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以其39岁的短暂生命抗击满清、转战东南，开发厦门、通洋裕国，驱逐荷夷、收复台湾，真可谓英气勃发、壮怀激烈、风云叱咤，那力挽狂澜、抗御外敌、开辟荆榛的丰功伟绩着实令人回肠荡气不已。
然而，当我将所能找到的有关郑成功的人物传记、历史小说、研究资料等认真地研读一番后，不由得感慨万千、唏嘘不已，觉得郑成功的一生，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浑洒自如，而是充满了太多的激昂与悲愤、坎坷与艰辛、痛苦与失落。
首先是郑成功的身世，可能就会让那些只闻其名不知其详的普通读者略感意外——郑成功祖籍福建南安石井，出生于日本肥前平户岛，母亲田川氏是一名日本女子。不过田川氏也不是纯粹的日本人，父亲田川七左卫门，原名翁翌皇，福建泉州人，长期在日本经商，靠锻铸刀剑起家。翁翌皇娶了一名地道的日本女为妻，后成为肥前平户岛主，也就改用日本姓了。尽管如此，郑成功有着四分之一的日本血统，则是不争的事实。
传说郑成功降生时，母亲正在平户千里滨游玩，腆着怀有身孕的肚子在海滩上寻找、捡拾那一颗颗美丽的贝壳。突然间肚痛难忍，来不及回家，举目四望，但见身旁乱石错杂、积垒成堆，其中卧着一块比较平坦的大石，田川氏于匆忙中靠在这块大石上生下了郑成功。于是，当地日本人便把这块石头称为“儿诞石”，还在附近立了一块碑，上书“郑延平王庆诞芳踪”几个大字。如今，“儿诞石”仅存一小堆积石，因与郑成功的人生之初联系在了一起，也就变得身价百倍，成了一处闻名遐迩的名胜古迹。平户市市长在一次访问中国时，曾将“儿诞石”作为中日文化交流信物，分别赠送给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及南安市郑成功纪念馆，作为两馆珍藏文物。
郑成功在日本平户川内浦市街度过了他的童年，直到1630年七岁时才由父亲郑芝龙接回国内。
郑芝龙是一名威震东南沿海的海盗首领，势力非同一般，拥有帆船1000多艘，兵员七万余人。与那些专靠打劫为生的海盗不同的是，郑芝龙除了抢劫，还从事商贸活动；即便武装掠夺，也带有不扰平民、劫富济贫、惩恶扬善的某些理想主义色彩。此时的明朝政府，正困于西北部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及东北部急剧扩张的满清八旗劲旅，对东南沿海的郑芝龙武装集团实在无暇顾及，只好采取招抚之策。郑芝龙也想借正统之名行事，二者一拍即合，很快达成招安协议，明朝政府授予郑芝龙守备之职，郑芝龙也就摇身一变，由昔日海盗成了朝廷命官。队伍未经改编，地盘没有缩小，性质一仍其旧，却可以名正言顺地打着朝廷的旗号对抗各种势力，翦灭诸如李魁奇、杨六、钟斌、褚彩老等其他海盗商人，实在是一桩一本万利的“交易”。在他的称霸与控制下，东南沿海一带，“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郑芝龙最为鼎盛时期，拥有大小船只万多艘，由招抚前的“富甲全闽”跃升为“富可敌国”的程度。
正是父亲郑芝龙的开创之功，为郑成功此后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及军事实力。
郑芝龙虽然陶醉于自己的海盗霸业，但内心深处，却有一种原罪般的耻辱与不安。将儿子郑成功从日本接回福建，安顿在老家南安石井，为他聘请了一名专职老师，教他读书习字，希望他换一种方式，远离海盗武装，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光宗耀祖。
郑成功不负父望，15岁升入南安县学，19岁参加乡试，21岁便顺利地考进当时的最高学府——南都南京国学（国子监），成为一名监生，拜大学问家、南都礼部尚书钱谦益为师。
