来堂终于竣工落成。
看过陈嘉庚生平事迹展览，走出陈嘉庚故居，穿过一条不宽的马路，我们便见到了归来堂——白石砌墙，飞檐画栋，琉璃瓦屋顶，极富民间传统建筑风格，给人以庄重厚实之感。是的，漂泊他乡的游子回到祖国怀抱，有一处落脚之地，心中自会涌出一份难得的踏实、温暖与光明。
1983年，归来堂又扩大为占地约一万平方米的归来园，庭堂、亭榭、水池、鲜花、绿草、竹丛相互辉映。归来园内，还矗立着一尊高2.3米，重一吨的陈嘉庚铜像：嘉庚先生神态自若地眺望南方，仿佛正以伟大的人格，神奇的魅力，召唤着海外华侨的归来，为祖国的建设与崛起增砖添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