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久别业：《富春山居图》
我们永远将面对着历史发展中的一些神秘现象。
比如元代，一般以为是个在文化上倒退的历史时期。但细细一想又觉得并非如此，元曲，元杂剧不去说，就拿最能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文人画吧，正是在元代进入了她辉煌的历史时期。确切地说，中国文人画，正是于这个时代在中国画坛上占领统治地位的。其中最着名的是“元四家”，这四家中除了倪瓒，其余黄公望、王蒙和吴镇都是浙江人。
黄公望（公元1269-1354年）子子久，他的画，可以作为元代山水画的最高水平。子久别业，实际上也就是黄子久居住的地方。关于这个大师级的人物，倒真是可以有一说的。
他的名字就很有来历，听说他的父亲直到九十岁才生了他，抱着这个初生的婴儿，百感交集，叹曰：“黄公望子久矣。”结果，这六个字里的五个，就都成了他的名和字。
关于黄公望是哪里人，有过很多考证，有人以为他是浙江人，也有人以为他是江苏人，还有人以为他就是浙江富阳人。不过其实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黄公望画了《富春山居图》这样有关杭州山水的传世之作，还因为他在杭州曾经住过很长一段时间。
年轻的时候，黄公望也是当过官吏的，在浙西廉访司充当的是书吏，后来跑到北京中央部门去了，在御史台下属的察院里当一个小吏，却因为“经理田粮事”入了狱，那年他47岁了，出狱时则快到半百了。
在狱中，他有一个好朋友叫杨载的，写了一首诗给他，说：“世故无涯方扰扰，人生如梦竟昏昏。”也就是要他出狱之后换一种超脱的活法。正是这一次入狱，改变了他的一生。出狱之后，他就再也不为吏了，开始了他入道隐居和遨游的生涯。
巧合的是，两位美术大师同年选择了入道，倪瓒是玄窗读禅，黄公望则是玄窗读画。他的隐居地之一，正是杭州南山赤山埠的筲箕泉。
称此地为泉，是因为元代时这个地方泉水的确很多。而称其为筲箕，则是因为这个地方三面环山，成一个凹形，像一只筲箕。里面的石头又生得古怪森峭，北面的山像只兔子，就叫做兔儿山；南面的山看得见月亮落下去，就叫月沉山；筲箕的口子就对着赤山，赤山其实是一点不赤的，满目葱茏，叫碧山还差不多。黄公望当年有个朋友叫郑洪，送他一首诗叫《题黄子久画》，上面写道：筲箕泉上青松树，犹复当年白版扉。这样一块古松参天泉水丰溢的坡地，给黄公望这样人生坎坷、看破红尘、寄情山水、遁入玄门的中年人隐居，的确是很适合人的。
黄公望人住在杭州，往来于三吴之间，那时他就常常到富春江畔去，也在富阳一带的山中隐居。黄公望画《富春山居图》的初衷，是赠送给无用禅师的，他用了七年时间，才完成了这幅高31：8米、长860米的艺术长卷，时间大约在1353年间。那年他已经85岁了。
或许是完成这传世之作，人世间的事情已经这幅传世之作在无用禅师圆寂后不久就开始在转辗流传了，关于他流传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明代成化年间之前，此画在大画家沈周的手里，到弘治年间，已经到了苏州一个姓樊的人家中了。又过了80多年，此画到了无锡的谈思重家，又过了26年，终于到了松江的大书画家董其昌手里。然而此后不久，画又到了宜兴的吴之矩家，吴又把画传给了他的儿子吴洪裕。这吴家父子二人，把此画藏在云起楼的“富春轩”手中，收藏了有那么六、七十年吧。1650年，吴洪裕知道自己要死了，因为太喜欢这幅画，竟然要此画为他火葬。也真是天保佑，他躺着，正命人点火烧画呢，侄子吴静安赶到了，连忙从火中取出刚刚点燃的画，已经被烧成了两段，幸运的是基本上还没有破坏原作。
现在，《富春山居图》变成了两段，那小段的留在吴静安手里，后来为吴寄谷收藏。到1669年之时，让给了一个在扬州做官的姓王的人，以后七转八转，又不知转过多少人的手，直到1938年，终于到了近代上海大画家吴湖帆的手里。1956的10月，上海搞了一个画展，把这一小段给展了出来，另起了个名字，叫《剩山图》。这段画，今天就保存在西湖边的浙江博物馆里，称得上是镇馆之宝。
