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贽结缘纯属偶然。
那是1995年的事了，我在湖北省黄石市艺术创作研究所任副所长，某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荆楚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所写全为湖北历代文化名人，丛书共十本，有一本是介绍晚明文学流派“公安派”主将袁宏道的。“公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其中要数老二袁宏道的成就最大，因他们是湖北荆州公安人，所以称为“公安派”。丛书编者通过有关渠道找到了我，希望我将袁宏道传记的创作任务接受下来。作为一名与“公安派”同乡的学人，我义不容辞地应承了这一任务。在翻阅、研究袁氏三兄弟特别是袁宏道的存世文集及相关资料时，我发现他们的文学主张“性灵说”受到了同代哲学家、思想家李贽“童心说”的启发与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李贽独树一帜的“童心说”，也就不会有“公安三袁”“性灵说”的问世，更不会有300多年后的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人重提公安派，大力倡导“性灵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诞生与发展产生积极而有力的推动作用了。
由此可见，李贽是一个何等了得的人物！
李贽，字宏甫，号卓吾，自称温陵居士，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农历十月廿六日生于福建泉州城南门万寿路123号，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在北京狱中自刎，终年76岁。李贽死后，毁誉有之，被后世称为明代著名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反封建斗士，自由主义斗士，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最早的呼喊者与先行者，一代狂狷，儒教的叛逆者，中国第一思想犯，被诅咒的哲学家……
而我当时对李贽的了解，仅限于知道他的大名及简略事迹而已。于是，袁宏道的传记刚一完稿，我便追根溯源、“爱屋及乌”地将兴趣转到了李贽身上。近些年来，我不仅搜购了他的《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史纲评要》、《初潭记》、《李卓吾先生批点道余录》等主要著作，还积累了一批相关的传记及古今中外研究资料。在研读中，李贽的哲学思想使我产生共鸣，坎坷身世让我慨叹不已，特立独行及刚毅不屈的独特个性令我感佩万分……不知不觉间，我仿佛穿越了400年的漫漫时空，沉浸在李贽的时代氛围与个人沉浮之中，在理性分析与感性相融的互动中，一个清晰可见的活脱脱的李贽渐渐出现在我的脑海与眼前。
是的，对这些年与我相伴相随的李贽，得给一点什么样的“说法”才是了。
其实，关于李贽，我一直在行动着。这行动包括不断地阅读，不停地思索，反复地构思，还有两次别致的造访——一次前往湖北麻城探寻他的隐居之地，另一次拜访他在福建泉州的故居。
麻城探访在前，泉州之行在后。泉州是李贽诞生、成长与发迹之地；麻城是他壮年、老年的隐居出家之所，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勤、成果最多的“风水宝地”。泉州、麻城两地，在李贽生命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孰重孰轻，一时还真无法判定；但就其人生发展轨迹而言，自然是泉州在前，麻城在后。为读者阅读、了解之便，还是先写写我的泉州之行。
自2003年3月底从武汉调入厦门，我就一直寻找着造访李贽故居的机会。直到半年后的11月1日，我才得以成行。厦门离泉州很近，坐车走高速公路，一个半小时就到了。泉州市著名作家蔡芳本先生得知我的行程，主动提出相陪。我想独自一人先好好地感受一番，就说等看完李贽故居后相会。
客车在泉州汽车站刚刚停稳，就有好些三轮车及摩托车主围上前来拉客。我买了一张《泉州市区旅游图》，展开一看，发现车站离图中标示的李贽故居很近，就叫了一辆三轮车。车主问上哪，我说李贽故居，他一脸茫然地望着我。我以为是语言不通的缘故，又一字一顿、字正腔圆地说了一遍。车主是一位30来岁的年轻人，看得出来，他早就听懂了我说的地点，只是不知道而已。但他不想放弃已经到手的生意，稍顿片刻，就机智地问，你说的地方在哪条路？再查地图，便说在万寿路。噢，万寿路，当然知道，近得很呢！车主说着，两脚开始踏动车轮。
