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走过场”的人和舞台上的“走过场”的人物一样，不须唱念做打，不须苦下功夫，轻松的展示中又风光又得意，只须有“走”功就行。走为上。走而优则仕。把真正的办事过程简化成舞台上的“走过场”，应付上级，对付下级，图形式，图虚荣，就是不图落实，不干实事。
舞台上走过场既轰轰烈烈又省力省心，生活中走过场既要风风光光又称心称意，何乐而不为？
少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把工作做到实处，使工作井井有条。这才是我们的根本所在。
枷锁47、拜官主义——有官就有一切
当官是天下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中国人更是如此，从古至今，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崇拜官位，老百姓生子都要生个“官相”，即使种地扫大街的生了孩子都准备他当官。连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小学生都会瞄准了班长的位置，“我们的班长怎么还不换？”除了长大当官，其他“万念俱灰”，当官成为“华山一条路”。
大学是学术组织，这本来是不言自明的问题。然而我国大学的官本位现象却有愈演愈烈之势。眭依凡教授认为，所谓“官本位”，即以官为本，以官的利益需要、官的价值诉求为行为取向，惟官是重，惟官是大。突出表现在：我国的大学过于追求内部的行政等级，现在已经出现了副部级的大学校长，不少大学里，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已非戏言。
“官本位”正在演化为一种大学内部的价值取向——拜官主义。大学里的一些学术带头人若不委以官职，就会被看作是不重视人才。大学生对学生官也是趋之若骛。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学术权力是附着在大学内部的特有产物。然而在一些大学过于强调行政权力尤其是行政官员的作用，一些职能部门出现了角色错位，将服务职能置换成指挥权力。教授及其群体的学术权力在不少大学不仅未得到充分重视，他们的办学治校之智慧与积极性也未充分发挥和调动。
在关系学校发展的重大决策中，他们常常处于失语或半失语的状态。我国大学的“官本位”趋势，不仅使大学的学术组织属性受到侵蚀，而且影响到学术的可持续发展和学生的健康成长。
在金钱不在是被利用，也不在被人玩弄于手掌之间，而是成为主宰人类的神的同时，权势也不甘示弱，也被奉为主宰。自古以来，权势与金钱就好象一对孪生姐妹一样，彼此互相关照，互相帮助，直至今天也依然如此。有权就有钱，有钱也就想应的就有权。因而，很多的人成为拜官主义，尽一切能力去获得一官半职，正如儒家所言“学而优则仕”的道理也就在其中了！
解思忠同志在其《中国的国民素质》一书里明确指出：
拜官主义，可以说是“古已有之”；其主要表现有三：一曰“读书做官”，二曰“做官发财”，三曰“做官弄权”。
对于历史上许多在文学、哲学、医学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卓有成就的人，只是由于在官场上失意，或贬官，或罢官，或压根儿就没有做上官，都被后世人，乃至现在的人视为“怀才不遇”；好像只有做上了官，才算是体现了其人生的价值，才算是社会给了其应有的待遇。李白可以说是一个典型。李白的文学才能不仅在当时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而且他的作品从来没有被查禁或焚烧过，一直流传至今，并经翻译后走向世界——这一点，恐怕连神骛八极的李白本人，生前也未曾料到。其文学成就可谓大矣，其人生价值可谓高矣！然而，以前在评论李白的一生时，几乎都异口同声地感叹他“怀才不遇”，依据就是他的官做得不够大、不够长。试想，如果李白当时别说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即便就一直在他的供奉翰林的位子上，为皇帝起草一些诏诰文件，他以后又如何能写出那些奇瑰壮丽、狂放不羁的诗篇流传千古呢？他的成就、他的价值，又如何能与现在的李白相比呢？由于“读书做官”被当作是读书人走向成功、光宗耀祖的惟一途径，所以以前的读书人都沉溺于儒家经典和八股文章，过着“十年寒窗无人问”的生活，为的就是“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结果。
做官在旧时不仅被当作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惟一途径，而且还被当作是发财致富的快捷途径；以致于人们把“升官”和“发财”放在一起，作为恭贺的用语——“升官发财！升官发财！”做官发财，并非靠的是俸禄，而靠的是贪污受贿。尽人皆知的俗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陈独秀在《新青年》一文中对此曾痛陈其词：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