至于那吴静安抢救下来的一丈八尺余长的大段呢，说起来也是一段故事。原来它先是到了丹阳的张范我家，后来又到了江苏的秦兴的季家，又到了王家，然后转入大收藏家安岐手里。安家败落之后，才又转入了清宫。谁知到了乾隆皇帝手里，不但没有当宝贝，还看走了眼，把先前收的伪本当了真迹，反把这真迹当了伪本，称其为“无用本”。朝中不是没有识货的人，但没人敢说真话，所以直到今天，此画上还有乾隆皇帝失误的御识。嘉庆年间，这个案才被翻了过来，“无用本”才真正成了真迹。
世间的宝贝，大多有离奇坎坷之命运。清室推翻，此画到了故宫博物馆，没想到1949年前夕，又被运到了台湾，从此国画分成两半，和我们这个民族一样，直到今天，还没有能够彻底统一起来。
前些年，我看过一幅关于此画的专题片，电视工作者们用电视手段，把海峡两岸的这两段画在屏幕上接了起来，那真是一个令人无限感慨的画面啊。《富春山居图》，什么时侯，你能够完整地回到诞生了你的故园呢？子久草堂虚壁以待，等着你合璧呢。
于公祠：两袖清风的人
身为杭州人，常为于谦（公元1398-1457年）遗憾，同是明朝的忠诚良相，于谦、海瑞起码该齐名。但因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十年浩劫的那一场大政治运动有关，海瑞便因此家喻户晓。又加史学家黄仁宇在其着作《万历十五年》中，对海瑞又有过专门一章的叙述，在学术圈里，其人也赫赫有名。其实杭州人于谦，民族英雄，功名不下海瑞。报上提到廉政，就说到干部要两袖清风，一心为人民，这时我就每每想到于谦。两袖清风这四个字，就是从于谦诗里出去的啊，如今也已经成为民族精神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于谦何其伟大！
今天人们所知的于谦，大多与他所写的一首诗有关。那是他少年时代在杭州吴山三茅观读书，在富阳观看石灰窑烧窑所吟的《石灰吟》：千锤万击出名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西湖三英烈中，岳飞河南人，张苍水鄞县人，倒是明代人于谦（公元1398-1457年），虽远祖河南，几代定居杭州，也算是个真正的杭州人了。
常人眼里，杭州人风流倜傥，多为江南才子，于谦不然，慷慨悲怀，大有燕赵男儿之风。
在杭州人的老传说中，于谦是一个神童式的人物，家住今日的杭州上城区清河坊祠堂巷42号，有刚刚修复的于谦祠堂在。我有好几年时间，在祠堂巷旁来往，常常都要走这条杭州的普通小巷，每天都会看到于谦的故居，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台门而已，里面的小屋也一望即知。这就象是普通人家的居室嘛，看上去心里就十分亲切。
6岁时的于谦便在庆春门附近的私塾读书了，这个私塾经过六百年的演变，已经是今天的庆春路小学。
因为是神童，便有了他的许多传说演绎，比如说他头上梳着两个小髻在外散步，遇到一个名叫兰古春的和尚。和尚听说此童早慧，有意试之，曰：“牛头且喜生龙角。”于谦听了，立刻对道：“狗嘴何能出象牙。”
这样的故事，倒也见于谦的性格，一是极其聪慧，二是极有反抗精神，没有书呆子气。
古来多少读书人，虽有满腹经伦，终无所用。于谦不一样，在封建社会，他也该算一个少年得志仕途通达的人了。15岁就中了秀才，20岁以第一名成绩考取廪膳生。23岁，获全省乡试第六名举人，24岁进京会考得第一名。这个翩翩的杭州才子可谓轰动京城。但是最后于谦因为指点朝廷腐败，还是被贬压下来。
于谦那“于青天”的美名，来自他33岁出任兵部侍郎之职以后。作为皇帝的钦差大臣，他巡抚河南、山西等地十余年。做封建社会的地方官而要做的清，无非关注吏治的得失、百姓的疾苦，农业的荒歉，水利的兴废等等……于谦把妻儿留在京城，自己长年累月在州府奔波，照今天的话说，就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战斗在第一线。
