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林语堂曾多次惋惜地叹道：“唉，我此生是没有机会回故乡了。”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在香港与世长辞，安葬于台湾阳明山家园。他生前虽然没有回来，遗体也未能归葬故乡，然而，他的灵魂，却在祖居地拥有一方永久的栖息处，那便是2001年10月落成的漳州林语堂纪念馆。
林语堂纪念馆建在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五里沙村的虎形山上，耗资160多万元。纪念馆山后，是林家祖坟，一块写有“林公至诚牧师暨淑配杨大人之墓”的石碑明确地标示着林语堂父母的安葬地；山前不远，便是五里沙村庄，其间有着一幢具有典型闽南建筑风格的瓦房，那便是林氏祖屋。这间祖屋，曾被父亲林至诚卖过一次，因为林语堂的二哥要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也不知是什么时候赎回的。林语堂纪念馆似乎遵循了某种传统“风水”建筑观，建在祖屋与祖坟之间中轴线的制高点上。
于漳州五里沙，青少年时期的林语堂随父母自然来过多次，每次都会居住在那间祖宗留下的瓦房内，并与村中的小伙伴们一同玩耍；即便1919年出国留学前携夫人廖翠凤回乡省亲，也没去坂仔，而是呆在漳州五里沙，因为林至诚那时已被教会派回漳州任职；但林语堂在作品中似乎很少，或者说没有提及祖籍地，在他心中，平和坂仔的影响显然更深更大。
林语堂很少或没有提及漳州祖居地是一回事，而为五里沙村民办实事也是事实。不少村民仍记得，林语堂曾为村里修建学堂，购买田地，雇人挖鱼塘，还购买台湾的甘蔗种苗、柚子苗及其他树苗给乡民栽种。而淳朴的五里沙村民对林语堂一家也有着一种特殊的深情厚谊。“文革”期间，林语堂父母的坟墓面临挖掘毁弃的危险，是当地乡亲自觉保护，使之完整无损。他们为故乡出了这么一位世界名人而感到骄傲，修建林语堂纪念馆的160多万元中，就有五万元是当地农民捐助的，那可是他们一元一角、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血汗钱呵！
看过坂仔，我又马不停蹄地赶至漳州五里沙，终于站在了离漳州市区约6公里，建有林语堂纪念馆的虎形山下。
时值正午，太阳当空，时令虽已进入秋天，南国仍有一种火辣辣、热烘烘的感觉。从坂仔镇而平和县城，又漳州天宝镇，再到五里沙，行程虽不是太远，但一路乘车转车，加之旅行包内一大堆书籍资料与照相机沉甸甸地压在肩头，已弄得我气喘吁吁，疲累不堪。
林语堂纪念馆就在眼前，但得攀爬一层层平台与一级级台阶才能到达。后看资料方知，平台共五个，台阶为81级，象征着语堂先生一生所经历的五个人生转折阶段与81岁高寿。我稍事调整，振作精神，开始一级级地往上爬。爬了一会，就是一个平台；再爬一阵，又是一个平台；也记不得爬了多少级台阶，上到第几个平台了，只是一个劲地往上爬。台阶两边是绿意盎然的香蕉林，每株香蕉树中间，都挂着一长串长得密密麻麻的香蕉，那种结子抱团的丰硕，看着煞是令人喜爱。攀爬中，不知怎么回事，竟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南京的中山陵。中山陵在我眼中，颇有几分封建帝王的陵墓气息，建造者所追求的效果，恐怕与一生为民主共和而奋斗的孙中山先生之本意相去甚远。而眼前的林语堂纪念馆，也有几分王者味道，与历史上那些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墓葬地十分接近。这，恐怕与林语堂的个性特征、人生信念、处事方式有着一定的区别。尽管多次介入政治，但他一生的追求，都在进行着一种逃避政治的努力，不依门户，不结群结党，过一种随意闲适、自由洒脱的艺术化生活。他的精神原则，便是做一个著书立说，且具有特立独行、人文关怀、道义担当等品质，属于西方本真意义的那种有着一定良知与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应该说，林语堂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这样的人生追求与境界。由此，我不由得想到了“命运”二字，不要说整个人类，就以个体生命而言，冥冥中似乎也有一双看不见的大手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林语堂在前行道路上哪怕只有一个细微的环节出现差错或者脱节，人生历史就得重新改写，就不可能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的高度与境界，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基督家庭背景，传统文化的薰陶，这些作为一个与世界接轨的现代知识分子素质固然重要，可那些命运转折关头起决定作用的偶然也常令我感慨不已。如果林至诚没有给那位后来发了财的学生送过一顶帽子，就难以筹集100块“袁大头”，为让另一个儿子上学，林至诚已将仅有的财产——祖屋卖过一次。不能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实难想象林语堂会有多大出息。就拿他下决心举家移居美国而言，也为多种因素所促成，大有一种不得不走的味道。事情的起因，自始至终与赛珍珠有关。她希望有一位中国作家用英文写一本向西方世界较为完整而真实地介绍中国的书，但这样的作家实在难找。后来遇到林语堂，两人一拍即合。