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建立后，特别是儒家思想被尊为正统意识形态后，历代许多封建统治者及思想家、政论家也都继承了先秦以来的“民本”思想。如汉初政论家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中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故国以民为存亡。”东汉政论家王符在《潜夫论·边议》中说：“国以民为基。”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胫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又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政体》。宋代包拯说：“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杨国宜校注《包拯集校注》卷四《请罢天下科率》，黄山书社，1999年。明丞相刘基在《郁离子·灵丘丈人》中提出养民如养蜂，警告统治者要关心、爱护百姓。清初唐甄在《潜书·明鉴》中说：“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奈何见政不见民也？”［清］唐甄著，黄敦兵校释《潜书校释》，岳麓书社，2011年。他们没有抛弃“民本”思想的根本原因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既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的历史合法性，也是历代民众的反抗所造成的王朝变革给予统治者的深刻教训所然。参见林甘泉《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及其历史价值》，载《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
历代统治者注重和加强“民本”思想的教育固然是为了维护阶级长久统治的需要，但是我们对此也不能作机械的理解。“民本”思想实际也是统治者如何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表现之一。在这个思想的教育和指导下，史书记载了历代许多官吏的卓异事迹，体现了“民本”思想在他们心目中的影响，是“民本”思想贯穿到具体行政中的表现。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官吏廉政行为的产生，归纳起来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1.发展生产，造福百姓农业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农业生产的好坏不仅关系农民每家每户的生活，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历代以“民本”为己任的官吏都对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小农经济表现出高度的重视。新出土的湘西里耶秦简记载：“急事不可留，乃兴徭”，“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辄劾移县”，《文物》2003年第1期。反映即便在秦统一战争的过程中，秦郡守也不忘要求属县重视农业生产，尽量无夺农时。西汉渤海太守龚遂“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东汉桂阳太守茨充“教民种殖柘桑麻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历代正史循吏传、良吏传中还有大量此类人物的记载。发展生产离不开农业技术的推广，如汉代很多地方官吏就对此十分重视。《汉书·食货志》载赵过的代田法发明后，“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以故田多垦辟”。农业的发展与水利的兴修密切相关，古代很多地方官员都很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秦蜀郡守李冰“穿二江成都之中……百姓飨其利”。汉代大司农穿漕渠，“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东汉汝南太守邓晨“兴鸿郤陂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后汉书》卷十五《邓晨传》。。史云汉代“用事者争言水利”《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就是国家重视水利兴修的反映。唐代沧州刺史薛大鼎为了改变沧州经济落后的面貌，修建无棣渠，使沧州展现出新姿。人民高兴地唱道：“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上《薛大鼎传》。汉武帝末年，为纠正其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政策，下罪己诏，封丞相为“富民侯”《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意指丞相要以富民为己任，说明“民本”思想对于皇权也有深刻影响。
2.赈灾济贫，为民解难传统的小农经济在封建国家和豪强地主的双重压迫下，最经不住天灾人祸的打击。如汉代鲍宣指出小农经济破产的原因之一就是“阴阳不和，水旱为灾”《汉书》卷七十二《鲍宣传》。。因此，历代有为的皇帝、官吏都很重视赈灾济贫，解民危困。汉文帝后元年（前163年）诏云：“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汉书》卷四《文帝纪》。《汉书·宣帝纪》载本始三年（前71年）“大旱，郡国伤旱甚者，民毋出租赋”。本始四年诏曰：“盖闻农者兴德之本也，今岁不登，已遣使者振贷困乏。”《宋书·孝武帝纪》载大明二年（458年）诏曰：“去岁东土多经水灾。春务己及，宜加优课。粮种所须，以时贷给。”《魏书·良吏传》云，北魏太守阎庆胤“在政五年，清勤厉俗。频年饥馑，庆胤岁常以家粟千石赈恤贫穷，民赖以济。其部民杨宝龙等一千余人，申讼美政”。同传又云，清河内史杜纂“性俭约，尤爱贫老，至能问民疾苦，对之泣涕”。