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专制社会，腐败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自有社会发展的总规律在起作用，而腐败与反腐败斗争是贯穿始终的。腐败的表现形式有许多共性，但也因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的不同，各时代、各王朝自有其个性表现。反腐败斗争，有自上而下的统治者的改革与改良，建立健全法制和选拔考核官吏的制度，以及监察、审计等制度，整顿吏治、惩治腐败官吏；也有自下而上的不满与反抗，最终汇聚成人民起义的洪流。人民的反抗与斗争是对腐败最有力的打击。
辽金元三朝的建立有着大体相同的政治、社会背景，社会阶级结构、经济基础大体相似，而与唐、宋有明显的不同。辽金元三朝都是以人口最多、文化最发达的汉族为主体民族、以少数民族为统治民族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统治民族为维护其统治，保留了许多特权，对汉族则军事上防范，政治上压制、歧视甚至仇视，经济上压迫、剥削，这使统治民族的上层成为一个特权阶层（当然，统治民族的下层仍处于被统治阶级地位），而特权就是腐败的温床。尤其是贵族阶层的形成、贵族专政体制的建立，使辽金元三朝的政治腐败表现出更多的共性，腐败程度比唐、宋王朝更加严重。
辽代官员贪贿枉法问题是严重的。不过在辽中期以前，除穆宗为人残暴、荒于政事外，辽最高统治者尚能律己御下，并注意整肃吏治，因而官场腐败之风尚未泛滥。太宗时，乙室部大王因征收赋调不均，被处以木剑挞背的刑罚；六院部（南院）二刺史（部下石烈之长）贪蠹不法，被决杖一百，并预备射鬼箭（一种死刑）。圣宗多次下诏整顿吏治，执法也较严，如南院大王耶律勃古哲枉法虐民，被圣宗判决大杖。参见《辽史》卷四《太宗本纪下》会同二年闰七月，卷八十二《耶律勃古哲传》。自辽兴宗起，官场的腐败愈演愈烈。吏治败坏首先源自最高统治者的堕落。兴宗即位后，装出一副年轻有为、励精图治的样子，访求治国安邦的方略，遣使视察各地禾稼，颁布新定律法，主持普查户籍、平均徭役的工作，严禁官员贪污腐化。但这一切并未取得实效，关键在于兴宗本人玩物丧志，荒怠朝政。据载，兴宗行为放荡，纵情声色，佞宠佛僧，滥封官赏，斥言拒谏。道宗的昏庸、废政甚于兴宗。他用掷骰子决胜采的方法选用官吏；不辨善恶，宠幸奸臣，皇后、太子先后被诬致死；朝廷内外群邪横行，谗言流布，忠良受戮。天祚帝身处乱世，于四面楚歌中仍不思进取，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他耽于游猎，信谗用邪，拒谏饰非，结果众叛亲离。兴宗以降，身居相职的高级官员多为贪贿不法、结党营私、品行败坏之流，萧革、耶律乙辛、萧奉先、张孝杰、耶律阿思、李处温等都是劣迹斑斑的枢密使、宰相。如张孝杰，“久在相位，贪货无厌，时与亲戚会饮，尝曰：‘无百万两黄金，不足为宰相家’”《辽史》卷一百十《张孝杰传》。。皇帝和宰执昏庸、腐化、贪婪于上，各级官员残暴、盘剥于下，官场一片黑暗。乌古部，节度使耶律普古横征暴敛，家财甚富，为其父铎鲁斡所不齿。易州，“吏其邑者，每黩于货，民甚苦之”。建州，“二吏凶暴，民畏如虎”。锦州，“州帅（节度使）以其家牛羊驼马配县民畜牧，日恣隶仆视肥瘠，动撼人取钱物，甚为奸扰”。河东，“有酋豪负势，诈良民五百口为部曲”《辽史》卷一百五《萧文传》、《马人望传》、《耶律铎鲁斡传》。。东京，耶律乙辛的亲信、麴院秤吏，“怙势日索官钱两千，人莫敢御”《贾师训墓志》，向南编者《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至于统治阶级内部相互倾轧、争权夺利，自兴宗即位至辽朝灭亡，从未间断过，并且一浪高过一浪。