泉州是中国第一个对外通商口岸，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论资历，比广州还要早好几百年。宋元时期，泉州港是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她的开放与包容曾使得世界上几乎所有宗教在这里传道、交流、融汇，并留下了各种风格兼备的寺院建筑……古老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使得泉州于20世纪80年代初便跻身于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列。三轮车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与人流中穿行，道路两旁耸立着一幢幢高大的楼房，满眼是现代化、市场化、商业化痕迹，繁华与喧嚣似乎主宰了一切，一时难觅当年的古城风采。
车主一边前行一边与我聊天，他问我去万寿路是不是去找什么亲戚朋友，我说你真的不知道李贽，莫非你不是泉州人？他说他是本地人，但的确不知道还有一个什么李贽及其故居。我问他念过几年书，他说初中毕业。我又问，难道你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李贽这么一个人？他想了想，说听是听说过，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但不知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于是，我就给他讲李贽，并说他是你们泉州的骄傲。正谈着，就到了天后宫门前，我在地图上发现天后宫紧捱李贽故居，便要求在这里下车。车主说，万寿路还没到呢。我说我想先看看天后宫，然后自己走过去。
天后宫又称妈祖庙、天妃宫，祀奉的是海神天妃。传说中的天妃名林默，28岁升天后得道成仙，常驾一叶扁舟在海上显灵，庇护救助来来往往的渔民及商人。天后宫颇具规模与气势，山门、大殿、后殿、钟鼓楼、东西长廊等设施一应俱全，时有善男信女烧纸焚香、顶礼膜拜不已。
游过天后宫，拐一个弯，就是万寿路，一条显得相当狭窄且杂乱的古街。稍稍深入，我就问一家杂货店主李贽故居在哪？女店主右手朝斜对面一指道，那不就是嘛！道谢，穿街，果真就见到了一间窄窄的门面，门楣悬一块李贽故居简介的横额，门左挂一条赵朴初题写的“李贽故居”竖匾。油漆斑驳的木门紧紧关闭，下部衰朽现出两条长长的缝隙。看看手表，已是上午十点半了，怎么还不对外开放？我将脑袋贴在木门上，透过门缝瞪大眼睛往里望，半点也看不真切。便退后几步，转到对街望全景，但见李贽故居门前放着一辆三轮小货车，右边是牙科诊所，左边是文具店，楼上搭一间红砖矮房，几根电线胡乱地拉扯着，给我的印象，是杂而无序、乱而无章。
我所面对的是否400多年前原样未变的李贽故居？我在心中这样问自己，不自觉地摇了摇头。尽管如此衰败，也不可能是当年的旧物了，肯定有过重建与改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儿确凿无疑是李贽的出生与成长之地。470多年前深秋的一天，一声婴儿的长啼便从这里嘹亮地响起，尔后变成虎啸，化成狮吼，在神洲大地飘来荡去，余音袅袅，飘至海外，延至今日。万寿街还是当年的古街，这里位于泉州南门，与晋江不过数步之遥。滔滔晋江自西北流向东南，绕城注入泉州湾，宋元时的港口就在南门晋江边的泉州湾，“胡贾航海踵至，其富者资巨万，列居城南”。此后，泉州湾南移，城南便逐渐衰落了。遥想当年，万寿街店铺之林立，市井之繁荣，肯定胜过今日。不过这里的居民们也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先祖之遗风，每家每户，都经营着一种生意，不长且窄的街道满是店铺，除李贽故居旁的牙科诊所及文具店外，还有瓷器店、茶庄、水果店、小卖部等。李贽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自然认识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见识了无数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品，感受了异国他乡的独特风情，眼界会不知不觉地跳出万寿街，超出泉州，越出当年的中华帝国范围，望向那遥不可及的大洋彼岸与世界。据传李贽曾随叔父乘船出海经商，历经万千艰辛，辗转一年有余方归。传说归传说，没有确切的资料记载，在李贽的著作中，也未曾提及。此说虽可存疑，但作为曾是世界港口、国际城市的古城泉州，确曾为李贽丰富的见识、包容的胸怀、怀疑的精神、创新的品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与可能。
李贽先祖经商，曾富甲一方，七世祖在海外娶了一名波斯姑娘，后携眷而归。无论是生命的杂交，还是文化的杂交，都会结出优异的果实。不言而喻，李贽的血管里流淌着异族的血液，就生理而言，潜藏着变异、突破与求新的种子。传到李贽父辈时，家境日渐贫寒，父亲白斋主要以教书为生。李贽7岁丧母，从小随父亲读书习文。12岁即创作了《老农老圃》一文，文采、内涵俱佳，受到人们的交口赞誉，幼年便显示出独特的思想与卓越的才华。20岁娶黄氏为妻，26岁以福建乡试第四名的成绩考中举人。此后，李贽“以道远不再上公车”，也就是远离科举考试，不再赴京会试，而是就近当了一名校官。直到29岁那年，李贽才真正离开故居，告别万寿巷，出泉州北上，赴河南辉县任教谕一职……
