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后，李贽调往南京刑部任职。当时的南京，讲学十分盛行，李贽常常参与其中，结识了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并拜他为师。与此同时，李贽还受到王学左派著名学者王畿、罗汝芳的直接教诲。泰州学派及王学左派师承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的心学虽属儒家一脉，但对儒学教条特别是程朱理学是一种淡化与反拨。王学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倡导“良知”说，主张“良知”是衡量一切事理的标准。而泰州学派及王学左派则更进一步，他们标举自然人性旗帜，抨击“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锋芒直指朱熹内圣之学的绝对伦理主义。在南京刑部又是五年，李贽的学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为深孚重望的学界名流。李贽对王阳明心学、泰州学派及王学左派并非一味地认可与接受，著名的“童心说”便是加以扬弃改造的结果。
由学习钻研，到参考借鉴，再至自我创新，李贽走过了一条不断求索、刻苦精进的艰难漫长之路。
在辗转南北的任职期间，李贽结识了许多以心相许的朋友，而对他人生起着举足轻重作用与影响的，当属耿定理与焦竑两位知己。
焦竑字弱侯，号澹园，江宁（今江苏南京）人，16岁便入选京兆学生员，50岁考中状元，任过翰林院修撰、会试同考官、皇长子讲官等职。他虽比李贽小15岁，但两人一见如故，相处时促膝论道，分别后书信往还。
耿定理字子庸，号楚倥，黄安（今湖北红安）人，不求功名利达，只重潜心问学。耿定理有一声名显赫的兄长耿定向，号天台，任过刑部右侍郎、户部尚书，著有《耿天台先生全集》，是明朝有名的理学家。耿定理与耿定向虽为兄弟，一段时间，耿定理还以兄长为师，但两人思想却有着严重分歧：哥哥耿定向严守封建礼教，将其作为行事准则；弟弟耿定理呢，则追求自我心性的自得与完善。于是，耿定理与兄长耿定向越来越疏远，而与李贽则越走越近，最后成为生死之交。
李贽由南京走水路赶赴姚安，途经耿定理老家黄安，自然要舍舟上岸与好友一聚。逗留期间，李贽想将家属留在黄安，并与耿定理相约，待三年任期一满，便来此定居，专心访友求道。妻子黄氏坚决要求同行，李贽没有办法，只得携妻前往云南姚安就职，但还是将女儿和女婿庄纯夫留在了湖北黄安耿家，为此后的隐居埋下了“伏笔”。
李贽不愿做官，并不等于他在任上无所作为。三年姚安知府，李贽可谓兢兢业业，勤勉有加。他宽以待人，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关心民间疾苦，注重社会公益事业，兴修水利，建盖书院，开办公学，一时间深得民心。而三年任期一满，李贽便摞下挑子，封印闭门停办公务，坚辞不干了。经过七次上疏，又面请前来云南考察地方官员的巡按御史批准，这才获准致仕。李贽辞官消息传出，当地“士民攀卧道间，车不得发”。为纪念李贽，姚安百姓还特地为他建了一座生祠。
摆脱官场的名缰利锁，李贽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与自由，他与妻子黄宜人取道三峡，由云南姚南赶返湖北黄安。如果不是耿定理，李贽辞官之意不会如此坚决，也不会选择黄安隐居。李贽奔好友耿定理而来，正值耿家老太爷去世不久，在朝廷任职的耿定向也回到了老家守丧。兄弟二人对李贽礼遇有加，并在耿家别业“天窝”为李贽一家专门建室筑居，使他大有一种宾至如归之感。
在天窝隐居之初，李贽与耿定向思想不合，虽常有龃龉，但有耿定理从中调和，倒也相安无事。然而，三年后，年仅51岁的至友耿定理突然病逝。李贽辞官千里迢迢赶赴红安，就是奔耿定理而来，没想到这位至交却先行撒手而去，不仅给李贽心灵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对他以后的生活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因思想不同，尽管耿定向守丧期满又赴南京任职，但两人书信往返中，矛盾已日趋尖锐且公开化。耿定向担心李贽留在黄安“天窝”带坏耿家子弟，不禁生出赶走李贽之意，而又不便公开撕破脸皮，只好委婉行事，或信中一个劲地旁敲侧击，或托朋嘱友暗示李贽。李贽自然不想被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长留黄安，适逢邻县麻城四大望族之一周柳塘及女婿曾中野盛情相邀，并在县城买下一间大屋供他居住，正置身尴尬境地、另寻别居的李贽，自然爽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举家移居麻城，没想到夫人黄氏节外生枝，坚决不从。快60岁的人了，黄宜人不想再东来西去地颠沛流离，四处漂泊；女儿女婿也劝李贽回乡定居，以求落叶归根。而李贽却是坚决不肯迁回福建泉州，双方追求不同，想法不一，意见不合，难于统一，最后只得各奔东西。李贽拿出为数不多的积蓄，让女儿女婿陪夫人黄宜人归返故乡；而自己，则毅然离开生活了五年的“天窝”，孤身一人前往麻城。
