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日深夜，香港岛外海面上冷风飓飕。一艘小划子在夜色掩护下，向停泊在深海的英籍货轮“大中山”号划去。小艇靠上货轮，一名携带着“验货员”护照的中年男子，笨手笨脚地爬上大船。“大中山”号从香港出发，终点是青岛。
船过舟山群岛，一艘国民党炮艇突然出现在视野里。船上一位“朋友”走过来，把“验货员”的行李箱迅速塞进煤堆。炮艇追上来，船舷贴船舷，一名军官领着几名士兵登上货轮。
“你们要驶往匪区？不行！船我们扣下了！”
船长递上香烟，满脸陪笑地说：“是的，做做生意，这条船是英国公司的。”
那位“朋友”也迎了上去，“长官，请多关照，买卖人唯利是图，不管别的。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请收下。”说着，他递上整整500美元。
“不行！公事公办，有什么话回基地再说。”
“朋友”一听这话，伸手要取回桌上的钱。
“慢着！”军官见状有点着急。他掏出一幅海图压在500元钱上，指着图说：“你们从这里经过，一看就知道通匪。下次小心点，别再让我撞上。”说完，他卷起海图，也卷起了海图下面的500美元。
“大中山”号继续北上。如果那位军官知道，货轮上那个戴着墨镜一言不发的“验货员”就是拒不就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部长”的梅汝璈，他一定会后悔失去了一次领赏的大好机会。
拒绝就任司法部长而走向北京的抉择，始于东京。
作为战胜国派出的法官，下榻于东京帝国饭店，住三室一套的大客房。出门有专车，车前方还漆有派出国的国徽。餐厅里有法官专席，随到随吃。对法官，日本侍女的微笑也格外妩媚。
物质待遇的存在，并不能使梅汝璈减轻对祖国命运的牵挂。他每天早晨翻阅侍者送来的英文报纸。“饥饿的中国人在吃树皮、鼠肉和泥土”；“300万中国人在湖南奄奄待毙”；“满洲大规模内战爆发，中国殷切期待马歇尔特使返华调停”。1946年的圣诞节，餐厅里摆满鲜花，布置一新，可当天早上报纸的通栏标题是“寒流袭击上海市，路旁横陈冻死者”。就连宣判那天，头版全是关于审判战犯的消息，后面却刊载着关于上海市民抢兑黄金，数人被活活挤死的消息。
谁无自尊？谁无颜面？梅汝璈因此而不愿到餐厅去吃早饭，他只有按铃请侍者把早饭送到房间里来。其实，各国法官也天天看报，关于中国的坏消息是人人都知道的。梅汝璈在日记中写道：
他们（外国法官）修养很好，决不谈中国政局问题，也决不谈任何足以引起不快之感的国际时事。我想，在别的地方，修养差的人们一定不少，真是问长问短，倒是要使我们这“五强之一”的中国人难以为情了。美军某下级军官，便毫不客气地说：“报上不是说几百万中国人在吃草根树叶吗？华侨又何必要比日本人好的配给呢？”“止傍莫如自修”，中国还得争气才行。不争气，人家口里不说，还不是“心照不宣”吗？
的确，在法官圈子之外，盛气凌人之徒并不少见。一天，一位美国青年记者来访，竟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报上说几百万中国人在吃草根、树叶，请问这数字您以为可靠否？”“中国人刚刚打完日本，为什么自己又大打出手？请问国共两党争的是什么？”梅汝璈啼笑皆非，只能答以“无可奉告”。那天晚上，他打完太极拳上床，辗转反侧，直到3点钟才合眼。在梅汝璈的日记里，经常出现下列字样：
处身外国的人，对自己国家不争气最感痛苦。
八年的惨重牺牲，刚刚换取到一点国际地位。假使我们不能团结一致努力建设，眼见这点地位就会没落了去。想到这里，真是令人不寒而粟。身处异国的人这种感觉最是灵敏，这类体会也最是真切。想到这些事，我几乎有两三个钟头不能闭眼。
反观战败国日本，其经济状况颇为复杂。按照官方文件（包括统计数字）和传媒报道的说法，战后日本的经济困窘、民生凋蔽似乎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梅汝璈却在日记中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见闻，并表现出对麦克阿瑟所推行的对日政策的怀疑和否定。须知，日本今后的发展事关中国命运，它不能不引起梅汝璈的格外关注。
日本虽然口口声声宣传地瘠人多，人口过剩，以为侵略他国的借口，但是看看他们的千万农村，便可知道他们农民的生活比我们中国农民舒服多了。这还是经过多年战事的情形，倘使国家不从事侵略，安分守己，军阀不拚命榨取他们，我想，日本农民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反观我国，那倒真是问题严重呢！
今天我觉着奇怪的是日本男女的体格依然很强健，尤其年轻女子，一个个都是矮矮壮壮而且红光满面。这与外国报纸所载，日人生活如何困苦，粮食如何不足，每日配粮如何微少，领款限制如何严格，似乎有点不尽相符。这是我脑筋里的疑团，我得研究。我想其中必有什么毛病。他们或许又在作伪宣传吧！
我真奇怪为什么麦帅总部还天天替日人叫粮食恐慌，为他们无微不至地打算，这样的战败国也可算是“天之骄子”式的战败国了。比起我们多劫多难的战胜国，我们真不能不自叹弗如！