花了整整一个夏天，林语堂完成了他的第一本英文著作《吾国吾民》。该书于1935年在美国由赛珍珠与丈夫主持的纽约约翰！黛公司出版后，就在当年的美国畅销书目上名列榜首。林语堂出名，赛珍珠获利，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赛珍珠才会正式约请林语堂赴美专事创作。而当时的林语堂，正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他提倡抒写性灵的小品文，创办《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等发表幽默作品的刊物，在暴得大名与获得“幽默大师”头衔的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左右不同阵营的猛烈攻击。以个人之性情倡导性灵文学、幽默文学，竟遭致劈头盖脑倾泻而至的猛烈“炮火”，实在出乎林语堂的意料之外。于是，他不得不辩解，甚或予以回击。他越是辩解回击，向他射来的箭簇也就越多。特别是左翼联盟，随便找出一本他们编辑的刊物，就有一大半文章的矛头是对准林语堂的。几个回合下来，林语堂深感厌倦。而摆在他面前的道路似乎只有两条：要么缴械投降，要么销声匿迹中途退场。投降意味着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与创作原则，这自然非林语堂所愿。那么，就只有“避战”一途可走了，林语堂只得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正在这时，赛珍珠向他抛来“绣球”，这既是一个体面退场的台阶，也是一处避风的“静静港湾”。于是，林语堂没有半点犹豫，就接受邀请，并作出了长住美国的打算。
如果没有长达30年的欧美生活，以林语堂当时的名声及才华而言，留在国内也能创作出大量的优秀作品。但是，也就不可能继续坚持英文写作，不可能创作出更加绝妙而畅销的《生活的艺术》，不可能写出被列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作品的《京华烟云》，一句话，就不可能有几乎每年一本共36本英文著作流传于世，更不可能红遍东西两半球。
缺少一个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林语堂，地球自然照转不已，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也会绵延不绝，然而，西方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就会失去一扇亮丽的窗口，中西间的交流与融合，就会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疏远与隔膜。
林语堂的成功，更与个人的努力与把握密不可分。
林家兄弟全都有着优异的禀赋，个个聪明优秀。林语堂的大哥林景良曾就读于鼓浪屿救世医院医科学校，后在厦门大学国学院任职；二哥玉霖先他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林至诚卖掉漳州五里沙的祖屋，便是为他筹集学费，后来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三哥林憾（原名林和清）也是一位作家，与鲁迅、巴金过从甚密，与林语堂不同，林憾主要致力于乡土诗歌的创作与尝试，虽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但在1920年代的厦门新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兄弟间有着共同的生活环境、基督教背景及家庭教育，天赋都相当卓异，但人生道路却不尽相同。林语堂排行第五，三哥虽与他有着共同的爱好，但创作路子却各各有别，其影响更是大相殊异。
我最为佩服语堂先生的，是他终其一生，都在笔耕不辍，奋力追求。60多部等身著作自不待言，难能可贵的是于艰难的探索中不断否定自己超越自己。他从传统出发，服膺西方文化，而后又回归传统，看似绕了一个圈，实则是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他一出生，就在父亲的安排下被动地接受了基督教洗礼，成为一名教徒。然而，在人生的探索中却对基督教那些神奇的传说，枯燥的教条，繁缛的礼仪感到荒诞、厌倦与困惑。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因了一位同事有关宗教与上帝的交谈，林语堂便走出了昔日的信仰，“把我同基督教之最后的一线关系剪断了”。没想到的是，经过又一番研究探索，晚年的林语堂重新皈依基督教，并说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表面看来，似乎是回到了生命的起点，但此次皈依，与儿时的被动入教有着天壤之别，这是一种自觉自愿的，先理解后信仰的皈依。我虽然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有着一定的了解与研究，但作为一名从小就在传统文化中浸润的普通中国人，我的心中，实难产生那种执着虔诚的宗教信仰。但是，我能够理解并充分尊重各教各派信徒们的心灵指归。林语堂说他经过一生的追寻，最后才发现基督教符合自己的理想。有人认为这并非真正的宗教信仰，不过是一位老人疲乏的心灵找到了一处歇息之地。对此，我不以为然。从小就沉浸在宗教氛围中的林语堂，不仅受到了西方文化的薰陶，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同时，也培养了他难得的宗教情怀与哲学追求。基督教之于林语堂，正如坂仔的青山于他一样，自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与体认，一种他人无法企及的虔诚与向往。《信仰之旅》一书，便真实地记下了他在哲学、宗教、思想等方面的怀疑与困惑、探索与皈依。
