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辽金元朝防治腐败的实践与法规
一、惩治腐败立法反贪
辽中期，朝廷曾多次颁布法规整顿吏治。圣宗初年，诏谕京府州军官员秉公执法，不得阿谀奉承；各县遇州官及朝使非理征求，不得畏怯徇情。参见《辽史》卷十《圣宗本纪一》统和元年十一月。太平六年（1026年），圣宗下诏批评达官贵人恃权违法的行为，并立法予以防治：“朕以国家有契丹、汉人，故以南、北二院分治之，盖欲去贪枉，除烦扰也；若贵贱异法，则怨必生。夫小民犯罪，必不能动有司以达于朝，惟内族、外戚多恃恩行贿，以图苟免，如是则法废矣。自今贵戚以事被告，不以事之大小，并令所在官司按问，具申北、南院覆问得实以闻；其不按辄申，及受请托为奏言者，以本犯人罪罪之。”同年，颁布制诏：“大小职官有贪暴残民者，立罢之，终身不录；其不廉直，虽处重任，即代之；能清勤自持者，在卑位亦当荐拔；其内族受赂，事发，与常人所犯同科。”《辽史》卷六十一《刑法志上》，《辽史》卷十七《圣宗本纪八》太平六年十二月。兴宗重熙九年（1040年），诏令“诸犯法者，不得为官吏”；次年，诏令“诸职官私取官物，以正盗论”。《辽史》卷十八《兴宗本纪一》重熙九年十二月，卷十九《兴宗本纪二》重熙十年七月。
金世宗重视整肃吏治。首先是颁诏倡导“廉平”，戒谕官吏贪墨；参见《金史》卷六《世宗本纪上》大定二年三月，八年十月。其次是立法防贪反贪。大定三年（1163年），诏令胥吏犯贪赃罪，即使遇赦放免，也不得再录用。大定十八年规定，职官贪赃两次，无论赃数多少，一律免官，因为“始犯赃罪，容有过误，至于再犯，是无改过之心”《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大定十八年七月。。尚书省奏顺州军事判官崔伯时受赃不枉法（不枉法，见下文），准制当削官停职。世宗认为：“受财不至枉法，以习知法律故也。所为奸狡，习与性成，后复任用，岂能自悛？虽所犯止于追官，非奉特旨无复录用。”《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五《上世祖皇帝论政事书》。他还下令同僚互相监督。大定十二年（1172年），荆王文在大名府任上不法事暴露，世宗颁诏：“自今长官不法，僚佐不矫正，又不言上，并严行惩断。”《金史》卷七十四《完颜文传》。二十六年，制订官员贪赃同僚互相检举法。参见《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大定二十六年十月。其次严惩腐败官吏。大定十年（1170年），安化军节度使徒单子温、副使老君奴，因贪赃伏诛；二十二年，寿州刺史、同知、军事判官、榷场副使等官员收受商人的贿赂，听任违禁货物出界，皆被处死。参见《金史》卷六《世宗本纪上》大定十年二月，卷八《世宗本纪下》大定二十二年九月。
大蒙古国时期，王公贵族在征服战争中肆意烧杀戮掠，中原各地军阀混战，社会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王公贵族、军阀世侯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生杀予夺大权，他们任命的各级官吏有如鹰犬一般，媚上虐下，中饱私囊，这是一个政治上的黑暗时期。当时中原地区“州县之官或擢自将校，或起由民伍，率昧于从政。甚者，专以掊克聚敛为能，官吏相与为贪私以病民”《元史》卷一百五十九《宋子贞传》。。如“东平将校占民为部曲户，谓之脚寨，擅其赋役，几四百所”，而“河南刘万户贪淫暴戾，郡中婚嫁，必先赂之，得所请而后行，咸呼之为翁。其党董主簿，尤恃势为虐，强取民女有色者三十余人”。《元史》卷一百五十九《宋子贞传》、《赵璧传》。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期，耶律楚材奏请颁诏止贪暴、遏骄横，但随着他的失势，统治秩序再陷混乱。蒙哥汗时期，忽必烈奉命经营中原，着手整顿秩序，惩治贪官污吏。而政治法律制度的建立，社会秩序的安定，腐败现象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还是在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实现的。
