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界紧紧关闭了对外国人的大门，对所有外国人的戒心，使外国人从日本搜集情报很困难，只能无功而返。
佐尔格从德国大使馆入手。由于德国与日本的密切关系使德国使馆就像巨大的情报库，有用之不竭的情报。
为了得到大使馆保险柜中的绝密材料，必须赢得大使的信任。德国使馆武官欧根·奥特上校是佐尔格的攻克对象。佐尔格到日本后，拿着《每日展望》的一位编辑的介绍信拜访奥特。这位编辑在信中赞扬了佐尔格的能力，认为佐尔格绝对忠诚可信，是个难得的人才。
奥特担负搜集日本情报的任务，负责向德国提供高质量的情报报告。奥特在这方面的能力不足，他写的报告内容空洞，根本不受柏林的注意，前程一片黑暗。
39岁的佐尔格的到来帮了他的大忙，给他带来了希望。40岁的奥特认为佐尔格素质高，富有教养、开朗活跃。奥特与佐尔格的年龄接近，属于同一代人，使他们的交情很容易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佐尔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德军中当过兵，负过伤。奥特作为一名军官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使他们一见如故。
1933年底，迪克森成为德国驻日大使。在德国时，迪克森曾经读过佐尔格给《每日展望》写的一篇关于日本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德国受到重视。
后来，迪克森又得知，德国外交部对日本的政治状况作判断并不是根据大使馆的例行报告，而是参考佐尔格所写的报道。
为了提高报告的质量，迪克森决定利用佐尔格的文笔，在起草致柏林的报告时加入佐尔格的意见，迪克森经常事先与佐尔格就各方面的情报进行广泛的交流。佐尔格以大使的高级顾问身份出入德国大使馆。
佐尔格的间谍工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取得敌人的信任，通过敌人交给的任务来完成间谍工作。为了赢得敌人的信任，佐尔格采取各种手段。他加入了纳粹党，利用1936年2月26日发生在日本的未遂政变事件，在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巩固了他的地位，取得了迪克森的宠信。
当时，日本大选刚结束，青年军官支持的“政友会”在日本议会中只得到5个席位。“政友会”代表日本军界中的好战分子，主张与德国签订盟约，尽快入侵苏联。在荒木和真崎的密谋下，青年军官们发动了政变。
2月底的东京天寒地冻，冬雾弥漫。东京街头的枪声和荷枪实弹的士兵使人不寒而栗。叛乱的军官们带兵冲向首相官邸，首相藏在避难所里，逃过追杀。
前首相斋滕实、大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人成为叛乱者的牺牲品。叛乱者占领首相官邸、陆相官邸、陆军省、警视厅及附近地区，准备建立军政府。
《朝日新闻》是日本很有影响的报纸，为了控制舆论，叛乱军官带兵冲入编辑部，尾崎秀实给佐尔格打电话通知发生的情况。叛乱军官命令所有的编辑原地不动，封锁消息。他们还攻占了邮电局、电话局、电报局和警察局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解散议会”，“吞并苏联”、“任命真崎为关东军司令”。
佐尔格来到编辑部，守卫的日本兵对德国人十分友好。
希特勒对这一切并不知情，急于在政治上做判断。德国大使迪克森对这次政变一无所知，对2月26日发生的事件弄不清楚，无法向柏林报告。这时，佐尔格向《法兰克福时报》发表了题为《东京发生军事政变》的文章，解开了所有的疑团。
这场叛乱几天后被平定，15名叛乱军官被绞死。佐尔格的判断得到证实，佐尔格要求对这一“事件”进行分析，迪克森拿出了德国秘密文件给他看。就这样，佐尔格利用这次未遂政变事件提高了自己的地位，进一步取得了迪克森的信任。
奥特升任德国驻日大使后，佐尔格不仅自由出入大使馆，而且接触到大量秘密文件，对搜集德国和日本的情报更加方便。
尾崎秀实也潜入日本上流社会，利用分析积极影响日本政府的决策，发挥了间谍威力。
佐尔格从高层关系网中得到原文的情报文件，但他不相信这些情报，在每份情报报告中都加入自己的分析，这是佐尔格的重大特征，他发出的每份报告都是精品，而不是初级情报。
佐尔格总结搜集到的大量情报，认真分析，对日本政治局势的发展、日本政府采取的步骤作出准确的预测。1936年3月至4月，佐尔格利用与奥特的特殊关系，看到一份密码电报，掌握了日本驻德大使小岛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柏林秘密谈判的情况。
根据佐尔格发回的报告，苏联政府掌握了谈判的详细内容。佐尔格还搜集了1936年11月25日，德日签订的《反共产国际条约》的秘密部分。
佐尔格几乎成为万事通，从德国人那里获得的大量具有价值的情报，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佐尔格了解到：德国和日本的幕后外交；德军的情报；《反共产国际条约》各个准备阶段的秘密情报；“日德军事联盟协议”的信息。
佐尔格预先得到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军事计划的秘密情报。当这些情报汇集在一起时，佐尔格掌握了日本战略的目标、步骤以至当时的形势。
