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起，经过惨烈的抗争，付出了死伤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的高昂代价，终于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战争结束以后，在德国的纽伦堡和日本的东京分别设立了两个国际军事法庭，德、日两国的法西斯战争罪犯分别在这两个法庭上受到了庄严的审判。由国际社会正式组织法庭，依照法律程序对主要的战争责任者加以审讯和制裁，是战后国际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
1945年5月8日，德国正式向盟国投降。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终战”，并于9月2日由外务大臣重光葵、参谋总长梅律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文书，接受了由中、美、英三国政府（后来苏联也加入了）于1945年7月26日公布的《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10月24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戈林、赫斯等22名纳粹德国战争罪犯进行审判。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得到中国政府同意的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交部长莫斯科会议的精神，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1946年1月19日颁布了一项《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通告》，宣布正式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负责审判被指控以个人或团体成员身份犯有破坏和平罪行的远东地区主要战争罪犯。
1946年2月15日，盟军最高统帅部根据各同盟国政府的提名，任命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韦伯（澳大利亚，庭长）、梅汝璈（中国）、希金斯（美国，后来换成克莱默）、帕特里克（英国）、柴阳诺夫（苏联）、柏奈尔（法国）、麦克杜哥（加拿大）、罗林（荷兰）、诺斯克罗夫特（新西兰）、巴尔（印度）、哈那尼拉（菲律宾）。
此时，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中国人梅汝璈尚不满42岁。在当时的中国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资望深、年龄大的人士比比皆是。可是，执法东京的重任却偏偏落到了刚刚步入中年的梅汝璈身上——这也许是有某种偶然因素在起作用，更多的则是由于梅汝璈多年来在法学研究、教学和司法实践方面的出色表现。对于这个任命，各界人士并无太大异议，有人则“深感得人”（倪征璈Xu先生语）。
1946年3月19日，上海。
淅淅沥沥的小雨终于停了下来。从华懋公寓10层楼上的窗户向外望去，蔚蓝的天空衬着一个红彤彤的太阳。天，晴得出奇。
公寓1层的大厅里，聚集着准备搭乘美国军用飞机前往东京的旅客。服务员在用英语点名“J udge M et（梅法官）。”随着服务员的呼唤，一名身材不高西装笔挺的中国人应声向前。大厅里十余名美国军官一齐把目光转向这位中年男子。在美国人心目中，法官是很受人尊敬的。可眼前这位中国法官是哪里的法官？此时此刻他为什么要从上海飞往东京？
汽车从华懋公寓驶向上海郊区的江湾军用机场。美国青年军官麦克乐悄悄俯身向梅法官座椅旁边的手提箱望去，手提箱上挂着的名片呈现出这样的字迹：“盟军最高统帅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璈”麦克乐低声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同伴。车到江湾机场，他主动上前打招呼，表示要帮助中国法官梅汝璈提行李。
同一天，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海的《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纷纷在显著位置刊出消息：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穿云破雾，俯瞰大海，麦克乐与梅汝璈海阔天空地畅谈着。麦克乐说，自己大学毕业，又在研究院读过一年法律，希望战争结束后能有机会修完学业梅汝璈向麦克乐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专业。法律学科方面的共同语言使得两人的谈话十分投机，不知不觉中飞机已经抵达日本东京原木机场。
舱门刚刚打开，一名美军上校便走进了机舱，对着尚未下机的旅客大声询问：哪一位是梅法官？梅汝璈答应了以后，他走过来立正敬礼：“我是盟军总部交际处处长赫夫上校，现奉总部之命特来迎接您。”一切检验手续全部免除，梅汝璈被送到了东京帝国饭店。
在帝国饭店，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中国联络官举行了宴会，给梅汝璈接风洗尘。宴会上还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献剑典礼。联络官和正在东京考察的中央大学顾校长特意买了一把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璈。
梅汝璈深深一鞠躬，双手过顶，严肃而恭敬地接过了宝剑，谦逊地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不是壮士，受之有愧。”