金代官场腐败突出表现在女真贵族官僚和御前近侍的骄横跋扈、贪赃枉法上。“女直功臣子，骜亢奢纵不法”［金］刘祁《归潜志》卷八，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本。，金朝的军政大权就掌握在这班纨绔子弟手中，腐败是必然的。“南渡之后，为将帅者多出于世家，皆膏粱乳臭子（按：南渡之前亦然，这里不过是说下面的事发生在南渡之后而已）。若完颜白撒，止以能打毬称。又完颜讹可，亦以能打毬，号‘板子元帅’。又完颜定奴，号‘三脆羹’。又有以忮忍号‘火燎元帅’者。又纥石烈牙忽带号‘卢鼓椎’，好用鼓椎击人也。其人本出亲军，颇勇悍，镇宿、泗数年，屡破宋兵。有威，好结小人心。然跋扈，不受朝廷制。尝入朝诣都堂，诋毁宰执，宰执亦不敢言，而人主倚其镇东，亦优容之也。尤不喜文士，僚属有长裾者，辄取刀截去。又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者来，必以酒食困之，或辞以不饮，因并食不给，使饿而去。”《归潜志》卷六。
一次宴会，有一将领的妻子不爱吃猪肉包子，他竟让人端上人肉包子。他宠爱的营妓，不时佩戴银符去往州县公然索贿。监察御史陈规也说：“贵臣、豪族、掌兵官莫不以奢侈相尚，服食车马惟事纷华”，“今之将帅大抵先论出身官品，或门阀膏粱之子，或亲故假托之流，平居则意气自高，遇敌则首尾退缩，将帅既自畏怯，士卒夫谁肯前。又居常裒刻，纳其馈献，士卒因之以扰良民而莫可制”《金史》卷一百九《陈规传》。。主要来源于女真贵族官僚、汉族大官僚子弟的近侍，宠倖于内，肆虐于外。“金朝近习之权甚重。置近侍局于宫中，职虽五品，其要密与宰相等，如旧日中书。故多以贵戚、世家、恩倖者居其职，士大夫不预焉。南渡后，人主尤委任，大抵视宰执台部官皆若外人，而所谓心腹则此局也。其局官以下，所谓奉御、奉职辈，本以传诏旨、供使令，而人主委信，反在士大夫右。故大臣要官往往曲意奉承，或被命出外，帅臣郡守百计馆馈，盖以其亲近易得言也。然此曹皆膏粱子弟，惟以妆饰体样相夸，膏面镊须，鞍马、衣服鲜整，朝夕侍上，迎合谄媚。以逸乐导人主安其身，又沮坏正人，招贿赂为不法。至于大臣退黜，百官得罪，多自局中，御史之权反在其下矣。”《归潜志》卷七。
由于政治体制、经济基础等因素的诸多共性，辽金元三朝有着颇多相同或类似的腐败形态和特点。下面我们重点介绍元朝官员腐败的主要表现形态及其特点。
第一节官僚贵族巧取豪夺、骄奢淫逸
一、非法攫取土地、财富和人口
国家每年赐予诸王、公主驸马、贵族大量钱物，除固定的岁赐外，往往还有额外赏赐，供他们享用。他们还不满足，元世祖时当政的桑哥曾说：“有分地之臣，例以贫乏为辞，希觊赐与。”《元史》卷十五《世祖本纪十二》至元二十五年十二月。除向皇帝邀赏外，王公贵族还以种种借口无休止地横敛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的钱财。元成宗大德年间，王妃扎忽真虚报所部贫户，冒支国库钞币10600余锭。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尚书省曾请求分拣、沙汰“各位下奉圣旨、懿旨、令旨赐财物者”《元史》卷二十三《武宗本纪二》至大三年八月。。权势们“横索”宣徽院所掌内府钱粮酒醴，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宣徽使太平审核本院财务，发现只有太常礼仪使阿剌不花一无所取《元史》卷一百四十《太平传》。参见同卷《别儿怯不花传》。。此外就是巧取豪夺，大肆兼并土地、财富和人口。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诏谕“军民官毋得占据民产，抑良为奴”《元史》卷十《世祖本纪七》至元十五年八月。，正说明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元世祖时，“江南新附，诸将市功，且利俘获，往往滥及无辜，或强籍新民以为奴隶”，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雷膺查验“得还为民者以数千计”《元史》卷一百七十《雷膺传》。