郑成功的人生道路与未来前途，似乎正依照父亲的设计与安排，日益变成现实，一步步地走向目的地。然而，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巨变早已拉开序幕，正愈来愈烈地在中华大地上演。所有生活在东方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人们，都无一例外地卷入其中，经受生活的磨难、生命的砥砺、道德的考验、灵魂的拷问乃至生与死的抉择。
这是一场改朝换代的深刻巨变，既有异族满清的铁蹄践踏，又有农民义军的相互混战，还有明廷内部的残酷纷争，三者汇在一起，仿佛一股吞噬一切的巨大洪流，由北而南、由西至东地泛滥奔涌。
1644年，是华夏民族灾难深重的难忘之年，也是中国古代历史具有关键转折性质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李自成攻占北京，随着崇祯皇帝的自缢身亡，明廷朱姓王朝走完了它的276年漫长历程；这一年，满族八旗入关，清脆的铁蹄声成为汉人又一次异族统治的可怕梦魇；这一年，福王朱由崧从江北辗转来到明廷南都南京，建立南明弘光政权。
可悲的是，面对清军大举南下、迫近南京之势，南明弘光朝的官吏们不仅无所作为，反而陷入派系之争的内讧不能自拔，除了眼睁睁坐以待毙外，根本无暇、无策、无力抗击清军。
仍然是1644年，郑成功及太子监的同学们再也无法安心读书了，不禁纷纷离开南京返回故乡。临行前，郑成功前往明太祖朱元璋墓地明孝陵凭吊。1644年初考入南京学习，年底就不得不黯然离去，前后不足一年。学业未成，壮志未酬，也不知这一离别，是否还能再临南京，念及于此，郑成功不由得更加神伤。
1645年6月，清军突破长江防线占领南京，弘光政权仅仅存活了一年时间，就土崩瓦解了。
清军继续南进，汉人的地盘愈来愈小，而反清烽火却越燃越烈。朱元璋的第九世孙、唐王朱聿键受到诸多将领拥戴，在福州称帝，建立南明隆武政权。
隆武帝没有自己的军队，他所倚仗的，主要是以郑芝龙、郑鸿逵兄弟为主的军事力量。为拉拢重兵在握的郑氏集团，让他们尽力效命，隆武帝不得不一再封侯赐爵：先封郑芝龙为平虏侯，不久晋升为平国公加太师；封郑鸿逵为定虏侯，后升为定国公，拜大元帅。
正因为置身拥有实力的郑氏家族，郑成功也受到了隆武帝朱聿键的特别重视与格外青睐。
隆武元年（1645年）八月十七日，郑芝龙带长子郑成功陛见皇上。隆武帝见郑成功长得器宇轩昂，英俊非凡，问了好几个问题，都能对答如流，不禁十分赞赏，拍着他的肩膀道：“难得的人才呵，可惜我没有女儿，不然的话，就招你为驸马了。你可一定要尽忠朱家，不忘故国啊！”隆武帝说着，当即赐予国姓，将他的原名改为成功，任御营中军都督之职，在礼仪规格上与驸马相同，后又封忠孝伯。
郑成功祖籍福建，出生的“儿诞石”旁有一棵松树，父母便叫他福松。后改为郑森，取其茁壮、茂盛、兴旺之意。自隆武帝朱聿键赐姓改名后，便叫朱成功了。但后人仍用原姓，习惯地称他郑成功。因皇帝赐姓，所以民间又呼他“国姓爷”。
面对皇上亲自赐姓改名、封官晋爵这莫大殊荣，郑成功不由得感激万分，一次陛见隆武帝时，他俯首跪拜，含泪奏道：“臣受厚恩，义无反顾，愿以死报效陛下！”
除了报答隆武帝的知遇之恩，母亲田川氏的惨死，也更加坚定了郑成功抗清复明的意志与决心。
郑成功七岁那年，父亲郑芝龙将他从日本接回时，自然也想将爱妻田川氏一同迎回。可日本幕府有女人不准出境的规定，田川氏只好继续留在平户。直到隆武元年（1645年）十月，郑芝龙才疏通关系，将郑成功生母田川氏接回福建。可她在石井只生活了一年多，清军就攻入南安，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在冲天的火光与放荡的淫笑中，田川氏惨遭清军士兵蹂躏，“被淫缢死”。
郑成功闻讯赶回故乡，抱着母亲尸体，剖开她的肚子，掏出肠胃，用清水洗涤干净，重新放入腹中，再行归葬。“质来洁来还洁去”，母亲受辱而死，郑成功悲恸至极，采用“倭法”还其洁净，用一种在国人看来极端的方式表达对母亲的挚爱，对清军的愤恨。
清军如此之快地占领福建侵入南安，实则与郑芝龙密切相关。