李贽将位于麻城县城的居所取名为维摩庵，标志着他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三年后，李贽剃度出家，从维摩庵搬到离县城约30里外的龙潭芝佛院，索性做了一名和尚，自号“龙湖叟”，并写诗明志道：“空潭一老叟，剃发便为僧，愿度恒沙众，长明日月灯。”
一旦离开黄安，李贽与耿定向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尖锐化、公开化。一个在麻城隐居，一个在南京做官，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虽然远隔千里，却不影响两人相互间的指责与攻诘。他们通过书信，将个人主张洋洋洒洒、淋漓尽致地诉诸笔端。你挑战，我回应；你阐述，我批驳；你攻击，我指斥……就在书信一去一返的“礼尚往来”中，一对论敌“捉对儿”搅在一起厮杀。没想到这场特殊的论战竟持续了十年之久，“刀光剑影”难解难分，杀声震天惊动朝野。李贽反孔，耿定向尊孔；李贽向“名教”挑战，主张“拆篱放犬”，倡导心性，追求思想解放，耿定向“重名教”，竭尽全力维护旧的伦理纲常，不可越雷池一步；李贽认为不必以孔子来衡量一切，“人人皆可以为圣人”，耿定向视孔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并以“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加以反驳……其实，李贽反对的，是经由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孔子；他指斥的，是将作为诸子百家之一的儒学僵化了的反动儒教；他抨击的，是那些借孔子之名扼杀人性的伪道学家。而对孔子本人，李贽并不反对，他出家礼佛的芝佛院内供奉着两幅巨大画像，一幅是释迦牟尼画像，另一幅，就是他专门请人订做的孔子画像。
论争的结果，就是《焚书》的问世——李贽将写给耿定向的论战书信、函件尽数收入其中。这不仅激怒了耿定向本人，更惹怒了他的那些故旧门生；他们不仅口诛笔伐，还利用手中权力或可控资源，对李贽直接施暴迫害。由昔日的友人一变而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虽令李贽伤心、寒心，然而，为了思想，为了真理，他什么也顾不得了，大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之气慨。
李贽在龙潭芝佛书院一住就是十年有余，他的第一部著作《初潭记》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在此编纂而成，尔后，又创作、编辑了《焚书》、《说书》、《因果录》、《史纲评要》、《读升庵集》、《孙武子十三篇》及《藏书》的主要章节，还批点过《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等小说戏剧著作。概而言之，李贽一生中的主要著述，大多是在龙潭完成的。龙潭风景幽美，有着一股灵动的气韵，不仅适合隐居，更能激发创作灵感，李贽还在这里为自己建了一座藏骨塔，拟作为安息长眠与永恒的归宿之地。
李贽出家后，好友焦竑担心他独自一人孤寂，便托新科进士袁宏道出差返回故乡荆州时，顺道前往麻城探望。袁宏道或独自一人，或与小弟袁中道，或兄弟三人一同，曾先后三次来到龙湖拜会李贽，一住就是一月或数月。正是与袁氏兄弟切磋求道的过程中，李贽的“童心说”逐渐成熟，于万历二十年（1592）写下了《童心说》一文，指出“夫童心者，真心也”，而人们行事作文，大多属“假言”、“假事”、“假文”，这样的人，自然也是“假人”。欲现童心，必须剥去遮蔽其上的雾瘴，使其露出无瑕的“最初一念之本心”，只有那些未曾失却童心之人，才是真正的大圣人。受李贽思想启发与影响，“公安三袁”针对当时文坛前后七子的复古论调，树起了一面文学改革的大旗，创立了“性灵说”，主张文学作品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影响并扭转了一代文风。
