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恩荫泛滥，冗官问题更加严重。文彦博、吕公著等旧党重臣的子弟亲旧遍布要津，其他官员也是“一人进用，则内外亲戚咸有不次之望”（《长编》卷四百九，元祐三年三月庚寅）。员多阙少的矛盾更加突出，“举天下之员阙，不足以充入仕之人”。为此，朝廷让守选的官员提前领阙，元祐元年（1086年）已动用了元祐四年的阙额，以致苏辙上疏说：“官冗之患，亦云极矣。”《长编》卷三百八十六，元祐元年八月辛亥。
二是财政更加困难。旧党反对变法的一大理由就是指斥新党与民争利，他们自己则以君子自居，强调义与利、君子与小人的分野，不仅昧于理财，而且将熙宁、元丰年间的各项理财措施一概废弃。至于他们所标榜的“节流”举措则收效甚微。仅以调整官员收入为例，高太后曾要求上自宗室贵戚、下至官员胥吏，一律减少费用四分之一，却遭到官员们的抵制，认为“细碎苛急，甚损国体”，事情不了了之。当时官员既不能开源，又不能节流，结果只能是坐吃山空，使熙宁、元丰年间积攒起来的财富“用之几尽”（《宋史》卷一百七十九《食货志下一》）。
三是吏治更加腐败。因为员多阙少，许多官员钩心斗角，极尽争抢之能事。史称当时“一官之阙，率四五人守之，争夺纷纭，廉耻道尽”《长编》卷四百八，元祐三年二月乙巳。。旧党在废罢新法时同样矫枉过正，并以此作为考察官员的首要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监司“迎合争先，不校利害，一概定差”，致使“一路为之骚动”，百姓为之受苦。同时，朝廷一反神宗时期注重法制和吏能的做法，“务在宽大”，对官吏缺乏严格的要求和考核，造成官员对政务苟且偷简，“贪冒不职，十人而九”《宋史》卷三百四十《刘挚传》。《长编》卷四百八，元祐三年二月乙巳。
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病逝，宋哲宗亲政。哲宗亲政以后，便以子承父志的名义，废弃了高太后主持的元祐之政，重新起用新党人士。
此时虽有“绍述”之名，却无新政之实。除了重新对西夏采取军事打击为主的强硬政策外，所谓新法实际成了新党报复旧党的幌子。
绍圣、元符年间，对“元祐党人”的迫害一浪高过一浪，新党内部也是钩心斗角、矛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元祐年间遗留下来的官员冗滥、吏治腐败等问题均没有得到解决，而“近时学士大夫相倾竞进，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以忠厚为重迟，以静退为卑弱。相师成风，莫之或止”（《宋史》卷三百四十三《陆佃传》）。士风、政风的败坏日盛一日，无药可救。
二、徽宗年间吏治的昏暗和腐败的猖獗
宋徽宗在位期间，蔡京等辈“名为遵用熙丰之典”，实际“未有一事合熙、丰者”（［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九，靖康元年七月十一日，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当时“六贼”（蔡京、童贯、王黼、朱勔、梁师成、李彦）横行，祸国殃民。他们打着维护新法的旗号，大肆排斥、打击异己，同时巧取豪夺、搜刮民财，怂恿徽宗穷奢极欲、粉饰太平。张守曾云：“自崇宁以来，不独军政不修，赏罚失当，亦导谀近习蔽欺以败主德，卒致祸乱，宗社危于累卵。”［宋］张守《毗陵集》卷三《论修德札子》，台北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正编”本。《宋史》也评论说：“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宋史》卷二十二《徽宗纪四》。
宋徽宗不但肆意挥霍，而且经常破坏法纪。史称他“外事耳目之玩，内穷声色之欲，征发亡度，号令靡常”（《宋史》卷二百《刑法志二》），“凡私意所欲为者，皆谓御笔行之”（［宋］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二十二《徽宗皇帝·小人创御笔之令》，“宋史资料萃编”第四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1年），“违者以大不恭论”（《宋史》卷三百五十二《吴敏传》）。
徽宗统治时期，财政支出激增。以京师每年的缗钱支出为例，北宋前期为一百五十万贯，元丰年间为四百三十二万贯，宣和年间增加到一千四百四十万贯。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徽宗君臣不择手段地搜刮民脂民膏。如铸造劣质钱币、滥发纸币、变更盐钞法、增收经制钱、掠夺民田充作官田等等。
