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由此揭开了雄壮的帷幕。
到了8月，清华奉命南下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闻一多于10月到达湘江边上的古城长沙。以后又赶往南岳，因为临大文学院设在南岳。
1938年，在南京失守、武汉吃紧的时候，长沙临时大学又起议迁滇。湘黔滇全程长达3300余里，这样长距离的迁徒在中国教育史上堪称壮举。
闻一多勇敢地参加了步行团，随着许多青年一道沿着红军在湘、黔、滇所曾经走过的道路，从洞庭湖边一直步行到昆明。历时68天，行程三千多里。
这艰苦的68天，在抗战教育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在闻一多的一生中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沿途中，他体会到全国人民上下一心的抗战热情，也亲眼看到了人民的疾苦和祖国的苦难，从而更加深了他对旧中国的认识。多年来，他在象牙塔内、故纸堆中埋头于学问，与中国社会的下层生活有所隔膜。现在，他开始了解他们、贴近他们，并意识到不能让祖国听任“丑恶来开垦”了。
自此以后，闻一多积极投身于抗战的活动之中。他为话剧《祖国》设计布景，为《原野》设计服装、道具。在三转弯岑公祠内，他撩起长袍生炉子熬胶水，亲自绘制布景，由于布景较大，有的一幅就要画上一、二天。大家想不到，堂堂的文学教授，还有如此才干，还能吃这般辛苦。此外，他还一直关心和帮助奔赴抗战前线的青年。这些事，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闻一多积极投身参加抗战的态度。
在反动派的无情压榨下，靠薪金度日的知识分子，生活也已跌落到社会的最下层。闻一多的生活也沦为赤贫了。他一个月的薪水难以养活八口之家，因此常常提前支薪，再不行，就开始借债了。饭碗里半月不见一个肉星，每天吃的是豆渣和白菜，偶尔买块豆腐，就算改善生活。读书人最爱书，然而为了过日子，闻一多只好忍痛把好不容易从北平带出来的几部古籍卖给学校。为了省炭钱，他每天清晨带孩子去河边洗脸，为了节约车费，他每星期提着书包在城乡来回奔走几十里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闻一多没有怨言，他总和前线抗战的将士相比，说人家在拚命，我们只不过生活苦些罢了。当孩子们有时饿得难过时，他就说，这是抗战，吃点苦应该的，等胜利了就好啦！
闻一多的许多早年朋友，都在重庆反动政府里当了大官，他们给闻一多写信，劝他不要教书，到重庆做官。闻一多总是严辞地加以拒绝。还有的人为做政客幕僚而将教学任务弃之不理，对此闻一多毫不客气地斥责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他自己始终坚持在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岗位。
本来，闻一多会画、能写、凭他的名望是很容易得到另一些文人所得的收入的。但是，他不肯于这样。后来每月工资只够一家人十天的伙食费用，更难以担负孩子的学习费用，八口之家实在挨不下去了。他这才在学生的帮助下，到中学兼几堂国文课，以救济生活。不知是谁说，你懂艺术，又会刻图章，为何不利用这门手艺呢？就这样，从1944年起，他兼搞起“手工业”来了，凭着这支铁笔把他从饥饿中解救出来，他曾解嘲地说：“我这个国文教员变成手工业者了。”
这一切，逐渐把这位学者拉到现实中来。当闻一多亲身经历了这段下层苦难生活之后，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也发生了极为关键的改变。这一点从他所写的文章中是不难看到的：中国要的“不是对付的，将就的，马马虎虎的，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上弥留着的活着，而是完整的，绝对的活着，热烈的活着——不是彼此都让点步的委屈求全，所谓‘中庸之道’式的，实在是一种虚伪的活，而是一种不折不扣，不是你死我活，便是我死你活的彻底的认真的活——是一种失败在今生，成功在来世的永不认输，永不屈服的精神！”闻一多从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思中，逐步走上新的道路。
闻一多要求自己要活得像个人，二十年前做学生的时候，他都可以做到宁可留级一年也不沾污人格向学校悔过，今天就更不能做违背良心的事情，更不能向腐败的统治者乞怜和示弱。对这位正直的学者，进步的同学和学校的地下党员常来看望他，安慰他，在生活和业务上又紧密地团结他。于是，他和青年们更接近了，并对一切新鲜的事物滋长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的感情。