顾校长郑重地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梅汝璈拔剑出鞘，神情略显激动：“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之说，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这些战犯扰乱了世界，残害了中国，同时也葬送了日本的前途。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以待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心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一番话，令在座者无不击掌称快。
回到寝室，梅汝璈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起了一位名叫黄右昌的老朋友在得知自己将执法东京以后吟诵出来的诗句：
法界推巨擘，中外早知名。
时也春正月，快哉此一行。
同仇增敌忾，官谳律长城。
我有拳拳意，非君孰与倾？
梅汝璈又想起了前不久全家在重庆为自己送行时的情景。30 年前，自己从南昌赴北京读书，出发时母亲曾经把一袋炒米和锅巴塞在自己手中：“崽呀，你在路上慢慢吃吧。”30年后，自己从中国赴日本审判战犯，母亲又深沉地对自己说：“汝璈呀，你到了那边，切记要重重地审啊！”
亲人的嘱托，父老的期盼，四万万同胞的血和泪，在梅汝璈耳边汇成了一个巨大的声音：伸张正义，复仇雪耻！
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集东京，正式开庭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各位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将按什么样的顺序来排列？
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法官们在会议上便为此发生了争论。照常理讲，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既然是由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各个受降国所派遣出来的，那么法官们的席次当然应该以受降签字的先后为序，即美、中、英、苏、澳、加，法、荷这是最合情合理的安排。许多法官，特别是中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法官都赞成这个安排。但是，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的庭长——澳大利亚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法官韦伯先生却反对这样做，他想让两位与他意气相投的英美派法官（特别是英国法官帕特里克勋爵）坐在他的左右两边。一开始，韦伯庭长提议法官席次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那样来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但是，有的法官当即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是以中、法、苏、英、美（按照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这样一来，两个非英美派的中国和法国法官将坐他的两旁，而他所倚重的英国和美国法官便不能居于中央席次。于是韦伯庭长又提议：我们不是联合国的组织，不必照五强居中的惯例来安排，可以适用按国名字先后为序的办法。但是，这样一来事情就更乱了，居中的将是中、加两国以及法国、印度、荷兰、新西兰等国的法官，而庭长所希望接近的英美官反而离开他更远了。这时又有人提议：远东法庭既然是国际性的法庭，就不必强调法官所属国家而应该以法官个人的年资深浅为序。但是，此论一出，马上就有人问道：“年资”是什么？是法官出生年月日的先后，还是在本国任法官职务时间的长短？何况法官职务尚有高低之分，任一年地方初级法院法官是否能够等于任一年全国最高法院法官？如果不能，又应该如何折算？当律师、当教授的“年资”同任法官的“年资”又应该如何折算？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非组织一个委员会去细致地调查研究一下各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可。
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中国法官梅汝璈发言了：“我看依照日本投降书上的受降签字顺序安排各位座席最为合理。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个办法，我们不妨找一个体重测量器来，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按照它来安排席次，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这样，我们便可以有一个最公平。最客观的标准。”
这话引起哄堂大笑。庭长对梅汝璈笑道：“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我们是个国际法庭而不是拳击比赛场”梅汝璈马上回答：“按照受降签字的次序来安排法官座席，我认为这是唯一客观可采的标准。纵使我被置于末座，也能心安理得，并且可以向我的政府有所交代。他们决不会对我感到不满。如果他们想让中国法官坐在中央位置上，就必须派一个比我肥胖的人来替代我。”显然，梅汝早已意识到庭长是在千方百计地设法排挤他，不让他占据法官第二席。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在正式开庭前的多次法官会议上被谈论来，谈论去。韦伯庭长既不作出决定，又不愿付诸表决，一任其混乱、僵持下去。直到开庭的前一天，韦伯庭长的真实意图才暴露了出来。
1946年5月2日，即正式开庭的前一天，法官席次问题的争执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这一天发生的争执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天上午，法官们接到了法庭书记官的通知，说下午4时要举行法庭正式开庭仪式的“预演”，并且要拍照，请各位法官届时穿好法衣，做好一切准备。下午4时，法官们都按要求做好了准备，在法官休息室集合。这时，庭长突然宣布：法官座席的次序是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并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了的安排。照这个安排，庭长右边是美、中、法、荷、印各国法官，左边将是英、苏、加、新、菲各国法官。很明显，英美居中，排挤中国，同时以压制加拿大作为陪衬（照受降签字次序加拿大应排在法国之前）。