《宋书·沈演之传》云，沈演之在灾害降临时受文帝之命“乃开仓廪以赈饥民，民有生子者，口赐米一斗”。这些措施对于局部缓解受自然灾害而引起的贫困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3.蠲除苛政，为民请命“苛政猛于虎”。所谓“苛政”是指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残暴剥削和压迫的政策，也指某个时期统治阶级中的个别人物、个别政策对人民造成的特殊危害。面对这些苛政，许多官员能够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唐朝初年，国家初建，人口稀少，社会需要安定。但唐太宗李世民却接受封德彝的建议，准备扩大兵源。此举遭到魏征的强烈反对。他连续将李世民的诏书顶回去三次，引起了李世民的震怒。魏征则曰：“臣闻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兽，明年无兽。”《贞观政要·纳谏·直言谏争附》。以此比喻开导李世民，让他千万不要失信于民。在魏征的耐心劝说下，百姓终于免除了一次兵役之苦。宋代端州产砚，包拯在任端州知府时发现，过去的知府除了交纳朝廷规定的端砚外，还中饱私囊，大肆索取，弄得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包拯到任后，下令一律按实际数字征收，不得多取，为端州百姓免除了一项苛政。明代于谦深刻认识到，造成民不聊生的原因往往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贪官污吏。在一首题为《犬》的七言绝句中，他这样写道：“于今多少闲狼虎，无益于民尽食羊。”林寒选注《于谦诗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表现了他对贪官苛政的深深忧虑。明代海瑞不仅敢于把“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陈义钟编校《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写在奏折《治安疏》中让皇帝亲览，而且将当时的各种苛政详细列举，体现了奋不顾身、为民请命的勇敢精神。
4.兴办学校，传播文化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认为社会的治理离不开对百姓的教化，而教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兴办学校，传播文化。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自汉代以来就比较兴盛，这与许多地方官员重视学校的教育作用是分不开的。汉初蜀郡守文翁“仁爱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颍川太守韩延寿“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修治学官，春秋乡射”《汉书》卷七十六《韩延寿传》。，后继者黄霸继续韩延寿的政策，颍川因此“教化大行，狱或八年亡重罪囚”《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东汉南阳太守刘宽“每行县止息亭传，辄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训。人感德兴行，日有所化”《后汉书》卷二十五《刘宽传》。。山阳太守秦彭“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飨射，辄修升降揖让之仪。乃为人设四诫，以定六亲长幼之礼。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东晋东阳太守范汪“在郡大兴学校，甚有惠政”《晋书》卷七十五《范汪传》。。余杭县令范宁兴学校，养生徒，风化大行。史称“自中兴已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晋书》卷七十五《范汪传》附《范宁传》。。范仲淹一生历任多处地方官，每一处他都致力兴学，在他的呼吁下，宋仁宗还颁令全国州县建立学校。参见《范文正公文集》卷三《邠州建学记》。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时兴时废，将兴办学校视为自己为政一方的政绩，将行政与教育相结合，重视以教育来推动行政，是古代廉吏、良吏为政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有益于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5.锄强扶弱，保民平安中国传统社会的“民”，主要指为国家承担赋税、徭役的小农。他们拥有小块土地，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他们的稳定与否关系国家的兴衰安危，但是传统的小农经济又是十分脆弱的。除了天灾人祸的打击外，各种豪强势力对他们的侵害也十分严重。如西汉中期以后，商人、官僚和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汉代大官僚灌夫“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颍川儿乃歌之曰：‘颍川清，灌氏宁；颍川浊，灌氏族。’”。昔日丞相公孙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汉书》卷六十六《刘屈氂传》。。针对这种情况不少地方官为了锄强扶弱、保民平安而奋击豪强。如郅都“勇有气，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他任济南守时，“济南瞷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至则诛瞷氏首恶，余皆股栗”。义纵“直法行治，不避贵戚”，任河内都尉时“至则族灭其豪穰氏之属，河内道不拾遗”。以上均见《汉书》卷九十《酷吏传》。汉京兆尹王尊镇压豪强，“二旬之间，大党震坏，渠率效首。贼乱蠲除，民反农业，拊循贫弱，锄耘豪强”《汉书》卷七十六《王尊传》。。酷吏严延年“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内之”《汉书》卷九十《酷吏传》。。东汉人赵憙为怀令时有大姓李子春危害一方，憙至后“即穷诘其奸，收考子春，二孙自杀”《后汉书》卷二十六《赵憙传》。。又如梁代何远“疾强富如仇雠，视贫细如子弟”《梁书》卷五十三《何远传》。。宋代赵抃知益州时，“蜀地远民弱，吏肆为不法，州郡公相馈饷。抃以身帅之，蜀风为变”
