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曾经到过那里，为的是拍摄有关浙江藏书楼的情况。我原本是冲着文澜阁去的，因为文澜阁里有《四库全书》。但图书馆的专家项戈平先生告诉我们，《四库全书》都已经搬到孤山顶上的青白山居中去了。这从前的青白山居，现在的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藏书楼，因为珍藏了《四库全书》，一般人是绝对不能走上去了。因为工作关系，我第一次上了这宫殿式的别墅藏书楼。
在楼上守着国宝的，其中有一男一女两位青年研究生，他们取出了真迹的《四库全书》的一部分，让我们拍摄。说实话，捧着这散发着书香的看上去依然很新很干净的海内孤本善本，我的手微微发起抖来，呼吸也几乎迸住了，周围的工作人员也仿佛都意识到这样一个庄严的时刻，周围的空气便得十分肃穆。就在这样的时刻，我意识到，这恐怕是我这一生惟一有机会接触《四库全书》真迹的机会了。书中字迹均为楷体，十分公正，我不禁暗问：不知道这一册书是什么人抄下来的？会不会是丁家兄弟手里补抄的？会不会是章宗祥先生手里补抄的？还是乾隆时代就抄下来的？是拿一位清代的书生穷经皓首，喝一口白开水啃一口窝窝头，为我们民族留下了这样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拍完镜头我走到门外的西式围栏前，放眼望去，西湖尽收眼底。我从来也没有在这样一个角度看过西湖，它一下子又大了许多。往近处看，我看到了山下的文澜阁――这皇家藏书楼和曾经珍藏过《四库全书》的地方，我还仿佛看见了百多年前的太平军，丁氏兄弟，浙江图书馆首任馆长章宗祥先生等等一切与这家藏书楼有关的人事。近现代史上的风起云涌，与一部国宝书籍的命运，纠缠在了一起，一时都涌到了眼前。
说来话长，我们还是得从《四库全书》提起。说《四库全书》，似乎有点儿老生常谈，不新鲜了。大概中小学生都会知道，《四库全书》是中国最大的一部古籍丛书，因分经、史、子、集四个部分，所以叫四库。当时任总裁的是杭州人户部尚书王际华；任副总裁的是杭州郊区的富阳人董浩。全书共收书3503种，36000册，79337卷，清代乾隆年间化了十年时间才完成的。全书先抄了四部，藏在四个地方：一是北京紫紧城内的文渊阁；二是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三是河北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四是辽宁奉天行宫的文溯阁。听一听这四个地方，就知道它没有脱出皇家的宫廷。应该说都算是在天子脚下，或者眼皮子底下的地方，所以称作内庭四阁。又因为地理位置都在北方，所以又称为北四阁。
大概是觉得国宝只置放在宫廷内并不安全，又考虑到了宫廷外的藏书，所以又抄写了三部，这三部全部放到江浙一带来了。一本藏在扬州的大观堂文汇阁；一本藏在镇江金山的文宗阁，还有一本，就藏在我们杭州的文澜阁了。这三部统称为江浙三阁，又称作南三阁。看这七阁的名称，大家就会发现，其中六阁都有三点水旁，惟有文宗阁没有。道理也很简单，藏书最忌火，所以要用水来克，但文宗阁既然已经在金山，是水满金山的地方，就不需要更多的水了。
说到文澜阁，从前杭州人心目中是一个十分神秘的地方，许多年来，它都没有对外开放过。我小的时候去浙江博物馆，知道一条小道能通向旁边的花园。我还知道那花园里有一个池塘，池塘边有一座大假山，可以说，那是我玩遍杭州西湖所见到的最大的假山。我们常常胆战心惊地溜进去，在假山上玩个不亦乐乎，但我们从来不知道认真看一眼近在咫尺的那座两层的楼阁，那是一个烧书的年代，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文澜阁。
现在我已经知道文澜阁的无比重要性了，但文澜阁在人们眼里也不再是多么重要神秘了。有一段时间，经过文澜阁门口，见大大的“茶”字挂在门堂，大门口的庭院内外都是茶座，游人们轻松地出出进进，享受着开门就能看到的近在眼前的西湖。从前皇家的禁苑，如今湖山归了人民，这是很好的，我为文澜阁高兴。
文澜阁这个地方，从前属于圣因寺，是康熙南巡时在杭州建的行宫，到雍正年间，这行宫的日常费用实在是让地方政府承受不了了，上报朝廷批准，终于改建成了圣因寺。乾隆四十七年，全书修好之后，本来准备把书放在寺后面的玉兰堂，但这玉兰堂已经逼近山脚了，怕书受潮，这才把藏经堂改建了之后作了文澜阁的。乾隆很欣赏宁波天一阁藏书楼的样式，就让文澜阁仿建。又不放心，还派了个杭州织造名叫寅着的亲自来考察，文澜阁一造就是五年，直到1787年全书才入了此阁。
这七部书，加上底本藏在翰林院，共八部书分别藏在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应该是很保险的了吧。但事与愿违，二百年过去，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文澜阁和文津阁里的这两部了，而且，这文澜阁的全本也是缺而复全的。
《四库全书》在文澜阁静静地躺了七十多年，大祸临头了。1861年，太平军和清军在杭州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不但进入了巷战，而且还在西湖的湖面上展开了一场万人水战。我研读杭州近现代史时，注意到一个历史事实，杭州历史上一些很着名的人文景观和历史古迹，有许多是毁在这场兵灾之中的。文澜阁既在西湖边，湖上打得天昏地暗，就不可能不秧及到它。因它地处城外，就做了太平军的军营。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这些书籍一时就被扔得狼藉满地，被任意践踏。刚刚打完仗，一些贪小利者就溜进阁内窃书盗卖。有的书归了私人，有的书归了书贾，有的书干脆成了废纸包东西。