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善良老百姓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但是美国出于一己之需，在战后迅速改变了对日本的态度，由势不两立转而大力扶待，这对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是极大的伤害。当梅汝璈从报纸上读到著名政论家欧文·拉铁摩尔论战后日本问题的文章时，便立即剪下寄往国内，并在日记中概述了原文的观，点。
警告美国：管制若不得法，日本不出几年在工业上经济上又可东山再起，操纵或独霸远东，而使中国朝鲜菲律宾等工业幼稚的国家没有兴起和竞争的可能。他（拉铁摩尔）相信，日本是在装穷装苦，实际他们并不匮乏，否则何以国民营养得那样壮健，体格依然比上海北平或朝鲜一般人民好得多呢？这点与我最近一周的所见所感完全一样。他说，以日本工业技术根底之深固，倘使能够获得原料，它不但可以死灰复燃，而且可以独霸远东，使中国处于极不利的地位。他说，对付日本不能纯以美国的立场或眼光去看，而应该为远东经济落后的利益去打算。他主张盟军应禁止工业原料输日，同时应鼓励日本的土地改革（使佃户渐能成为自耕农），使日本农业生产增加，自给自足。这是一针见血之论，深获我心。我们应该大声疾呼，使盟国管制方法不要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又铸成一个历史上的重大错误。
麦帅统治日本是功是罪，对我有利有害，我现在还不能解答。提到我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那种不记旧仇的宽大态度，麦帅备加赞许。他说：“中国是一个哲学的民族，它最理智。他们知道无论如何终久是要和日本相处的。”诚然，站在麦帅的立场，中国的宽大态度是最合脾胃，最切需要的。然而宽大之外，我们应该警惕！我最关切的是他统治日本的政策是否有损于我祖国的利益或妨碍我祖国的发展——这个问题今天一直盘旋着在我脑筋里。
宽大固是美德，但是姑息、畏惧，却是懦怯。
实际上，梅汝璈研习国际公法多年，对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的奥秘是十分了解的，他深知“利益原则”的作用与分量，故有所谓“合脾胃”、“切需要”之说。中国前途未卜，苏俄咄咄逼人，山姆大叔的全球战略决定了它一定会扶植日本，至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民族情感，则很自然地被搁置起来了。作为“五强之一”，作为与东南亚各国很不一样的文明古国，不但其日后的发展不能受到关照，而且连她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所作出的惨痛牺牲和决定性贡献都面临着被遗忘的危险，这怎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梅汝璈决心为祖国争口气。他又拿出了当年在清华学校读书时的劲头，敬业慎行，勇谋兼备，以自己出色的工作向全世界展示炎黄子孙的气度和才华，为维护国际正义和民族尊严殚精竭虑。他不喝酒，不打高尔夫，却每天坚持练“国粹”——太极掌。有一次法官们出席某个宴会，女主人轮流给11位法官敬酒，转到梅汝璈面前时被婉言谢绝了。女主人笑着向大家说：“我发现，东京的国际法庭总算有一个始终保持清醒的法官，他，就是中国的梅法官。”
梅汝璈常常在日记中自我鞭策：“各国派来的同事都是有经验有地位的老法官，我得兢兢业业慎重将事，决不马马虎虎。”“这些人（战犯）都是侵华老手，毒害了中国几十年，我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曾死于他们手中，所以我的愤恨便是同胞的愤恨。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
祖国，同胞，梅汝璈永远念念不忘。
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任命梅汝璈为司法部长、政务院委员。梅汝璈在东京公开声明：拒绝到任。
1949年6月，梅汝璈离开东京到达香港，不久便设法与当时中共驻香港代表乔冠华取得了联系。由乔安排，梅汝璈在香港举行了4次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明确表达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之情。12月1日，他怀着愉快、兴奋的心情，乘“大中山”号北上，经青岛抵达北京。
到北京后的第三天，一封请柬送到住在北京饭店的梅汝璈手中。他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总理到会讲话，他特别说道：“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大家知道，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工作了将近3年，对侵略我国的大战犯给予了严正的判决。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为国家增了光。全国的人民都应该感激他。”