尾崎秀实在日本情报机关的威信也在逐渐扩大，他进入日本上层社会。尾崎秀实在中国的报道使他成为名人，日本政要经常听取尾崎秀实的意见，他趁机了解大量的机密。
尾崎秀实曾在题为“张作霖的军事政变和中国”的文章中分析了中国的政局，论证持久战对日本的危害，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视。他说，张作霖的政变不会导致国民党的垮台，但会增强共产党人的地位，使游击队力量进一步增强。
后来，历史证明了尾崎秀实的预测。这篇文章加强了尾崎秀实在日本上流社会的地位。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尾崎秀实认为这是演变成“世界大战”的危险信号，要求面见一位政府的干事长，但被拒绝。
1939年6月，一位日本高级官员推荐尾崎秀实进入日本外交部的经济委员会，尾崎秀实成为重要人物。那位干事长知道后，邀请尾崎秀实作为日本政府的对华顾问。在首相官邸的一层楼里，尾崎秀实自由出入内阁书记和干事长办公室。
“扎姆扎”小组杰出的间谍工作，使苏联政府看清德国的战略企图，了解日本在亚洲的动向，把握了战略的主动。
二战爆发后，自1941年起，“扎姆扎”的任务变成搜集日苏关系的情报、德军入侵苏联的日期、日美谈判等情报。
德国入侵苏联以前建立了许多间谍和反间谍组织。在卡纳里斯、舍伦贝格和希姆莱的组织和策划下，德国间谍组织对苏联进行了大量的秘密行动。
与此同时，苏联间谍和反间谍机构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苏联间谍和反间谍机构通过各种渠道，从各种来源获得了大量供苏联军政高级领导参阅的情报。
1940年7月，戈利科夫将军出任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苏军情报部掌握了大量德国觊觎苏联的情报。比如，德国的军事潜力、动员措施、师团数量、配属、德军部署等等。
1940年夏季，德军从西欧、中欧、巴尔干地区和德国本土向苏联边境大规模调动，都处于苏联情报部的严密监视下。
苏联间谍向情报部通报了德军各集团军及各军、师的数量、构成和部署等。苏联情报部获取了德军进攻苏联的主要战略方向，以及德军突袭的大概日期。
苏联驻各国外交大使、武官及其工作人员向苏联系统而全面地报告了德国准备入侵苏联的情报。另外，苏联还从欧洲反法西斯地下组织那里获得许多类似的情报。
1941年3月20日，苏联情报部得到德军预计在1941年5月15日至6月15日之间入侵苏联的情报。对待这一情报，苏联情报部认为，“有关针对德苏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今年春季的种种传闻，很可能是英国甚至是德国间谍故意施放的烟幕。”
苏联情报部的结论，影响了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斯大林的正确观点。
2.“扎姆扎”小组预警
情报通讯在当时是最危险的事情之一。发报机设在马克斯·克拉乌岑的住处，后来设在伍盖利奇家里。为了妻子的安全，伍盖利奇与妻子艾迪特离婚了。
佐尔格把联络点设在距离东京60多公里的地方。克拉乌岑经常变换发报手法，转换发报地点。日本反间谍机关无法准确地找到发报地点，伍盖利奇躲过了无数次灾难。
日本反间谍机关在德国订购了最新式无线测向器，开始对几年中未能捕获的无线电发报机展开搜捕工作。“扎姆扎”小组在东京的处境更加危险。然而，“扎姆扎”间谍小组克服困难，不断向莫斯科发出重要的情报。
直到佐尔格被捕以前，日本反间谍机关也没有找到发报地点。有一次，警察检查了克拉乌岑的证件。他们发现了汽车，让他打开汽车后盖。手提式无线电发报机就藏在后盖中。警察用手电筒照了照，没有看到用脏布盖着的发报机。
佐尔格为了发出情报，经常在东京骑摩托车。有几次，佐尔格受到警察的怀疑，差点带着情报进入警察局。
佐尔格的报告事关重大事项，他常向莫斯科发超长密电。超长密电更容易被侦测定位。
一天深夜，克拉乌岑的房间电话响了。原来，佐尔格出了车祸，需要立即手术。佐尔格在见到克拉乌岑以前，拒绝上手术台。
克拉乌岑赶往医院，佐尔格忍受着巨痛的折磨，交给克拉乌岑一个小包，那是一份情报。然后，佐尔格被推进手术室。原来佐尔格从德国使馆返回的路上，撞上了石头围墙。
二战开始后，德国闪击波兰，横扫西欧，苏联面临德军入侵的巨大压力。德军在欧洲所向披靡，坚定了日本在亚洲向南扩张的信念，日本国内的好战气氛猛升。
佐尔格从奥特大使处得到日德准备签订反对美英协议的情报。1940年7月22日，日本近卫内阁成立，主张与德国结盟的松冈出任外相。
松冈曾对奥特说，日本愿意与德国结盟。近卫内阁发表关于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尾崎秀实得到了相同的情报。
这显然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苏联在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国条约》签订以前就知道其内容了。
日本人尾崎秀实出生于1901年，曾长期住在台湾，从小就对中国很感兴趣。1922年，尾崎秀实考进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1926年，尾崎秀实毕业后在朝日新闻社工作。1928年11月，尾崎秀实出任《朝日新闻》驻上海特派员。这期间，他在新闻报道之余，著有《暴风雨中的中国人》、《现代中国论》等。