1943年8月的一天，朱自清先生把同学们找到的一本田间的诗集递给他。好久没有读诗的闻一多，乍一看诗集说道“这也算诗吗”，可他仔细地吟味后，觉得这诗质朴、干脆、简单、坚实，就如同一声声的鼓点，响亮而沉重，打入你耳中，打在你心上，它是鼓的声音，战争的声音。他将这种感受还带进了课堂，并带着剖析自己的语气讲到：“抗战六年来，我生活在历史里、古书堆里，实在非常惭愧。但今天是鼓的时代”，田间的诗让我们“听到了鼓的声音”，“田间实在是这鼓的时代的鼓手！他的诗是这时代的鼓的声音”。闻一多以其精湛独特的见解，清脆爽朗的国语，激动了听课的学生，甚至连过路的人也在窗外驻足旁听。这堂课在沉寂的校园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纷纷议论：“这听鼓的诗人将要变成擂鼓的诗人”。
在国统区，一位著名的教授敢于公开赞扬解放区诗人，还真是破天荒头一次。闻一多开始觉醒了，开始呐喊了，他用健康的声音和那些在校内宣传艺术至上的哲理诗人们展开了战斗，就如同他所说的：“近年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放了。”可见，诗人、学者开始转变了。
一但认准了方向的闻一多，便显示出他那特有的饱满热情。他不仅赞扬解放区的诗人，而且提倡学生写新诗做新人，他自己则一口气写下数篇针对现实的杂文，向社会发出吼声，“向圈子外喊去”。不仅如此，闻一多还以自己的转变为例证，希望躲在象牙塔中的学人走出来，打破可怕的冷静，与青年的步调同一，早点促成胜利的来临！这种在解剖别人的时候没有忘记现身说法首先解剖自己的做法，体现了闻一多敢于否定过去的博大胸怀。
已经觉醒了的闻一多，已不再满足于呐喊和单干，思想上的饥渴促使他更积极地向进步力量靠拢。共产党也非常珍视他的每一分进步，在他迫切需要依靠的时候，给他以支持和鼓舞。
华岗，化名林石父，任《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他受周恩来委托，做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周恩来曾给他写过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是反抗的，他们也在探索，在找出路，而且他们在学术界、在青年学生中，还是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的，所以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
大约在1944年的夏秋之交，华岗在尚钺陪同下拜望闻一多。交谈之中，两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华岗邀请闻一多参加正在筹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闻一多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请，表示一定参加。不久，西南文化研究会诞生了。通过在研究会的座谈、学习，闻一多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转变。对于《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解放区战场》等文献，他如饥似渴地抢着阅读，对政治的认识日渐提高，他从英文版的《西行漫记》中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第一次了解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革命领袖。对于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理论以及他们顽强斗争的精神，闻一多从心底里佩服至极。他还兴奋地将毛泽东的照片让妻子、儿女看，并表示回北平后，第一件事就是让孩子到解放区去读书。高孝贞牢记他的这句话，1948年3月率全家奔向解放区。
闻一多在呐喊中逐步认识到，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唯有加入一个组织才有力量。经过慎重考虑，1944年秋闻一多秘密地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宣誓“为民主前途奋斗”。加入民盟后，闻一多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忍不住把这事告诉他的朋友和学生。他曾对前来看望的程应镠悄声说：“我从‘人间’走入‘地狱’了。接着，他又感慨地说：“以前，我在龙头村，每回走进城，上完了课，又走着回来，我的太太总是带了小孩到半路上来接我。回到家，窗子上照着的已是夕阳了，孩子围在身边，我愉快地洗完脚，便开始那简单而可口的晚餐。那一天也总过得很快乐。”“现在，那种生活也要结束了。”
闻一多的好友罗隆基曾这样说过：“一多是善变的，变的快，也变的猛，”“不知道还会变成什么样子”。闻一多告诉他“变定了，我已经上了路，摸索了几十年才成形，定了心，再也不会变了！”
是的，经过迅猛改变的闻一多，向旧的生活告别了，从此汇入民主运动的洪流，并为民主不倦地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