元世祖首先限制或剥夺王公贵族、军阀世侯生杀予夺的大权，确立皇帝的绝对权威，使地方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禁止诸王、后妃、公主、驸马私自遣使招收民户，征收钱财，擅取官物，断决民间词讼。禁止诸王贵族、使臣、军人恃势扰民。改变以往由沿途百姓供应来往官僚贵族、军人食宿的惯例，规定官给，禁止他们擅入州县、市镇、乡村。参见《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中统二年四月、五月、六月、八月、九月，卷五《世祖本纪二》中统三年三月、十月。
其次，惩处贪官污吏。元世祖即位后，诏十路宣抚使劝课农桑，问民疾苦，惩处贪官污吏。参见《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中统二年四月。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太原路总管攸忙兀带坐藏甲匿户，罢职为民。至元二年正月，邳州万户张直等违制贩马被处死；真定路总管张宏任职济南时贪污公物，以告发李璮有功免死罪，罢职。至元四年七月，大名路达鲁花赤爱鲁、总管张弘范因贪污公款罢官。至元十三年正月，大名路达鲁花赤小钤部因贪赃伏法，籍没其家。至元十九年九月，诏谕官吏犯赃罪，轻者杖决，重者处死；台察官知而不纠，同罪。以上见《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二》、卷六《世祖本纪三》、卷九《世祖本纪六》、卷十二《世祖本纪九》。
在惩贪的同时，元世祖十分重视对官员的教育和人才的培养，重视以史为鉴。他让名儒王思廉、赵璧等讲读《资治通鉴》、《大学衍义》等给他和大臣们听，让窦默、姚枢、王鹗、许衡、王恂等给太子、诸王及其他官僚贵族子弟讲授儒家经典。他设立各级学校，让官僚贵族子弟入学受教，不仅掌握必要的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接受三纲五常的礼教。参见《元史》卷一百五十八《窦默传》、《姚枢传》，卷一百五十九《赵璧传》、卷一百六十《王思廉传》、《王鹗传》。崇儒尚文的真金太子，虚心向宫师府的儒学侍从咨访古今治道，“每与诸王近臣习射之暇，辄讲论经典，若《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王恂、许衡所述辽、金帝王行事要略”《元史》卷一百一十五《裕宗真金传》。。他强调风宪官所到之处肃清风俗，教化官民。如要求按察司官赴任后“宣明朕意，勿求货财。名成则货财随之，徇财则必失其名，而性命亦不可保矣”《元史》卷十三《世祖本纪十》至元二十一年正月。。他还褒奖、酬赏清廉的官员，使官员们知荣辱，廉洁自律。参见《元史》卷一百二十六《廉希宪传》，卷一百六十三《张雄飞传》，《元史》卷十二《世祖本纪九》至元二十年十二月。元世祖曾下诏求直言，开言路，凡政事之未便，人情之未达，朝廷得失，军民利害，官庶并得密封闻奏。参见赵天麟《畅八脉以鼓天下之正风·革副封》，《元代奏议集录》（上）；郑介夫《上奏一纲二十目·核实》，《元代奏议集录》（下）。他还特别强调言者无罪，“其言可采，优加旌擢，如不可采，亦无罪责”［元］张养浩《时政书》，《元代奏议集录》（下）。。这对肃贪也多少是有积极意义的。后来元朝的历代皇帝，特别是崇尚汉法、较有作为的仁宗、英宗、文宗，也都继承了世祖反腐倡廉、重视教育和防范腐败的做法。同时，元朝在反贪惩贪的法制方面也有可取之处。