庭长这样一宣布，大家不禁愕然。中国法官梅汝璈和加拿大法官麦克杜哥最为愤慨。梅汝璈当即指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它既非按照受降签字的次序，又非按照联合国安理会五强的排列次序，亦非按照一般国际会议以国名字母先后排列的次序，用意何在，殊属费解。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并不拟参加今天的预演仪式。”说完，便愤然离开休息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并脱下了法袍以示决心。麦克杜哥法官此时也向韦伯提出了强烈抗议。
韦伯看见事情不妙，便亲自来到梅汝璈的办公室，试图说服梅汝璈遵从他的安排。他实在没有料到梅汝璈会以拒绝参加预演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婉转地对梅汝璈讲：“最高统帅要英美法居中的意思无非是因为他们对英美法程序熟识一些，纯碎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并无歧视中国的意思。中国的席位仍然在苏、法之上，是五强的中坚。”梅汝璈说：“这是国际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不出有英美派居中的必要！假使有这种必要的话，何以加拿大、新西兰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又被挤在两旁呢？”庭长又说：“照现在的安排，你的近邻将是美国法官和法国法官，而不是那位俄国将军，这时你将是很愉快的。”梅汝璈答道：“我不是为了要愉快而来到东京的。中国遭受日本战犯们的侵略荼害达50余年，对中国人来说，审判日本战犯将是一件沉重严肃的任务，决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工作。至于说到俄国人，我们中国人并不像你们西方人那样厌恶或害怕他们。我觉得我们这位苏联同事有说有笑，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争论至此，庭长的话全都碰了壁，于是他向梅汝璈发出了威胁：“这是最高统帅的意思。如果因为你的拒绝尊重这个安排而使中美关系陷入不愉快的境地，那将是非常可憾的。你的政府未必同意你的这种行为。”
梅汝璈略带激动地回答道：“政府同意不同意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决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一个士兵还只有遵守合法的命令义务，何况一个法官。而且，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里她应有的席位竟会被降低到一贯只知向日军投降的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同意这个安排。同时，我也怀疑这个安排真正是最高统帅作出的。”梅汝璈最后说出的这句话无疑涉及庭长的人格，韦伯听了之后十分尴尬。同时，他看出梅汝璈态度坚决，寸步不让，这样的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于是便站起身来，向梅汝璈说：“我去同其他兄弟们商量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请你千万别走，至多10分钟我就回来。”最后这句话是因为看见梅汝璈穿大衣，戴帽子，作出要回饭店去的姿态而连忙说出的。
果然，不到10分钟，庭长回到了梅汝璈的办公室。他面带笑容地说：“我已经同其他兄弟们商量过，他们一致认为今天的预演只是临时性的，非正式的，我们不妨照原定的安排，不必变更。至于明天正式开庭时的安排如何，我们今晚可以开个会讨论一番。”
梅汝璈立即觉察出这很可能是庭长的又一个诡计——先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借故取消晚上的会议，或者到明天又说最高统帅不同意作任何改变，我们应该依照昨天“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样一来，法官的座次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只能听从韦伯的摆布。这是绝对不行的。
梅汝璈当即回答：“预演固然是临时性的和非正式的，但是许多摄影都和新闻记者都等候在审判大厅里，他们必定要摄取许多照片，甚至刊登在报纸上。这些照片很可能传到中国人民的眼里，他们看到这种于法无据且与中国荣誉地位不相称的安排，必然会感到惊奇，甚至会责难我软弱无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上虽没有规定法官座席的顺序，但是我们这个法庭之所以能够设立，以及它之所以有权审判日本战犯，是根据日本投降书而来的，按照受降国家签字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法官的席位是唯一合法合理的办法。这个意见我已经在法官会议上讲过多次，多数同事并无异议，也没有人提出过更好的办法。但是，你始终不愿将这个问题付诸表决。我看再开法官会议是不必要的，唯一的办法是预演时就依照受降签字次序排列。如果最高统帅不同意，我们明天再开法官会议不迟。倘不如此，我决不参加。至于我将来怎样办，我还得慎重考虑一下。我可以向政府请示，看它是否支持我；也可以向政府辞职，请它另派一个人来接替。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说完，梅汝璈再次做出马上要离去的姿态。
韦伯的计谋又成了泡影。他面带焦躁地对梅汝璈说：“请你务必再等一等，我同其他兄弟们再商量一下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