卖官鬻爵之风也达于极点。“宣和中，有郑良者，本茶商，交结阍寺以进，至秘阁修撰、广南转运使。恃恩自恣”［宋］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八，中华书局点校本，1961年。。奸臣朱勔“本一巨商，与其父杀人抵罪，以贿得免死，因循迹入京师，交结童（贯）、蔡（京），援引得官，以至通显”［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6年。。“六贼”蔡京、王黼、朱勔、李彦、童贯、梁师成呼朋引类，排斥异己，腐败堕落，无恶不作，官员惩治毫无公正性可言，“除用士大夫，视官职如粪土，盖欲以天爵市私恩”［宋］洪迈《容斋四笔》卷十五《蔡京轻用官职》，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本。。“王将明（王黼）当国时，公然受贿赂，卖官鬻爵，至有定价。故当时为之语，曰‘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曲洧旧闻》卷十。梁师成当道时，甚至科举廷试也可用钱买通，赴试者“益通贿谢，人士入钱数百万，以献颂上书为名，令赴廷试，唱第之日，侍于帝前，嗫嚅升降”（《宋史》卷四百六十八《梁师成传》）。由此，徽宗年间也成为北宋历史上官员数量最为冗滥的时期，宣和元年（1119年），各级各类官员总数达到四万八千零七十五人。
蔡京之流不仅为皇帝疯狂敛财，自己也穷奢极欲。他们“假享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宋史》卷一百七十九《食货志下一》。。王黼提举应奉局，“凡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悉苛取于民，进帝所者不能什一，余皆入其家”，“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拟禁省”《宋史》卷四百七十《王黼传》。。朱勔主管花石纲，“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园池拟禁籞，服饰器用上僭乘舆”《宋史》卷四百七十《朱勔传》。。宦官梁师成则公然收取贿赂，举子只要给钱数百万，即可参加廷试。蔡京侵吞公款更达千万计之巨（［宋］周煇《清波杂志》卷六，中华书局点校本，1994年）。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成为官场的常态。蔡京拜相不数年，子六人、孙四人，同时为执政、侍从。时人谓“尚嬉竹马，已获荷囊；未应娶妇，已得任子”［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四《选举七》，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数十年来，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门生死，则一门生用；一故吏逐，则一故吏来”（《宋史》卷三百五十六《崔传》）。
地方官僚机构的腐化也极度严重。如石公弼所言：“近时监司初不遴选，夤缘除授者莫可悉数，观望诞谩，贪污苟贱，无所不至，达于圣德十未能一。”《诸臣奏议》卷六十七《百官门·上徽宗论监司不得入而走马奏事》。
北宋王朝的腐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自然激起百姓的反抗。当时民间已有“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能改斋漫录》卷十二）的说法。
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西）人方腊说：“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近岁花石之扰，尤所弗堪”［清］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二《徽宗·宣和二年庚子》，中华书局，2004年。。宣和二年十月，方腊发动了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但也预示着北宋的灭亡已为时不远。
第六节宋高宗、秦桧时期的政治腐败
南宋建立后，根据宋高宗的建议，取消了赃吏的死刑。《宋史》卷二百《刑法志二》。绍兴七年（1137年）八月又下诏规定：“命官犯赃，刑部不得擅黥配，听朝廷裁断。”《宋史》卷二十八《高宗纪五》。从此，朝廷对贪赃枉法的官吏，虽表面上不得不屡申禁诫，但极少下狱根治，使得贪官污吏更加无所顾忌，成为南宋时期吏治中最为严重的问题。
高宗时期，卖官鬻爵掀起了高潮。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二月，进士单镃说：“比年以来，为奉使者，不问贤否，惟金多者备员而往。”《系年要录》卷一百七十一，绍兴二十六年二月丙子。绍兴年间，海盗郑广在投降后作《上众官诗》：“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宋］岳珂《桯史》卷四，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当时的吏治状况可见一斑。
绍兴和议后，宋高宗“以国事委之桧，以家事委之（宦官张）去为，以一身委之（医官王）继先。所以凭恩恃宠，靡所忌惮，而中外之士莫敢议者三十年”《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三十引《中兴遗史》。秦桧外恃金人撑腰，基本控制了南宋的朝政，上至执政大臣的去留，下至地方州级长官的任免，主要取决于秦桧，部分则受制于王继先、张去为等佞幸。