这样，我们就要说到钱塘人丁氏兄弟了。
关于丁氏丁申、丁丙（公元1832-1899年）兄弟，有关方面的资料我并没有查阅到多少。大学时代读《武林坊巷志》，见封面上打着（清）丁丙，知道是一个名叫丁丙的人所编撰的。因为觉得这个人的名字很怪，就留心看一看出版说明中对作者的介绍。由此知道了这个人乃我们杭州老乡，别字松生，家里世代藏书，因有藏书楼八千卷楼而闻名与世。他的一大功绩就是补钞了《四库全书》，并完成了《武林掌故丛书》和《武林坊巷志》。
我后来才知道，丁家兄弟并不单单是学者，他们是当时杭州城里的着名乡绅，家境比较富裕。而且丁丙在清末时也已经开始开办工厂，1895年，他和庞元济就集资三十万元，在杭州拱宸桥如意里开办了杭州第一家近代缫丝厂。可以说，丁氏兄弟当时在杭州城里就是名流，办义学，赈救济，办公益事业，许多事情都少不了他们。
听说《四库全书》被拆毁，丁氏兄弟在战事一结束后立刻就冒险连夜赶回城里，将文澜阁的残书潜运到今天的西溪留下镇。说起这个留下，当年赵构到杭州定都时，原本是看中这个地方的，后来建都在凤凰山，他还发下一道旨意，此处暂时就给我留下。这一留下，就成了地名。如今，留下虽没有留下皇宫，却留下了《四库全书》。这丁家二兄弟每天往返数十里，共抢运出了8140册的阁书。又怕这书得而复失，再用船运到了绍兴和宁波一带，又经海上运到了上海。这一路上屡遭歹徒袭击，万千的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战事结束之后，书终于运回来了，丁氏兄弟又开始补缺。到光绪十四年之际，耗资五万一千多元，书也已经补到3396种了。
丁氏兄弟谢世之后，1909年，浙江巡抚增韫奏请在浙江建图书馆，到民国元年，文澜阁旁边建成了图书馆，《四库全书》从此离开了文澜阁。等到1929年西湖博览会之后，文澜阁就归了博物馆，不再藏书了。
文澜阁虽然不再藏《四库全书》，但人们对《四库全书》的推崇与热爱并未减半分。辛亥革命之后，浙江省首任图书馆馆长钱恂和后来上任的馆长章宗祥，历八年之际，带领工作人员抢救补缺图书。以后，章宗祥又补缺了一次，这三次补缺下来，《四库全书》总算完壁，大功终于告成了。
写到这里，突然想，有人若问我，要这个《四库全书》的手抄本干什么，一架电脑，一个光盘，不是什么都解决了吗？我想来想去，只有这样反问：要哥德巴哈猜想干什么，一加一等于二不就完了吗？
这个世界上的有些东西，确实不能仅仅从实用上去理解，它们的精神更是不可比拟的。比如西湖孤山上，有没有《四库全书》，难道分量会是一样的吗！
西泠印社：咫尺金石江山无限
印学是完全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上的一门学问。我自以为入此门是很难的。一个印学家、哪怕他并不真正研究印学、只是以治印为职业、为养家糊口之手艺，在我看来，亦已经在艺术修养上高人一筹了。从前读有关闻一多之传记，知道他在西南联大教学时，因家境窘迫，曾在昆明街头挂牌治印。后来读李叔同传记，又知他出家前一件重要大事，就是把从前所治印与器具一概封于湖山之间，名之印藏。凡此治印者，皆为大知识分子。我的好友曹工化君，乃民间藏龙卧虎之通人，音乐、书画、影视、文艺理论路路皆达，他也是个眼界极高之人，十多年前为我治一鱼虫篆书章，至今提起来，他总说：眼力不行，我再也刻不了那样的印章了。让我深感此艺之艰深。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书记唐达成先生与我算是一个忘年之交，在我眼里，他与官字无缘，完全是个精通六艺的大文人。唐达成先生还是个着名书法家，他跟我谈起家学，不免提到其父亲唐醉石先生，唐醉石先生便是杭州西泠印社早期会员，对西泠印社是有过重要贡献的。一个印字，稍稍提及，便有那么多清香高洁之人出场，可见中国印学之魅力深远。
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大概都很难找到象西冷印社这样一种人文景观了――人们不知道应该称它为一个文化团体，一个经营组织，还是一处园林名胜。它是一个最最阳春白雪、也是最最下里巴人地方。它的核心――印人，自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精粹部分的继承者，然而它面向与开放的，却是一切平民百姓。人们无论高低贵践，满腹经论还是胸无点墨，只管来此一游，艺术面前人人平等。这西湖孤山南麓的艺术园林，将给你提供任何地方也不会重复的精神享受。
浅浅地欣赏西冷印社，是很方便的，你只管沿着白堤走去便是。过了平湖秋月，再过中山公园，再过楼外楼――这红尘中衣食住行最要紧的“食”处，紧邻，便是那精神食粮所在地西冷印社了。印社既占楼阁，曲径通幽，春有芳草，秋有芝兰，能不良辰美景奈何天？一饱眼福，此行足矣。
西冷印社，却还有另一种意义的游历，那真的要先好好读几本书，下一番功夫的。
印社因人而集，人因学而聚。什么学――印学。印学，在中国是一门大学问，它又古老又年轻，中国人评论一个人有学问，传统文化根底扎实，常说他是金石考据无所不通，就是说，此人必通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