面对李贽出家的麻城龙潭自然风光，袁氏老大袁宗道大为惊叹，没想到“泉石幽奇如此”，不由得舞动一支生花妙笔写道：“龙湖，一云龙潭，去麻城三十里。万山瀑流，雷奔而下，与溪中石骨相触，水力不胜石，激而为潭，潭深十余丈，望之深青，如有龙眠。而土之附石者，因而夤缘得存，突兀一拳，中央峙立。青树红阁，隐见其上，亦奇观也……”
每每读至于此，我的眼前，也就出现了一幅生动迷人的山水胜景，对李贽情有独衷的隐居之所龙潭，充满了无限的神奇与向往。于是就想，无论如何，得上那里走一遭才是。
2001年5月中旬，我终于撇开俗务，乘上了由武汉开往麻城的客车。此时的麻城，已由县改为市。麻城市文联对我的到来十分重视，市文联主席、著名诗人熊明修先生不仅请来了当地对李贽素有研究的学人座谈，还备了一辆专车陪我前往龙潭。
驶过横跨举水的东门大桥，便出了麻城市区。小车在蜿蜒崎岖的乡间土路颠簸了半个小时，驶上一座光秃秃的土丘，便听得同行的向导大叫一声“到了”。
哦，这里就是400多年前李贽的隐居之所，芝佛院就建在我们脚下这座名叫钓鱼台的山丘上，山下面便是当年赫赫有名的龙潭湖！
跨出小车，我站在山坡上搜寻李贽遗迹，眼前虽有两座寺庙，仔细一看，却是两座极为简陋的道观，里面供奉的也是道教神祇，与当年的芝佛院已无半点干系。
一行人缓缓步下山丘，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开阔的河床上流淌着的一线浅浅的溪流。实在难以想象，这里就是李贽曾经生死相托的龙潭，是袁宗道描写的“万山瀑流，雷奔而下”的龙潭！
当年的龙潭已变得面目全非，潭还在，唯余一汪浅水；潭边残石历历，仍可见出激流冲刷的痕迹；潭底清澈可见，连一条小鱼都没有，遑论卧龙潜藏其间？
其时，太阳正在落山，几抹余晖斜斜地射了过来，河床上氤氲着一层淡淡的薄雾。我不由得仰望四周，一时间，眼前就出现了当年的龙潭胜景：湖水荡漾，烟波浩渺，一座座山岭隐现其中，万千瀑流激荡而下，如雷声轰鸣，汇入深不可测的龙潭……当年的“公安三袁”，拜访李贽后归返故乡荆州公安县，正是从龙潭出发，顺阎家河驶入举水，然后进入长江……
然而，400多年后的今天，周围山岭上青翠的树木不见了，开山造田时被砍伐一空；上世纪中叶修建水库，流经龙潭的阎家河水骤然减少；不久河流改道，龙潭湖水便彻底干枯，唯剩一泓小溪不绝如缕了。而这一切，都是人工改造的结果！
遥想当年，明朝统治者、社会传统习俗、儒教伪道学汇成一股无形而巨大的力量，也想改变李贽。只是李贽犹如一根中流砥柱，虽屡遭巨创，仍顽强地挺直腰身，坚立不仆。
李贽隐居龙潭之时，是他硕果累累、声名远播之日，也是他大起大落、饱受折磨之际。
他剃头出家，却有意留下胡须；进了佛堂，又不认祖师；做了僧人，还大口吃肉……这些，都被时人视为异端。他广收门徒，即使女子也不避讳，信函往返不说，还亲往女徒家授课，被道学家们视为大逆不道。他的第一部著作《初潭集》在麻城第一次刻印，就轰动一时，当即抢购一空，此后的《焚书》、《藏书》更是声名远播，传遍中华大地。正是这些振聋发聩之作，却被封建卫道士蔑称为“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谤书”。他与袁宏道在武昌一同游览黄鹤楼时，遭到一伙受假道学家们指使的泼皮围攻、辱骂与殴打。他受到耿定向门生、湖广按察司佥事史旌贤的威胁，要以“大坏风化”的罪名将其驱逐，李贽针锋相对：“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李贽已是74岁的年迈老人了，当权者仍不肯放过他，地方官员冯应京雇佣一帮打手前往芝佛院迫害李贽。李贽在友人的帮助下得以逃脱，可暴徒们却不肯善罢干休，又一把大火烧掉了龙湖芝佛院，还将李贽为自己准备的永恒归宿之所——藏骨塔捣毁清除……
黄安留不下他，麻城容不得他，那么，其他地方又如何呢？
年迈苍老的李贽举目四顾，不由得悲从中来，大地茫茫，哪里才是他的归宿之地啊？
正当李贽出走麻城，辗转河南商城黄蘖山中避祸时，曾任过知县、御史的马经伦闻讯，不顾数千里之遥，冒雪从北京通州（今北京通县）赶到黄蘖山中陪侍。
马经伦为人正直，常仗义执言，好打抱不平，任御史时因胆敢抗疏当朝皇帝神宗而被贬为一介平民。李贽的悲惨遭遇使他感到愤怒与同情，不由得主动南下黄蘖山，与李贽一同研习《周易》，还写了一篇文锋犀利的《与当道书》为李贽辩护。
等到来年二月春暖，马经伦索性将李贽接到北京通州自己家中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