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果处于危险、痛苦且接近死亡时，仍然还保持着同平时一样的镇定，并且隐忍着不说出或是不表示出同最公正的旁观者看法不完全一致的话，他必然会博得高度的钦佩。如果他是为了人类和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在争取自由和正义的事业中受难，那无论是对他的苦难表示最亲切的同情，还是对迫害他的人表示最强烈的义愤，或是对他善良意图最深切的由衷感激，对他优点最深刻的认识，都与对他最高尚行为的钦佩融合混杂在一起，并且常常使其变成最热烈和狂热的崇敬。
在古代和近代史上，人们总是喜欢用特殊喜爱和好感来回忆英雄们。这些英雄通常在取得真理、自由和正义的事业过程中，死在断头台上，并且在那里表现出和他们身份相称的自在和尊严。如果苏格拉底的敌人容许他在自己的床上平静地死去，那么对这个伟大的哲学家的称赞，便不可能获得使人眼花缭乱的光彩，甚至一直闪耀在后人的认识中。当我们浏览弗图和霍布雷肯雕刻的杰出人物头像时，我们不禁会想，雕刻这些杰出人士——托马斯？莫尔先生、雷利、罗素、西德尼等，他们头像下面的这把一直作为砍头标记的斧子，反而给这些人物显示出某种真正的尊贵和情趣，这比他们自己佩带的纹章显得更优越。
这种高尚行为不只是给无辜或是具有美德的人们的品质增添光辉。它甚至使人对要犯的品质也产生一定程度的亲切和敬意。当一个盗贼或拦路强盗被带到断头台上时，如果他显得庄重和坚定，那么，我们在完全赞成对他的惩罚时，又不得不为他感到惋惜：一个具有这种优异和卓越才能的人，竟然会犯下如此卑劣的滔天大罪。战争是一个获得锻炼这种高尚品质的大学校。如同我们所说的那样，虽然死亡是最可怕的事情，但对于克服了对它的恐惧的人，在任何其他的自然灾难临近时，都不会心慌意乱。
在战争中熟悉了死亡的人，必然会消除在意志薄弱和没有经过战争的人身上那种迷信式的恐怖。这些人把死亡看做是生命的丧失，把它当做一个厌恶的对象，正如生命恰巧是如愿的对象那样。他们也从经验中知道，许多表面看来很大的危险，却并不如它们所显现的那么可怕。通过振奋精神、开动脑筋和沉着应付，常常很有可能从最初看来没有希望的处境中光荣地解脱出来。于是，对死亡的恐惧就这样大大减轻，而从死亡中逃脱的信心或希望也就增强了。他们学会了从容使自己面对危险。当他们处在危险之中时，并不急于去摆脱，也不那么心慌意乱。正是这种对危险和死亡习惯性的轻视，使得军人的职业高尚起来。并且在人们的意识中，它将比其他职业显得更高贵和体面。在为自己的国家服役期间，熟练和成功地履行军人的职责，似乎已经成为一切时代人们特别喜爱的、具有最显著特征的、英雄们的品质。
军事上的巨大功勋，虽然同一切正义原则相违背且丝毫没有人性，但是，有时也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并对指挥战争那个毫不足取的人感到一定程度的尊敬。甚至，我们会对海盗们的业绩感兴趣，怀着某种尊敬和钦佩的心情来解读一些微不足道的历史：他们为了罪恶目标而拼命追逐时，与任何一般的历史课本所讲的英雄相比，他们忍受着更大的艰辛，克服了更大的困难。
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雄辩家、法学家和哲学家。
在许多场合，对愤怒的控制似乎没有比对恐惧的控制那样崇高。雅典的狄摩西尼痛骂马其顿国王的演说，西塞罗控告喀提林党徒的演说，从表达这种激情的高尚的合宜行为中导出了它们的全部妙处。但是，这种正当的愤怒，只不过是抑制并合宜地缓和了公正的旁观者能够给予同情的愤怒。一旦超过了这个界限，那种怒气冲冲、喧闹的激情，便总是令人讨厌和不快。使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这个发怒的人，而是作为他愤怒的对象。在许多场合，宽恕这种高尚的品质，比最合宜的忿恨更为优越。在引起愤怒的一方作了合宜的谢罪，或者即使他们完全没有作这种表示，在公众的利益需要与最可恨的敌人联合起来以便履行某项最重要的职责时，那个能够抛却一切敌意，对曾经最强烈地反对他的人们表示信任和热诚的人，似乎应当得到我们高度的钦佩。
然而，我们对愤怒的抑制，却不总是显现出这种绚烂的色彩。对某些事物的恐惧也常常抑制住了将要爆发的愤怒，所以我们说恐惧是愤怒的对立面。愤怒可以促使人们攻击对方，而有时纵容愤怒则似乎显示出了某种胆量和高于恐惧的品质。如果说纵容愤怒有时是因为某种虚荣，那纵容恐惧却从来不是。爱好虚荣和意志薄弱的人，在他们的下级或不敢反对他们的人中间，常常装出一副慷慨激昂的样子，并且自以为显示出了所谓气魄。
恶棍常常对周围的人编造出他是多么的蛮横无理，并且期待着自己会因此让他的听众觉得，如果他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至少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人。社会上常有些不良风气鼓励着人们相互仇恨，甚至支持私人复仇。这种风气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恐惧而抑制愤怒，变得更为可鄙。在对于恐惧的抑制之中，总有某些高尚的东西，不管这种抑制以什么动机为依据。而对于愤怒的抑制则并非如此。除非这种抑制完全以体面、尊严、合宜的意识为基础，不然，决不会得到完全的赞同。