，而江南行台也一次分拣出1695个被抑为奴隶的平民参见卷十六《世祖本纪十三》至元二十七年三月。。湖广行省丞相阿里海牙荫庇逃民千余人，抑降民3800户为家奴《元史》卷十四《世祖本纪十一》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卷一百六十三《张雄飞传》。卷一百二十八《相威传》作占降民一千八百户为奴。按规定，降民不得抑为奴，应入籍州县，俘获所得分赐有功者为奴。。四川都元帅塔海，“抑巫山县民数百口为奴。”《元史》卷一百七十《王利用传》。元世祖时有人说：“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名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用牧夜孳畜。”［元］赵天麟《树八事以丰天下之食货·限田产》，见陈得芝辑点《元代奏议集录》（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至元二十年（1283年），朝廷限制权贵占田，令其将多占的部分分给民户，或拨属怯薛耕种。《元史》卷十二《世祖本纪九》至元二十年二月。平定南宋后，官僚贵族纷纷扩充地产，“江南官田为权豪、寺观欺隐者多”。《元史》卷十三《世祖本纪十》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桑哥当权时，曾反映“扈从之臣，种地极多”，请依照军、站户例，超过四顷的部分交纳租税。《元史》卷十五《世祖本纪十二》至元二十五年四月。这说明贵族官僚不仅占地广阔，而且不承担租粮。成宗即位之初，括伯颜、阿术、阿里海牙等官僚权豪隐匿占据的江南田亩，申令诸王、驸马及权豪“毋夺民田”，禁“受诸人呈献公私田地及擅招户”，而武宗时一再重申“民户托名诸王、妃、（公）主、贵近臣僚，规避差徭”的禁令，都说明官僚贵族兼并土地和人口是很猖獗的。《元史》卷十九《成宗本纪二》元贞二年七月，大德元年十二月，大德二年元月。卷二十三《武宗本纪二》至大三年十月、十二月。大德五年七月，籍安西王侵占的田户、站户等四百多户为编户。见《元史》卷二十《成宗本纪三》。
二、官僚贵族奢侈腐化的生活
包括皇帝在内的贵族、官僚们贪图享乐，生活奢侈，是元代政治腐败的重要方面。元代海外贸易发达，市舶番货中许多是供贵族官僚享用的奢侈品。成宗以来，兴起一股向宫廷中宝，即进献宝物、以图厚利的歪风。“分珠寸石，售直数万”，“大抵皆时贵与斡脱中宝之人，妄称呈献，冒给回赐，高其直且十倍，蚕蠹国财，暗行分用”。《元史》卷一百七十五《张珪传》。
至泰定帝时，历朝所欠宝价累计四十多万锭钞，而全国每年的科差包银收入不过十一万锭。官僚贵族们大量使用金银、珠玉、宝石等装饰品，严格讲究成色。时称“五金之器，莫贵如金”，“诸石之器，莫贵于玉”。而“美玉与金同，亦有成色可比对。其十成者极品，白润无纤毫瑕玷也；九成难辨，非高眼不能别；八成则次之，以至七成、六成又次之。古玉惟取古意，或水银渍、血渍之类，不必问成色也，绝难得佳品”［元］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卷三“玛瑙缠丝”、“美玉金同”，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来自今中亚一带的宝石——“回回石头”，深受皇室和官僚贵族的青睐。据说，成宗大德年间一块重一两三钱的“红剌”宝石，被以中统钞十四万锭的天价中卖入宫，镶嵌在皇冠顶上，“自后累朝皇帝相承宝重，凡正旦及天寿节大朝贺时则服用之”《南村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宫廷宴会时皇帝、贵族、大臣、卫士、乐工等都穿同一种颜色的礼服——“质孙”服，虽上下有精粗之别，但无不配饰珠翠金宝。因为要每日更换一次，所以每人都有多套这样的盛装（《元史》卷七十八《舆服志一·冕服》。参见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第五章《服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宫廷宴会豪华富丽，饮食极尽排场。官僚贵族、地主富商的日常生活也颇奢华，“高楼一席酒，贫家半月粮”（《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二《杂著·论积贮》），道出了权贵富家之靡风。