赃罪条例。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颁布官吏赃罪法参见《元史》卷十二《世祖本纪九》至元二十年二月。，内容今已不详。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三月，省、台共定赃罪十三等，枉法者五等，不枉法者八等。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六月，正式颁布施行。大德七年（1303年）三月修订为《赃罪十二章》。参见《元史》卷十七《世祖本纪十四》，卷十九《成宗本纪二》，卷二十一《成宗本纪四》。具体内容是：“诸职官及有出身人等，今后因事受财，依条断罪。枉法者除名不叙，不枉法官须殿三年，再犯不叙。无禄官减一等。以至元钞为则，枉法：一贯至十贯，四十七下，不满贯者，量情断罪，依例除名；一十贯以上至二十贯，五十七下；二十贯以上至五十贯，七十七下；五十贯以上至一百贯，八十七下；一百贯之上，一百七下。不枉法：一贯至二十贯，四十七，本等叙，不满贯者，量情断罪，解见任，别行求仕；二十贯以上至五十贯，五十七，注边远一任；五十贯以上至一百贯，六十七，降一等；一百贯以上至一百五十贯，七十七，降二等；一百五十贯以上至二百贯，八十七，降三等；二百贯以上至三百贯，九十七，降四等；三百贯以上，一百七，除名不叙。”《元典章》卷四十六《刑部卷八·诸赃一·取受》“赃罪条例”条。“枉法”就是“曲法受财”，“不枉法”是指“受有罪人钱，判断不曲者”。“除名”是“谓官除其品职吏名，其所役与民一体也”，“不叙”则“谓既犯赃私，职役已罢，虽有前资，再不叙用也”《吏学指南》“六赃”、“六色”、“赃私”、“考功”条。。“殿”即“殿年”，停职反省的年限。元朝法律对“枉法”的解释是：“一受讫为事无理人钱物，断令有理；一受讫有罪人钱物，脱放；一受钱买嘱，刑及无辜；一教令有罪人妄指平民，取受钱物；一违例卖官，及横差民户充仓库官、祗待头目、乡里正等，诈取钱物。”对“不枉法”的解释是：“一馈献、率敛津助人情，推收过割，因事索要勾事纸笔等钱，及仓库院务搭带分例、关津、批验等钱，其事多端，不能尽举；一与钱人本宗事无理或有罪，买嘱官吏求胜、脱免，虽已受赃，其事未曾枉法结绝，合从不枉法科断。”《元典章》四十六《刑部卷八·诸赃一·取受》“定拟给没赃例”条。职官坐赃罪，再犯者加本罪三等治罪，终身不叙。参见《元史》卷十九《成宗本纪二》元贞二年十月，《元典章》卷四十六《刑部卷八·诸赃一·取受》，“犯赃再犯通论”条。
赃官自首减免处罚。贪赃官吏自首，如属初犯，并退出赃款的，可免予处罚，只在解由（按：类似官员的人事档案）内标注。再犯，官员即便自首，也依据情节轻重予以处罚，罢免或降职使用；吏员则不计赃物多少一律勒退。如是知道有人要告发而自首的，或闻知事发而退赃给行贿人的，减罪二等处罚。自首时交代问题不尽不实，据不尽之赃量刑定罪。台宪官吏受赃，不在准首之列。参见《宪台通纪》“官吏首赃”，《元典章》卷四十八《刑部卷十·诸赃三·首赃》“取受出首体例”条，《元史》卷一百二《刑法志一·职制上》。
惩治官吏家属收受贿赂。元朝法律规定：“诸官吏家人受赃，减官吏法二等坐。官吏初不知，及知即首，官吏家人俱免；不即首，官吏减家人法二等坐，家人依本法。若官吏知情，故令家人受财，官吏依本法，家人免坐。官吏实不知者，止坐家人。”《元史》卷一百二《刑法志一·职制上》，参见《元典章》卷四十六《刑部卷八·诸赃一·取受》“职官妻属接赃”条。文宗至顺元年十月起，家人受赃，一律依照《赃罪十二章》治官吏罪。参见《元史》卷三十四《文宗本纪三》至顺元年十月。
造《赃滥册》。御史台、各道廉访司造册备案，记录赃官姓名、审讯供词、断罪、黜降缘由、追征赃款、罚款情况，并通报有关部门，“照会各官解由内明白开写”《元典章》卷四十八《刑部卷十·诸赃三·赃罚》“造赃滥册”条。。入《赃滥册》者，提拔任用要受限制。
二、元朝对行政、司法腐败的防治
责任连带。监临之官（上级部门或本部门的长官）知所部有犯法而不举劾，纠弹之官（监察官）知而不举劾者，减罪人罪五等治罪。任满官员，有关部门徇情滥给解由，一经查实，申台呈省追究其责任。《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九《乌台笔补·事状》“弹四州滥给解由事状”条。