《宋史》卷三百一十六《赵抃传》。。地方豪强构成独立于国家秩序之外的社会势力并横行乡里是传统社会的一大特点，而正是由于上述类型的官吏能够忠于职守，不畏豪强，秉公执法，才使一方社会得以安宁。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尽管这个思想最终没有能够实现维护小农经济的目的，但它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却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个积极作用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通过对官吏的“民本”教育而推动官吏廉政行为的产生。他们亲民、爱民的作风也被历代统治阶级树为楷模，得到人民的拥护。
（二）家国同构——伦理教育与官吏的廉政意识培养
廉政意识与国家意识分不开，不能设想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没有真挚情感的人能够廉洁为政。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宗法血缘关系残留严重，并且血缘与政治的关系很强，如商周的国家结构与家族结构就是密不可分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建立后，也没有能够彻底打破这种关系。而历代统治者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特点大力宣扬“孝亲”、“忠君”的“家国同构”观念，从这个角度培养、教育官吏的爱国意识，而这种意识对于官吏的政治行为又有深刻的影响。
首先，家国同构意味着个人、家庭与国家紧密相连，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放大。《孟子·离娄上》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指出了身、家、国三位一体的关系，并特别突出“家”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这个思想同样体现在儒家思想的诸多著作中。如《礼记·大学》说：“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
其次，家国同构使政治权力制约和血缘关系的道德制约实现双向互动，加强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维持社会稳定。《孝经·开宗明义章》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荀子·致士》说:“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既强调父权又强调君权，使“事君”与“事亲”完美结合。
再次，家国同构意味着把家庭伦理推广到整个社会。《论语·子罕》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宋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孟子也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又荀子说:“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头而覆胸腹也。”《荀子·议兵》。《汉书·苏武传》说：“臣事君，犹子事父也。”《盐铁论·备胡》说：“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后汉书·傅燮传》载其上疏说：“臣闻忠臣之事君，犹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尽其情？”《白虎通义·丧服》也说：“臣之于君，犹子之于父。”汉儒马融曾说：“夫忠，兴于身，著于家，成于国，其行一焉。是故一于其身，忠之始也；一于其家，忠之中也；一于其国，忠之终也。身一则百禄至，家一则六亲和，国一则万人理。”［汉］马融《忠经·天地神明》，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按照这种政治伦理，“事亲”与“事君”一致，“事家”与“事国”一致。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贯彻于官僚政治中，使中国古代国家特别注重从“孝”、“德”两个角度来选拔官吏。《吕氏春秋·孝行览》说“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把“孝”、“忠”和“廉”联系起来。汉代以“孝”治天下。孝或孝廉是汉代选拔官吏的最重要科目。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颜师古注解说：“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汉书》卷六《武帝纪》。尚未入仕固然还谈不上政治意义上的廉，但从孝即可推断出廉，这是政治伦理与家庭伦理相结合的典型表现。东汉韦彪还进一步引孔子曰：“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后汉书》卷二十六《韦彪传》。《汉官仪》记载汉以“四科取士”，但无论哪一科都必须“皆有孝悌、廉公之行”［宋］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二十七《选举下·公府选举》，中华书局，1955年。。这些都是把孝于亲、忠于君、廉于政相结合起来考察官吏的。有学者指出：“在这一制度刺激下，读书人竞相讲求孝行、廉洁，社会上逐步形成一种注重名节的风气。东汉以降，统治者尤其全力尊崇节义，敦厉名实，遂使此风大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这对于振励末俗，自然有某种积极意义。”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51页。汉以后，孝在封建国家官吏选拔制度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