他下了一条指令，准许百姓直到巡抚衙门告状。他的部下认为此作有伤尊严，于谦说：如果人被百姓咒骂，这才有伤尊严。他做官是真清廉，每次进京，除了简单行李，再无别物，有人就代他出主意，说：“不带金银财宝去攀求富贵，倒也罢了，不过你带点土特产，什么线香，香菇和手帕之类的小玩艺儿，作个人情，不也是很正常吗？”于谦笑着说：“谁说我没带东西，我不是带着两袖清风吗？”真正是“两袖清风朝天去，免得闾阎话断长。”我们今天歌颂一个官员廉政，就送他一个成语“两袖清风”，诸不知这个成语，却是杭州人清官于谦送给后人的啊！
于谦清官，百姓拥戴，朝贵们就忌恨他了，竟然诬陷他于死地，幸有忠臣百姓作保，才被狱中放出，不过却将他的二品官降到四品官了。
于谦为官的时代，仅做清官是不够的，那个时代，和平中潜伏着严重的战争危机，边境打打谈谈，为正常事，甚至直接威胁中央政府的生存，于谦受命于危急存亡之际，大起大落，大开大合，临危不乱，果决勇断，称得上是个非凡的政治家了。
1449年，英宗受太监王振挑动，带了五十万大军去河北怀来县的土木堡迎战北方的瓦剌部兵马，结果全军覆没，自己也当了俘虏，这就是历史是着名的“土木堡之变”。
皇帝被俘，这不了得，此时京城北京空虚，疲惫不堪的将士只剩下十万人左右，朝廷里就好比塌了天。在这岌岌可危大夏将倾之际，英宗之弟郕王出来监国，立刻就有人提出南逃，其中侍讲徐珵力主南迁。当了兵部左侍郎也就是国防部副部长的于谦坚决反对，厉声在庙堂上说：谁说往南逃者，就斩了谁！京城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事败了，难道你们没有想到当年宋王朝的南渡吗？
当时的明王朝大臣们因为考虑到国内不可一日无君，而太子又太小，就请皇太后同意让郕王为帝，于谦极力支持，说：这是为国家，不是为了一已的私利。
英宗的弟弟做了皇帝，是为代宗，代宗又让于谦当了兵部尚书。可以说杭州人于谦真正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啊。保卫京城，就在此一战了。那年于谦已年过半百了。深秋十月里，51岁的他披着盔甲，登上德胜门，流着眼泪，站在阵前，对守城官兵说：“大片国土沦陷，京城被围，这是我们的耻辱，全军将士应以头颅热血，雪此奇耻大辱！为国存亡而战，有进无退。”
瓦剌军队押着英宗做人质，逼到城下，于谦毫不犹疑地派人宣布，你吓不倒我们。社稷为重，君为轻，我们己经另立国君了！
五天五夜的激战，北京保住了，立下了卓越功勋的于谦，加官为少保。
真想问一问九泉之下的于谦，当他大声向从前的皇帝宣布“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时候，从前的皇帝真的就甘为轻了吗？明朝的强大使敌人害怕，奇货可居的英宗也没有贮之的价值，便被无条件放回，这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业绩，这明朝军事史上重大胜利和外交史上的辉煌成就，究竟给于谦带来了什么呢？
八年之后，英宗复辟了，幽杀景泰帝于西宫，杀于谦、王文等臣，史称“夺门之变”，罪名是谋反。于谦临死前笑着说：“当年八十万精兵凭我调遣我都不反，今日我一个秀才倒来谋反了？”旧时的于谦祠，有一幅柱联，把于谦的冤案与春秋伍子胥遭谗和岳飞屈死联系在一起。联曰：千古痛钱塘，并楚国孤臣，白马江边，怒卷千堆雪浪；
南朝冤少保，同岳家父子，夕阳亭里，伤心两地风波。
于谦死前，惯例抄家产，他当了三十年京官，除了几本书，家中什么值钱东西也没有。他为官显赫的时候，口不言功，赏他双俸和华屋，他都力辞不要。他死后真正实现了他生前的志向：两袖清风。他的灵柩，第二年才由他的女婿运回故乡杭州，葬于西湖三台山。又过了八年，他被平反了，于是北京的住宅改为“节忠祠”，杭州的故居被改名为“怜忠祠”，他生后的英名也被不断地追加，直至万历年间，被谥为“忠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