“拜官主义”其实是由当官的利益之最造就的。应该说是官为民办事、为民服务的，但事实上许多为官者权力私有，与民争利，利益明显偏向自身，使官与民的生存状态形成了严重差距，官位就成为人们一个兴奋的焦点。“拜官主义”扭曲了人们对正常事业的发展心态，必将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警惕“拜官主义”愈演愈烈。
枷锁48、怕官——官大一级压死人
“谁敢扣我的车，我就跟谁拼命。我们家任意拽出一个官都比你们大。”这是黑龙江警方检查人员在检查一辆挂有警用牌照汽车时，一位女子对警务人员说的话。
相信很多人看了这句语气嚣张的话，都会感到异常愤怒。仔细琢磨，女子说出的这句话，不仅传递出的信息颇有深意，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是有着一定的市场的。在这句话的背后，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坊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官大一级压死人”。
官大一级压死人，于是中国的特有现象就是见官矮三分、以官的大小论长短。通俗的讲就是对上与对下的问题。事实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原本就是相互统一的，但不知从何时起，许多官员开始将这两者分割并且对立开来，“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不怕群众不高兴，就怕领导不开心；不怕群众不答应，就怕领导不认可。”患得患失，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对“官”负责这一端。比如：
好大喜功，千方百计应付领导。他们置群众呼声于不闻，置群众利益于不顾，一门心思搞“官观”工程、形象工程，把有限的财力浪费在搞形式主义上，以表面政绩博取领导好评。
溜须拍马，一门心思迎合领导。不顾客观实际的下硬任务，定高指标。哪怕不惜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浪费资源，杀鸡取卵，涸泽而渔。
跟风攀比，沽名钓誉取悦领导。善于“做秀”，追求轰动效应，热衷“泡沫政绩”赢得媒体吹捧、领导赞赏。更有甚者，由跟风而攀比，为攀比而造假。
阿谀奉承，恭恭敬敬附和领导。凡事把有没有领导批示作为办事的重要依据。上边有话，就抓紧办理；上边无话，就压着拖着。对领导指示交办的，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对群众反映的问题，面临的困难，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贪大求新，绞尽脑汁揣摩领导。这种人凭主观意愿办事，动辄搞大投入，透支财力，加重群众负担，结果是有始无终，不堪折腾；少数干部上任伊始就急于砍出“三板斧”，追求标新立异，前任张三扯了桃树栽李树，后任李四砍了李树种桃树。
浮夸炒作，挖空心思诓骗领导。这种人信奉“数字出官”，弄虚作假，把目标当成绩，把想法当事实，视统计为游戏。统计数据顺着看年年增长，倒着算年年下降。用心于“政绩包装”，虚张声势，胡吹乱侃，哗众取宠，甚至化腐朽为神奇，把问题总结为成绩，把败绩吹成了政绩。
派别之争，划帮划派，古来有之。跟对人的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跟错人的人，人头落地，株连九族，这在旧社会是很常见的事。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派别之争现在似乎没有那么明显，但也易寻其踪。时下，一些官员，他们信奉“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的信条，热衷于挖门子，找靠山。这些人，工作无方，钻营有术，为了自己的前途，不惜卖身投靠。有的人，多少顾及脸面，不敢堂而皇之，有的人，则大言不惭，公开表明“我是某某的人”，把“牌子举得高高”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押到某个人身上，完全成了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他们看来“大树底下好乘凉”、“政绩不如关系”、“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他们把心思放在“政治联盟”上，极力搭建“政治天线”，以期仕途通达。不可否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因为有了“政治天线”，所以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但，也有一些人因为“大树纷纷倒下”而悲观失望，甚至脱不了干系，丢了乌纱帽，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留下极不光彩的一页。
《尚书》“官诫”中明确提出：“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当官就意味着为老百姓作磨刀石，作舟船，作及时雨。官大一级，绝不是用来压人的，而是要承担更大的现实和历史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