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梅汝璈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50年，梅汝璈出任新中国的外交部顾问，并被推选为外交学会常务理事和法学会理事；1954年，梅汝璈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法案委员会委员。在这几年当中，他作为法律界和外交界的代表，经常出席各种国际会议。1957年，在整风期间，他在外交部的老专家座谈会上坦率而真诚地说，党的领导是不容置疑的，这几年的工作成绩也是显著的。但是，党领导一切并不等于党包办一切，党的领导应该和行政的管理分开。把苏联专家的话当作金科玉律，是严重的教条主义。
正是这些言论，使梅汝璈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然而，他没有被报纸点名批判，没有调出外交部下放劳动，甚至连全国人大代表也一直担任到1959年期满为止。“反右”以后的两三年内，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还以不同方式对梅汝璈表示了关心。
正因为如此，梅汝璈的一片爱国热情丝毫没有减退。他撰写了多篇批评日本某些势力企图复活军国主义，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文章，并开始写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计划于1968年完成，约60万字。“文革”风暴骤起，梅汝璈受到冲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于是未能完成。1973年4月23日，梅汝璈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
1988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的未完成稿。这半部著作被有关专家称为“一本很有份量的有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战犯审判的专著。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青年朋友都不知道梅汝璈这个名字，不知道我们国家曾经有过这样一位在国际法庭上叱咤风云的法律工作者，这倒没有什么奇怪。然而，如果青年朋友们连南京大屠杀、连“七·七”事变甚或“九·一八”事变都不知道的话，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1962年，梅汝璈为全国政协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写了一篇题为《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长文，文中有几个发人深省的段落，今天读来仍然能够感受到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7名战犯的尸体在火焚成灰后，是用美国军舰运到海上撤掉的。目的在使无迹可寻，避免日后法西斯的残渣余孽抓到一点骨灰之类的东西便大事铺张，再给战犯们隆重安葬，立墓立碑，把战犯打扮成“殉国烈士”或“民族英雄”。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帐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出来的灾祸。因为不仅战犯们走上绞架时高呼了“大本营万岁”，而且去年（1961年）有人出资1500万日元，在名古屋为东条英机等7人建立一大碑，主持者即当年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清濑一郎。
日本最近出版一部《原子弹白皮书》，全书50万字。对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掷两颗原子弹的暴行，从各方面作了最全面的描述和最科学的分析，并且精确地肯定了过去一直未能肯定的两地受到杀害的人数，即广岛20万，长崎12万，共32万。日本学术界的这种调研精神是值得称道的。这部书的教育意义将是深远的。
所遗憾者，帝国主义侵害我国的暴行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之久，就是像南京大屠杀这样骇人听闻、轰动全球而被杀人数比广岛、长崎的总和还多的暴行，迄今在我国出版界还全无记载，完全是一个空白点。
梅汝璈去世10余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宣告落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之类的书籍也出版了一些，我们可以以此来告慰这位优秀的法律工作者。与此同时，我们也听到了来自东瀛的一阵阵翻案叫嚣。正因为如此，梅汝璈先生生前的告诫才显得那样意味深长。
一切爱我中华、护我中华的朋友们，要警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