秦桧在杀害岳飞、排斥韩世忠后，又迫使协助他构陷岳飞的帮凶、枢密使张俊辞职，使朝中再无可与他抗衡的大臣。其他执政大臣都是秦桧提拔的“柔佞易制者”，“既共政，则拱默而已”。即使如此顺从，这些人也很少能够长期在职，往往“或一阅月，或半年即罢去”，以免影响到秦桧在朝中的地位。
同时，秦桧还任用亲信，控制台谏，用高压手段打击异己。史书说当时“权臣所用台谏，必其私人。约言已坚，而后出命。其所弹击，悉承风旨”（［宋］黄震《戊辰修史传》之《丞相杜范》，《宋代传记资料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秦桧大权在握，懒于公务，却把精力花在贪污搜刮上，公然“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宋史》卷四百七十三《秦桧传》）。所得资财，富于左藏数倍。“喜赃吏，恶廉士”，“故赃吏恣横，百姓愈困”（《系年要录》卷一百六十九，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丙申）。
秦氏更是一门富贵，养子秦熺及孙辈俱任高官，亲党故旧无不夤缘高升，权势之煊赫较蔡京有过之而无不及。［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年。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以致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死后，“天下酌酒相庆，不约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额”（［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五下《张浚行状下》，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
秦桧死后，宋高宗仍继续实行苟安求和的国策，所任用的宰臣如沈该、万俟卨、汤思退之流都是秦桧的党羽。朝政委靡、吏治腐败的状况并未改观。
第七节宋孝宗革新吏治的努力
史书说“孝宗初立，励精庶政”［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下简称《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孝宗论士大夫微有西晋风》，中华书局点校本，2000年。。他从即位伊始，就下诏求取直言，鼓励天下臣庶直言朝政缺失、民间疾苦。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诏中外士庶陈时政得失。七月，诏戒饬诸郡守臣。隆兴元年（1163年）七月，以蝗旱、星变，诏侍从、台谏、两省官条上时政阙失。二年七月，以江东、浙西大水，诏侍从、台谏、卿监、郎官、馆职陈阙失及当今急务。《宋史》卷三十三《孝宗纪一》。
孝宗认为“天下有弊事，无弊法”［宋］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七，绍兴三十二年十月戊子条，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年。。对于政尚宽厚的祖宗家法亦有所批评，认为“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者，大将而败军师者，皆未尝诛戮之”《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孝宗论用人择相》。。因而重视法治，强调依法理政。史称其“究心庶狱，每岁临轩虑囚，率先数日令有司进款案披阅，然后决遣”（《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十六《孝宗皇帝》（乾道三年））。
南宋虽省并机构，但作为司法机构的大理寺不仅保留，而且更受重视。大理寺佐官大理正、大理丞也由吏部任命改为由宰相任命（堂除）。南宋初律令混乱，法吏一切以例从事，以致贿赂公行，律令皆成具文。孝宗多次下诏修订法律条文，先后修成《乾道敕令格式》、《淳熙敕令格式》，并编成《淳熙条法事类》，将各种法律法规随事分门编类，便于法官查检，有利于依法办事，是中国法制史上编纂法令法规的重大改革。
宋孝宗在位期间，注重吏治，慎选官员，惩治腐败，形成了良好的政治风气，是南宋政治最清明的一段时期。
他汲取秦桧擅权的教训，十分注意用人，尤其重视选择宰相，严防朋党。他认为：“用人之弊，人君患在乏知人之哲，寡于学而昧于道”，而用人之要，“在人君必审择相，相必当为官择人，懋赏立乎前，诛戮设乎后”。《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孝宗论用人择相》。于是，“孝宗惩创绍兴权臣之弊，躬揽权纲，不以责任臣下”（《宋史》卷三百九十四《林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