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这一转变，不是简单的转变，这是经历了四十多年漫长曲折的道路才找到的归宿。他曾向往过祖国的富强，追求过自由，也幻想过“奇迹”；他也曾悲愤、忧郁、迷惘；他还试图以文学、学术研究来复兴祖国，然而一切都落空了。现在，他从党所领导的斗争中找到了他所追求过的真正的“美的所在”，找到了获得新生的大道，他带着从心底迸发出的热情和正义感，把自己像火山爆发了一样地献给真理，献给民主运动。
要斗争，就得有基础，凭过去那些古董是不行的。他开始学习新的知识、新的理论。尽管贫困饥饿的阴影始终跟随着他，尽管每天的工作、活动排得满满的，他都要挤出时间进行学习。许多时候，他还要在夜里读那些在白天不能公开读的书刊，昏暗的电灯光射在发黄的土纸上，使得那因长期营养不良而昏花的眼睛看起来更为吃力。但是，这些书刊中珍藏着最良好的滋补思想的营养、帮助他懂得政治懂得斗争，也帮助他更坚定、更有信心。他像一个刚启蒙的小学生，如醉如痴地汲取营养。他常说：“可惜的是，见到这些东西太晚了点，这一辈子已经过了一大半了！”随着思想的转变和认识的提高，他成为昆明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杰出的战士。
1944年，西南联大组织了大规模的“五·四”纪念活动。在纪念座谈会上，闻一多讲述了“五·四”运动的经历，接着，张奚若、吴晗等也作了发言，雷海宗的发言则提出学生的天职是读书，学生过问国家的事常会由于幼稚而重于感情。这言论与会场的气氛不相适应，闻一多坐不住了，他再次起来，提出要“里应外合”打倒孔家店。以学者身份参加座谈会的闻一多，一变而为猛士，为学生的正义斗争而呐喊。接连几日，联大又召开了两次“五·四”纪念晚会，闻一多都作了精彩的演讲，人们看到了学者的力量，闻一多更看到了人民的力量。这次活动，震动了整个春城，也建立了这里民主运动的基础。
7月，联大又与其它几所大学联合召开了“‘七·七’时事座谈会”，这是继“五·四”纪念后的又一次大学师生的盛大集会，它已走出联大校园，扩大到昆明各校了。闻一多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在长时间的讨论中，他认真地倾听别人的发言，大会主席请他发言，他都以自己不懂政治婉言谢绝了。
但是，当他听到云大校长熊庆来的一番话后，再也忍不住了，闻一多愤慨地站起来了（据报界记载，闻一多一站起来就是万马奔腾，情绪澎湃已极），以比“五四”晚会更响亮的声音即席发言。
“谈到学术研究，这哪里值得炫耀？哪里值得吓唬别人？谁不是曾经埋头做过十年二十年的研究的？谁不希望能够继续安心地做自己的研究？但是，可能吗？我这一二十年的生命，都埋葬在古书古字中，究竟有什么用？究竟是为了什么人？现在，不用说什么研究条件了，连起码的人的生活都没有保障。请问，怎么能够再做那自命清高、脱离实际的研究？”
全场静静的，人们屏住呼吸，倾听闻一多这激昂战斗的诗：
“国家糟到这步田地，我们再不出来说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自己怕说，别人说了，呵，又怕影响了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前程。真是可耻的自私！”
“云南大学当局是这样的！我们西南联大当局还不是这样的！胆小、怕事、还要逢迎这就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态度！”
闻一多正式同自己的同辈分手了，向那些自私的知识分子宣战了。他用心底的热情感染着学生，他与人民更加贴近了。人们也在大火的照耀下，看到了闻一多的崛起，称赞他的勇猛与无畏。
这年10月10日，昆明又举行了双十节纪念大会。闻一多第一次走出校门来到人民面前进行演讲。面对五千余人，他发出洪亮的声音：“用人民的血汗养的军队，为什么不拿出来为人民抵抗敌人？以人民的子弟组成的队伍，为什么不放他们来保卫人民的家乡？”闻一多将自己的满腔怒火，传递给听众，声讨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演讲中，闻一多强调民主和自由的精神，“要记住昆明在国际间‘民主堡垒’的美誉，我们从今更要努力发扬民主自由的精神，我们今天争民主，争取更普遍的、完整的和永久的民主政治。”就在大会进行之中，特务们还不放过机会进行捣乱。闻一多面容严肃，长髯飘拂，像尊威武不屈的雕像。
在1944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云南人民又迎来了护国起义纪念日。29年前，云南人民揭起义帜，吹响了埋葬袁世凯帝制的号角。29年后，云南各界人士举行纪念大会，要求真正的民主。这一次，闻一多是面对云南各个阶层的人士进行演讲。他开门见山地说：
“我们是应该惭愧的，应该对护国的先烈们惭愧了，应该对在座的护国英雄们惭愧！三十年了，居然国家还像三十年前一样，难道袁世凯没有死吗？”“三十年后，我们所要的依然是民主，要打倒独裁！”
闻一多一语破的，喊出了最要害的声音。会后，激动的人们举行了盛大的游行，闻一多走在队伍之中，亲自参加到这时代的洪流之中。
闻一多不仅在各种会议上伸张正义，鼓励民众；而且经常是重要宣言文件的起草者，为了认真地推敲行文，经常彻夜难眠，同志们安慰他的过度辛劳，他则总是笑着说：“谁叫我是国文教员呢！”，是啊！他只有一支笔、一张口，但他就是用口诛笔伐，为民主而不倦的斗争。
走上新的生活后，闻一多常常说民主要首先从自己做起。1945年初，西南联大在西仓坡盖了教员宿舍，闻一多抽中了签分配到了一所住房。当时住昆华中学宿舍或搬到西仓坡是各有利弊，于是全家开民主会，以表决方式做决定。这次搬家，可说是家庭民主的体现。在教育孩子方面，闻一多也注重从己做起。一次，立鹤的一篇作文没有写好，闻一多狠狠地训了立鹤。为这，立鹤三天不出屋，不肯吃饭，一家人都不快活。闻一多也意识到这是粗暴的家长作风，于是他向孩子认错，检查了自己在教育方法上的简单、粗暴作风。闻一多作为一家之主，做到了有错就改，不摆架子。
昆明的民主斗争呼声愈来愈响亮，进步的刊物也如雨后春笋似地纷纷出现，闻一多同每个刊物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指导编辑工作。在火热的斗争中，闻一多表现了多方面的才能，无保留地献出自己的力量。他写火热的文章，对丑恶的现实展开无情的抨击；他学习理论，积累心得，使每次讲演总是那么生动朴实，又切中时弊要害；当要刻印文件但经济不足的时候，他又自告奋勇刻写钢板，工整的小楷从头至尾一丝不苟。
在为争取实现民主政治不懈努力的过程之中，闻一多不断擂起时代的战鼓。他高度赞扬文艺的民主方向，提出要“让文艺回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反映出对进行革命必须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深刻认识。在如何看待历史的问题上，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道出一个深刻的道理：历史是会重演的，但又不完全重演，恰是螺旋式的进展。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时代，是闻一多能够不断认清方向的思想武器。这位走出书斋不久的学者，思想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1945年“五四”又来临的时候，闻一多不顾瘦弱的身体，和青年们一道参加了示威游行。出征前，他登台呼吁：“这是行动的时候了，让民主回到民间去！”这次游行，要求民主，要求和平。当队伍经过四个小时的游行后又回到云大操场时，闻一多再次出现在高台上，他高喊：“我们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没有民主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不能救人民！”
这是时代的呼声，这是人民的呼声，闻一多就是这“时代的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