圆押制度和公座圆问。中央、地方各级官府的官员“圆坐署事”，集体讨论公事，作出的决定形诸文字，在场官员“圆押”，以示集体负责。提审罪犯，府州司县长贰官、首领官“公座圆问”，共同审讯，集体讨论，作出判决，并在判决书上“圆签文字”。参见《宪台通纪·行台体察等例》、［元］刘孟琛等《南台备要·立江南提刑按察司条画》（《宪台通纪（外三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元典章》卷十三《吏部卷七·公规一·署押》“圆坐署事”条。
官吏避籍。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中书省奏请“迁转官员，自己地面里休做官”《元典章》卷八《吏部卷二·官制二·选格》“自己地面休做官”条。，得到元世祖的批准。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淮西江北道廉访使乞石烈卒等奉命“赍诏书前去江西行省等处开读”（即奉使宣抚），有感于江西行省所辖路、府、州、司、县司吏“假公行私，县吏暗分乡都，州吏分县，府吏分州，起灭词讼，久占衙门，败坏官事，残害良民”，会同行省官员起草文件，拟定“州县司吏，于本路所辖州县内避籍迁转，路司吏于本省所辖路分避贯迁调”并建议“各道廉访司书吏、奏差避道迁调”（《元典章》卷十二《吏部卷六·吏制·书吏》“书吏奏差避籍”条），中书省、御史台同意他的意见，并在全国推行。
限制王公贵族的司法权。中统二年（1261年）九月，禁诸王、驸马私决民间词讼，悉听朝廷命官处置；次年四月，诏令贵族官僚之部曲犯重罪，经审问后，必须奏闻朝廷，才能裁决、处置。参见《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中统二年九月，卷五《世祖本纪二》中统三年四月。至元后期，规定诸王投下民户的诉讼由王傅和达鲁花赤共审，没有达鲁花赤的，才由王傅审决。参见《元史》卷十六《世祖本纪十三》至元二十七年五月。成宗即位后，禁治诸王府擅决属下罪犯，擅治官吏罪。参见《元史》卷十八《成宗本纪一》至元三十一年七月，卷十九《成宗本纪二》元贞二年正月。
治安与司法分离。元代，“诉讼人，先从本管官司，自下而上，依理陈告”《元典章》卷四《朝纲卷一·政纪》，“省部减繁格例”条。。“本管官司”指的是县衙及县级的录事司（按：负责路、府治所城市行政事务），即司、县衙门。负责地方治安的巡检司、县尉等部门及弓手人员捕获盗贼，简略讯问即须牒发司、县衙门审讯，无权审讯或接受诉讼。参见《元典章》卷五十一《刑部卷十三·诸盗三·捕盗》“县尉巡检巡捕”条，《元典章》卷五十三《刑部卷十五·诉讼·听讼》“巡检不得接受民词”条。
重大案件逐级审理，中央终审。诉讼始自司、县衙门，一般的民事、刑事案件，司、县衙门即可作出判决。但对于比较重大的刑事案件，则须逐级审理，“司、县略问是实，即合解赴各路、州、府推问，追勘结案”《元典章》卷三十九《刑部卷一·刑制·刑名》“重刑司县略问”条。。按规定，“诸杖罪五十七以下，司、县断决；八十七以下，散府、州、军断决；一百七下以下，宣慰司、总管府断决；配流、死罪，依例勘审完备，申关刑部待报。申扎鲁花赤者亦同”《元典章》卷三十九《刑部卷一·刑制·刑法》“罪名府县断隶”条。刑部负责汉人、南人的司法，大宗正府札（扎）鲁花赤负责蒙古人、色目人的司法。宣慰司、路总管府的判决结果，由廉访司审核，审核无异议，再将案卷移交宣慰司、路总管府，申报刑部或大宗正府。参见《元典章》卷六《台纲卷二·体察》“察司体察等例”条。行省制度确立后，腹里（中书省直辖区）以外各宣慰司、路总管府的判决要经行省复核，再上报中央。刑部或大宗正府审核腹里宣慰司、路总管府、行省上报的案卷，主要是流刑、死刑这样的重大案件。特别是死刑，须由有司再三审理，上奏皇帝终裁。参见《元史》卷十四《世祖本纪十一》至元二十三年四月，卷十六《世祖本纪十三》至元二十八年七月。
设置登闻鼓院。至元十八年（1281年）三月，设置登闻鼓院。有冤者赴省、台申诉，对省、台裁决仍不满的，击鼓上报皇帝。参见《元史》卷十一《世祖本纪八》至元十八年三月，卷十二《世祖本纪九》至元二十年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