我在万寿街走了好几个来回，尽管物事全非，但分明感到这条古风古韵犹存的街道，仍不时闪现着李贽的身影，弥漫着李贽的因子。我不断转动着照相机的变焦镜头，将街道两旁一些认可的景物纳入胶卷。之后，我走进李贽故居右边的牙科诊所，与里面的两位姑娘聊了起来。我问李贽故居是否有人居住管理，她们说不时会有来人过来看看，晚上并不住在这里；又说如果你机会好，今天下午三四点也许就会碰得到，就能进到里面参观了；还说里面其实也没有什么看头，就一条通道，一个天井，一间正厅，天井右边有一块石碑，正厅中立一座李贽塑像，仅此而已。
我不甘心，征得两位姑娘的同意，来到诊所后间，透过一扇窗户往里望，果真就见到了竖在天井中的石碑，还有大门同样紧闭的正厅。我将摄影机镜头伸进窗棂的空间，拍了两张正厅照片，心中的遗憾才稍稍得以弥补。
这时，手机突然响了，是芳本兄打来的，问我现在置身何处？约好会面地点，又在他的陪同下逛泉州北城，游开元寺，看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与泉州南门相比，这里保留着更多的古城痕迹。古旧的街道，素朴的民居，留存的遗址，无不折射着历史的厚重与辉煌。在开元寺，我见到了东西对峙、高高耸立的两座石塔，它们代表了古代泉州石构建筑及石雕艺术的高度成就。而我最感兴趣的，是大雄宝殿内斗拱附刻的24尊“飞天乐伎”，这些有着闽南美女风采的乐伎，她们手中的南音琵琶与拍板鸣奏着海船远航的祝福，那展开的双翅分明挟带着咸涩而潮润的海风……飞翔是昂扬、开放、自信、拼搏的象征，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我找到了与之类似的对应：这里有出土于泉州湾的宋代沉船，中国各水域的舟船模型，无数海外交通历史文物以及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婆罗门教等外来宗教石刻或寺庙建筑构件，它们是泉州先民飞翔于海上的历史见证。
李贽所生活的明代晚期，整个中华帝国已变得内敛而封闭，泉州虽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其博大与开放的深厚传统不可能转瞬即逝。正是故乡泉州的环境与氛围，铸造了李贽自由、灵动、洒脱、特异、叛逆的鲜明思想与个性。
李贽自29岁那年离开故土，仅回来过两次。一次是35岁时父亲病逝，自南京奔丧守制。丁忧期间，适逢倭寇进犯泉州，李贽不得不身穿孝服，率弟、侄辈抗倭御敌；另一次是38岁时祖父去世时从北京返乡赴丧。曾祖父母、祖母及父母逝世，因家贫无钱购买茔地，只得临时厝置，此次归家，李贽总算了却一桩心愿，将三代老人一并归葬入土。
从此以后，直到李贽去世的近40年漫长时光中，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并且只要一提起泉州，心中就生出一种复杂的情愫，他说平生有三怕，其中之一就是怕返家。
对于给了他生命之源的故乡泉州，李贽何以一至如此？
这与他此后的人生阅历、思想认识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李贽自26岁考中举人跻身官场，当过校官、县学教谕、国子监博士、刑部员外郎、刑部主事、礼部司务等职，辗转于河南、南京、北京等地任职。直到万历五年（1557年），年届51岁的李贽终于升任云南姚安知府，成了朝廷的一名四品官员。
在25年的官场生涯中，李贽性格倔强，思想活跃，不甘摧眉折腰，不肯受人挟制，不愿巴结奉迎，所受之磨难与屈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好不容易升了一名知府，总该扬眉吐气一番了。然而，李贽的心中，却又萌生退意了。如果不是顾及退职后一家老小的生计问题，哪怕是知府一职，他也不想赴任。在众多友人的劝说之下，他才极不情愿地勉强成行。
以传统思维与价值观念来衡量李贽所为，他的举止实难为一般人接受与理解。四品知府，也算一个不小的官职了，当时的明朝，全国约有政府官员两万名，而四品以上的不会超过五千。不知有多少人丢弃人格、削尖脑袋、苦心钻营，也难以达到这一级别。在知府位上好好干上一番，再升上那么一级半级，博个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该是何等地风光呵！
然而，李贽所看重的，不在官职大小，而是精神，是学识，是思想！若按惯常的人生轨道前行，李贽肯定早就湮没在无数没有个性的庸常之辈中，消逝在历史的云烟深处难觅其踪了。李贽之所以成其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李贽，就在于那迥异于他人的价值追求，那不按常规“出牌”的特立独行，那敢于挑战传统的卓越识见。
早在12岁写《老农老圃论》时，李贽在文中就赞扬关心农事的樊迟，讽刺了轻视农民的孔子，露出了一股“异端”色彩。尔后对朱熹的传注，便读不进去，“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在河南辉县任教谕时，李贽除拜揖公堂外，将主要精力花费在探索道学真谛之上。闭门苦读五年有余，结果以“落落不闻道”而告终。
隆庆元年（1567年），41岁的李贽赴北京任礼部司务，开始接触泰州学派，并对王阳明著作“不得不信之”。对此，李贽在给友人的一封书信中写道：“五载春官，潜心道妙”。在北京任职期间，李贽的学问取得了显著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