元文宗时的权相、太师燕铁木儿，“一宴或宰十三马，取泰定帝后为夫人，前后尚宗室之女四十人，或有交礼三日遽遣归者，而后房充斥不能尽识。一日宴赵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鸳鸯会。见座隅一妇色甚丽，问曰：‘此为谁？’意欲与俱归。左右曰：‘此太师家人也。’至是荒淫日甚，体羸溺血而薨。”《元史》卷一百三十八《燕铁木儿传》。就在元末水旱灾害频仍、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元顺帝却“怠于政事，荒于游宴”，与一班宠臣结为“倚纳”，在宫中向西番僧学习修炼所谓“演揲儿法”、“秘密佛法”，其实就是房中术，“于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元史》卷四十三《顺帝本纪六》至正十四年十二月，《元史》卷二百五《哈麻传》。。
大官僚贵族为满足奢侈腐化的生活，贪得无厌，侵渔百姓，使人民深受其害。同时，上行下效，一般官吏、地主、富商甚至普通的农民、市民也竞相效仿，社会风气趋于奢靡，社会财富被大量浪费，许多市民、农民负债度日，加剧了贫富分化。元世祖时期的布衣儒士赵天麟批评贪官污吏、豪富子弟“以骄淫相夸，以奢靡相尚，以节约为耻，以贞廉为愚，既不副于上心，又重伤于家业。延及士庶，转相仿效，习以成风”，请求首先“禁京师内王公大人之奢侈”。［元］赵天麟《树八事以丰天下之食货·禁奢侈》，见《元代奏议集录》（上）。元末文人叶子奇于元亡之后说：“元朝自平南宋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不之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在官僚贵族骄奢淫逸的风气下，荒疏的当然不止是军政，整个官僚机器都隳坏了。
第二节官僚贵族擅权枉法
一、权臣专擅蠹政现象突出
元世祖时，回回人阿合马受宠专权二十年，“子侄亲戚分制州军，腹心爪牙布满中外。威福由己，生杀任情”［元］陈天祥《论卢世荣奸邪状》，见《元文类》卷十四。，“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元史》卷二百五《奸臣·阿合马传》。。据当时正在中国并与元廷有联系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记载，阿合马“管理政府一切官司，任命一切官吏，宣布一切裁判，其所厌恶之人而彼欲除之者，不问事之曲直，辄进谗言于大汗曰：‘某人对于陛下不敬，罪应处死。’大汗则答之曰：‘汝意所乐，为之可也。’于是阿合马立杀其人，其权力由是无限，大汗宠眷亦无限，无人敢与之抗言。是以官位权力无论大小，莫不畏之。凡有人受谗因蒙大罪而欲自解者，绝不能提出其自解之法，盖无人敢庇之而与阿合马抗，由是枉死者为数甚众；不仅此也，凡有美妇而为彼所欲者，无一人得免。妇未婚，则娶以为妻。已婚，则强之从己。如闻某家有美女，则遣其党徒语其父曰：‘汝有女如是，曷不嫁之伯罗阿合马（盖人称其为伯罗，犹之吾人之称副王也），则彼将授汝以高官显职，荣任三年。’女父若以女献，阿合马则言于汗曰：‘某官缺人，或某官行将任满，某人可以铨选。’大汗辄答之云：‘汝以为是，为之可也。’女父遂立受显职。由是或因他人盼得高官显职，或因他人畏其权势，阿合马尽得美妇为其妻妾。彼有子二十五人，皆任显要，其中有若干子因父荫，而淫纵亦如其父。所行无耻无义。此阿合马聚积多金，盖欲任显职或他官者，必须以重赂贿之也”。冯承钧译、党宝海新注《马可波罗行纪》第八十六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马可·波罗的记载与中国文献的记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