林语堂性情平和、幽默洒脱、不喜争斗，并不等于没有个性与血性，他也有拍案而起、争执冲突、强烈固执的时候。比如1926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时，他坚决支持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斗争，成为“打狗运动”的急先锋，遭到北洋军阀的通缉。比如他与鲁迅、赛珍珠间的友谊，也经历了由亲密到疏离乃至争吵破裂的过程，主要原因虽然不在语堂先生，但也有偏执一端、意气用事之嫌。闽南文化中的激进心态，也不时体现在林语堂身上。对此，至友郁达夫说他提倡性灵是“有意孤行”，“可视为消极的反抗”，说他的文章“但奔放处，也赶得上那位疯狂致死的尼采”。还比如他曾花十年时间耗十万美金研制发明中文打字机，差点弄得倾家荡产，女儿林太乙认为“便是他固执的结果”。是的，如果过于消沉暮气、柔弱圆滑、无爱无憎、与世无争，何以成就一位伟大作家？
我所认识及心目中的林语堂，是一个绝无造作、不慕权贵、真实洒脱的形象。当我带着某种失望上完最后一级台阶时，我见到了一尊立在纪念堂外的林语堂塑像——鼻梁上架一副眼镜，手握烟斗，面带微笑地坐在一把古色古香的靠背椅上，身穿长袍，足蹬皮鞋，透出一种平和闲适、幽默达观、亦中亦西的神韵。我仿佛听见了他那嚅动的嘴角，正轻轻地吟诵着：“幽默如从天而降的温润细雨，将我们孕育在一种人与人之间友情的愉快与安适的气氛中，它犹如潺潺溪流或者照映在碧绿如茵的草地上的阳光。”不错，这便是我想象中的林语堂！认同之间，不觉踱至他的身边，靠着他的右肩，让纪念馆副馆长林胜利为我按动快门，与栩栩如生的林语堂塑像照了一张合影。
林语堂纪念馆被一片绿色茂盛的香蕉林所包围，主体为半月形两层建筑，西式拱门，西班牙螺旋圆柱回廊，典型的西洋风格，而屋顶却覆盖一层褐色中式琉璃瓦，据说是借鉴了台北林语堂故居的建筑格局设计而成，暗示着林语堂中西合璧的思想理念与毕生实践：“亦耶亦孔，半东半西，所谓卸下洋装留革履，洋宅窗前梅二株”。走进馆内，有一种高大亮堂之感，与坂仔诞生室的低矮局促形成一种鲜明对比。一楼是资料室、会议厅与接待室；二楼是展厅，分六个部分介绍林语堂的生平与创作，橱窗内陈列着林语堂著作的不同版本、研究资料及生前用过的部分实物。林馆长热情爽朗，他带我参观，为我讲解，送我有关林语堂纪念馆简介的文字画册资料、漳州市芗城林语堂学术研究会主办的《林语堂研究》刊物及一套印有林语堂隽语的精美书签，让我充分感受到了林语堂故乡人民的好客、真诚与胸襟。他们建立林语堂纪念馆，笑迎八方来客，凭着一种质朴与本能做着这一切，也许说不出什么道道与理由，却实实在在地进行着一种传播文化与追求、信念与理想的坚韧努力。
林馆长告诉我，馆藏的书籍、照片，大部分是林语堂女儿林太乙与林相如赠送的。面对这些珍贵的不同语种、不同版本的林语堂作品，我不禁想了很多很多。文化是智慧的结晶，不同的文化，体现了不同民族的聪明才智及独特创作，是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不同的文化与文明之间，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与障碍。特别是全球化一体化冲击的今天，西方文明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主流态势，正无孔不入地深入到世界的不同民族与各个角落，弱势文化无不竭尽全力抗争与保护。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认为人类未来的战争，便是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冲突，这一预见已被“9！11”恐怖事件、美伊战争所证实。因此，不同文明、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沟通与理解显得尤为重要。
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一个常谈常新的永恒话题。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失态、失落、失语的尴尬，如何在西方与东方、中心与边缘、解构与建设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契合点，改变西方对东方的文化霸权，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林语堂先生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取世界文化一体化的多元整合视角，对今天的我们，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与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