郑芝龙以海盗行径奠定基业，深知实力之重要。没有实力，在一个政治腐败、兵荒马乱、弱肉强食的社会里，你什么也别想干。因此，正义责任、诚信忠贞之类的荣誉与训条对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保存军队、扩充实力。于是，一旦遭遇风险，郑芝龙那注重实利、首鼠两端的本性便暴露无遗。1646年，清军进攻福建，隆武帝领军御驾亲征，命郑芝龙扼守出入闽地的重要关隘仙霞关。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当清兵主力逼近仙霞关时，郑芝龙竟未经一战，就全线撤兵，“拱手奉山河”，使得清军从容过关，轻而易举地攻入福建，直接导致朱聿键兵败身死，隆武政权迅速覆亡。
郑芝龙为了继续保全实力，保住这些年苦心经营的财富，在清廷征南大将军罗托的利诱下，决意效仿明朝招安前例，故伎重演。于是，郑芝龙下令闽军全部南撤，仅带500士兵前往福州受降。为表忠心，他还“密献舆地于大清”。郑芝龙一降，闽东南屏障尽失，清军长驱直下，如入无人之境。南安民众以为郑芝龙做了降臣，故乡可以免遭涂炭，也就未加任何防备。不曾想清军暴掠成性，进入南安后兽性大发，烧杀掳抢，无恶不作。郑芝龙一念之差，不仅累及乡亲、爱妻，也将自己推向险恶莫测的边缘。清军担心纵虎归山，并没有将他放回，而是挟持北上，在北京软禁起来。可怜一代豪杰，从此失去人身自由，最后落得个身首异地的可悲下场。
是随父亲降清，还是举起抗清义旗报效皇恩，为母亲复仇？忠孝不能两全，郑成功不得不面临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其实，郑成功对父亲拥兵自重、保存实力一直反感，对降清一事，更是极力反对。无法劝转父亲，又担心自己受到挟制，郑成功偷偷渡海逃到金门。郑芝龙受降前夕，专门派人前往金门劝说儿子与他一道同行。郑成功当即手书一封：“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背叛、变节。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着丧服而已。”在忠与孝之间，郑成功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忠。当郑芝龙受制于清廷软禁于京城之后，又多次写信劝儿子投降。郑成功心里十分清楚，他越是对南明朝廷尽忠，父亲的生命也就越发危悬，离孝道也就越走越远。
投笔从戎，武力抗清，不仅是忠与孝之间的抉择，也是郑成功个体人生道路的一次重大抉择。尽管他在日本从小就喜欢武艺，“学剑道于指南花房某”，回国后继续操练剑术，还喜读兵书，尤爱《孙子兵法》与《吴子兵法》，但就本质而言，郑成功算不得武士，也非军人，而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儒生。从读书习学的儒生到征战沙场的武将，不仅仅是角色之间的转换，更是一场从外表到内心、从性格到行动的艰难转型。
国恨家仇犹如一把烈火，煮沸了郑成功的满腔热血，除了高举义旗、矢志抗清外，他已别无选择。于是，郑成功脱下一直穿在身上的儒服，带往南安孔庙烧毁，然后对着孔子牌位，痛哭失声地跪拜道：“昔为儒子，今为孤臣，向背居留，各行其是，仅谢儒衣，祈先师昭鉴！”
一番祭告过后，郑成功站起身来，再向孔子作了一个长揖，然后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去，带着90多名追随者前往广东南澳募兵。
南澳岛上的驻军原为郑芝龙旧部，郑成功振臂一呼，他们纷纷投到他的麾下，几乎没费多少周折就拥有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
1647年初，郑成功将募集的军队从广东南澳带到厦门鼓浪屿，大会文武群臣，举行誓师仪式，升起“杀父报国”大旗，正式走上武装抗清道路。