在上海期间，尾崎秀实同很多左翼文化人士交往。鲁迅对尾崎秀实的印象很好，认为他诚实可靠。尾崎秀实与夏衍、冯乃超、王学文、郑伯奇、田汉、成仿吾等交往密切，帮助他们开展“左联”的工作。
中共党员陈翰笙介绍尾崎秀实结识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尾崎秀实和史沫特莱均对中国很感兴趣，他们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尾崎秀实说史沫特莱是坚强的革命者，史沫特莱说他“对中国的解放事业，既有深刻理解又有坚定信仰”。
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将尾崎秀实与日本进步记者山上正义、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相提并论。
尾崎秀实是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进步人士的重要人物。共产国际派佐尔格到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尾崎秀实经常将日本的重要情报送给佐尔格。尾崎秀实还经常把共产国际动态转告中国友人。
1932年2月，尾崎秀实回到日本后，他仍在朝日新闻社上班。他就日本和东亚问题发表大量评论。他遵守对史沫特莱的承诺，将史沫特莱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翻译为日文出版。
1933年9月，佐尔格赴东京搜集情报。1934年4月，佐尔格与尾崎秀实再次相聚，他要求尾崎秀实向他提供日军情报。尾崎秀实将日本共产党组织起来，潜伏到重要的军政部门。
1935年底至1936年初，尾崎秀实来到中国华北采访局势。他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尾崎秀实对事变原因及解决方案做出了独到的见解，在日本国内引起轰动。西安事变的结果印证了尾崎秀实的见解。在日本新闻界，尾崎秀实成为公认的“中国通”。
1937年6月，尾崎秀实担任近卫文麿首相的顾问兼秘书，他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中国的情况，提出对中国事务的处理意见。他能够自由出入首相府，参加首相举行的会议。
在此期间，尾崎秀实将许多情报秘密通过《朝日新闻报》记者中西功（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发往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尾崎秀实的情报非常重视。
尾崎秀实向佐尔格提供了关于日本将陷入对华战争泥沼的情报，据说对斯大林作出援华的决定产生重大影响。
自1941年起，“扎姆扎”小组收集了大量日苏关系的情报、德国入侵苏联的可能日期、日美谈判的进程等情报。
1941年春，佐尔格弄清了希特勒完成了发动反苏战争的准备计划的详细情报。
1941年4月17日，“扎姆扎”小组向莫斯科发出紧急密电：“苏德间的战争可能在松冈回东京后开始，德军总部已完成了战争的全部准备工作。扎姆扎”
就在苏联军民抵抗德军最艰苦时，佐尔格向莫斯科报告，日本不打算入侵苏联，斯大林把西伯利亚方面军的主力从远东地区调到莫斯科，莫斯科保卫战才获得了胜利。
1941年10月18日，日本政治保安局的大阪大佐进入首相官邸。“首相阁下，德国记者，驻我国大使奥托的朋友佐尔格多年来是苏联间谍，长期未能破译的密电报就是此人领导的扎姆扎小组所为。请首相签署逮捕令。”
东条英机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佐尔格博士是著名的国际问题观察家，弄不好会涉及与德国的邦交事宜，必须小心行事。
东条说：“你们有什么证据？”
“此次侦破实属偶然，几天前，我们逮捕了名叫宫城与德的画家。在午餐休息时，他突然从三楼窗口跳下。一名侦探跟着跳下去，他们落在树上，宫城与德摔断了一条腿。晚上，我们不让他睡觉，用上千瓦的灯光刺激他。他供出的人物一个是前首相近卫文麿的中国顾问尾崎秀实，另一个是佐尔格。原来，与前首相共商大事的尾崎秀实竟是马克思主义者，太可怕了。近卫辞职的当天，我们逮捕了尾崎秀实，但不敢逮捕佐尔格。经过广泛调查，才确定佐尔格是间谍，而且是头目，其组织叫扎姆扎小组，请首相签署逮捕令。”
于是东条英机把签好的逮捕令递给大阪。
大阪离开首相官邸，出动宪兵向佐尔格的住处扑去。佐尔格被捕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奥托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会见佐尔格。日本外务省解释说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几天前，佐尔格向莫斯科发去了电报：“关于苏联，日本政要一致认为，即使德军战胜苏军，日本也要等到明春出兵苏联，因为美国问题和南进问题远比远东问题重要。”
斯大林得到这份精确的情报后，把驻远东地区的主力部队调往莫斯科地区。这是佐尔格发出的最后一份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