独撑东南困局的历史性命运，就这样落在了年仅23岁的郑成功身上。
郑成功一旦举旗抗清，戎马倥偬，劳于王事，再也无暇读书，所有精力与心血，几乎全部花在了治军征战上。
起事之初，郑成功不懂打仗，只能在实践中学习军事。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虽是他的长子，是宗法社会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却没有力量完全继承父亲地位，郑芝龙属下的兵力分别由郑成功叔父郑鸿逵及郑成功族兄弟郑彩、郑联所拥有。郑成功掌控的兵力十分有限，不过几千名从广东南澳招来的兵员，占据的地盘更是狭小局促，只能在鼓浪屿、海澄一带海域活动。
如果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反清复明不过是一句停留在口头的空话。因此，郑成功不得不作出一次重大的决定，想方设法将父亲手下的兵力控制在自己手中。谁也不愿放弃既得权力与利益，为了实现心中的愿望与理想，郑成功不得不向自己的族兄弟郑彩、郑联开刀，设计兼并他们的军队。其时，郑彩、郑联驻军厦门，这是一个四面环海、面积128平方公里的孤岛。郑成功虽然占有依傍于厦门岛旁的鼓浪屿，但该岛面积不到两平方公里，回旋的余地实在有限。而一旦拥有厦门，不仅延缓、阻隔不善水战的清军进攻，还可以作为一处理想的反清复明基地。只要除掉郑彩、郑联，郑成功就能够名正言顺地以郑芝龙长子身份向这些驻厦部队发号施令。可是，郑彩、郑联毕竟是他的表兄弟，他们之间，不仅有着共同的血缘关系，前不久，还曾在一起联合抗清，有过愉快的合作。郑成功于心不忍，实在是下不了手。
然而，如果长期迟疑不决、错失良机，他的那些誓言与理想，只能是一些空话与梦想。怎么办？这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郑成功只得硬着心肠、强忍痛苦，趁郑彩外出远行之际，亲选500名健卒，设计杀死郑联。当部下拿着割掉的郑联首级前来报告时，郑成功捶胸顿足，悲声痛哭道：“谁杀吾兄？不共戴天！”是掩人耳目，还是真情流露？包括他自己，谁又能说得十分清楚呢？二者也许兼而有之吧。此后的一切，按预先的设计与安排有条不紊地进行，郑成功占据了厦门，接收了郑彩、郑联十倍于己的兵力，得到了一大批舰船物质。
谋杀族兄的愧疚，虽然被收获与喜悦暂时冲淡，但冷酷残忍与温柔亲情，将是他心中一个无法解开的结，一个永难消解的痛。
直到1651年，叔父郑鸿逵因犯过失主动交出所属船只兵将及金门地盘，郑成功这才接收、控制了父亲郑芝龙降清后留下的所有“遗产”。
拥有了金门、厦门这两处稳固的抗清基地，郑成功便开始拓展地盘，补充兵源，扩大粮饷供应，在闽、粤及江浙沿海地区频频出击，与清军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夺战与拉锯战。在一系列战斗中，他的卓越才华日渐显露，坚强的斗志、优秀的操守、严明的执法更是受到人们的敬佩，威望和信誉与日俱增。
尽管打了不少胜仗，收复了一些地盘，获得了不少新的兵员与粮饷，但郑成功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小打小闹”，他心中念系着的，是驱除满清势力，恢复明朝故土。因此，他一直谋划、准备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那就是北伐南京，定鼎中原，驱逐满清。
前三次筹备因故搁浅，直到1658年，郑成功第四次挥师北上，这才蔚为壮观，形成一股震慑清廷、鼓舞民众的巨大力量。
这年春天，郑成功亲率8000艘战船，20万水师步骑，号称80万大军北伐。但见舟师齐发，旌旗蔽日，浩浩荡荡，好不威风。明朝遗民对郑成功的军队望眼欲穿，对这次北伐寄予极大的期望，真可谓箪食壶浆，以迎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