按照谨慎、正义和合宜的仁慈要求行事，如果是因为受了某些诱惑而使我们这样去做，似乎就并不是具有高贵的品质。但是，要在巨大的危险和困难之中冷静审慎地行动；虔诚地奉行神圣的正义准则，不顾一切引诱我们违反这些准则的重大利益，也不顾可以激怒我们去违反这些法则的重大伤害；从不听任自己的仁慈性情由于个别人的狠毒和忘恩负义而受到抑制和妨害——这样的仁慈就是属于最高贵的智慧和美德的品质。自制不仅本身是一种美德，这种光芒也同样照耀着其他美德。
对恐惧和愤怒的抑制，总是来源于伟大而高尚的自制力量。当它们为正义和仁慈所驱使时，便为所有的美德增添了光彩。虽然偶尔也会受到截然不同的动机驱使，但在这种场合下，自我控制仍然是一种伟大的和值得尊敬的力量。不过有时它们也可能会是极端危险的力量：大无畏的勇猛可能被用于最不义的事业。在受到重大的挑衅时，表面上的平静和好脾气有时可能隐匿着非常坚决和残忍的复仇决心，尽管这种心理总是被卑劣的虚妄所玷污，但也时常受到不少人的高度钦佩和赞许。
梅迪契家族中的凯瑟琳，她的掩饰功夫常受到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达维拉的称颂；迪格比勋爵及其后布里斯托尔伯爵的掩饰功夫，也受到了严肃、认真的克拉伦敦勋爵的称颂。甚至西塞罗也认为，这种欺骗虽然不是非常高尚的品质，但也适用于具有一定灵活性的行为方式。他认为，从总体来看，它还是可以受到赞同和尊重的。他以荷马著作中的尤利西斯、雅典的地米斯托克利、斯巴达的来山得、罗马的马库斯·克拉苏等人的品质作为这种欺骗的例子。这种心计很深的欺骗经常出现在国内大乱或是激烈的党派斗争之中。
当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无能为力时，当最清白无辜的人不能获得最低的安全保障时，为了保护自己，大部分人在面对占上风的政党时，就不得不采取随机应变，并且表面上尽力顺从的态度。这种虚伪的品质，也常常是靠着极其冷静的态度和毅然决然的勇气。出色的运用这样的勇气，正如死亡通常要通过某种检测来确定一样。虽然它有时可以用来加剧或减轻对立派别之间的那些深切的敌意，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也可能是十分有害的。
对非强烈和狂暴的激情的抑制，似乎更不容易被滥用到任何有害目的上去。节制而庄重，谨慎而适度，总是一种令人感到纯洁简朴的美德。而让人敬重的勤奋和节俭这些美德，则是通过缓和地自我控制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获得了伴随它们的一切朴实光彩。在幽僻而宁静的生活道路上行走的那些人，他们的行为从自我控制中获得了很大部分的优美或是优雅，虽然并不是那么光彩夺目，但令人喜爱的程度并不总低于英雄、政治家和议员的显赫行为。
在从上述几个方面对自我克制的性质进行了探讨后，我们没有必要再去详尽论述这种美德了。接下来需要研究的是：得体的程度是随着激情种类的不同而不同的。这种得体，是指作为一个公正的旁观者所感受和赞成的。人们对某些激情总抱有这样的看法：它的过分比不足更让人觉得舒服些，并且这种激情达到的得体程度较高，或者说它更趋近于过分而非不足。而对于另一些激情，人们的看法恰好相反。前者是当时的感受合乎当事人心意的激情，也容易被旁观者接受；后者则是不符合当事人心意的那种激情，不易被旁观者接受，甚至让人觉得厌烦。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普遍准则，并且用少数几个例子来说明并论证。
有助于把社会上的人团结起来的内心情感，无非是这几种：仁爱、仁慈、天伦之情、友谊和尊敬。这样的情感有时可能会显得比较过分。然而，即使这种过分的情感，也会让一个人得到他人的喜爱。有时，我们会因为这种过分的情感而同情或是亲切地看待它，绝不会感到厌恶。我们对它的感受更多的是遗憾而不是愤怒。在许多场合，纵容这种过分的情感，对直接产生情感的人来说，不仅愉快而且饶有兴趣。
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场合，我们可以看到，当这种过分的情感被施加到一个卑劣的对象身上时，常常让他感到来自内心十分真切的苦恼。这样的场合，即使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也会怀着最大的同情来看待他，并且会为藐视他的人感到极大的愤慨。相反，被叫做铁石心肠的这种情感的不足，便是使他对别人的感受和痛苦无动于衷，同时排斥世上所有人的友谊，这样做的后果就把自己排斥在了社会上一切最好的和最舒适的享受之外。
愤怒、憎恨、嫉妒、怨恨、仇恨可以使人们不相往来，切断人类社会的一切联系。这样过分的情感比它的不足更加使人感到不愉快，它会使一个人自我感觉卑劣可耻，并且使他成为所有人憎恨的可怕对象。但相比较，他的不足却很少受到人们的抱怨，虽然它也是有缺陷的。我们通常都认为，男子品质中最基本的缺陷便是缺乏正义，这使得他在许多场合没有能力保护他自己或是亲人朋友，使之免受侮辱和侵害。
愤怒和憎恨这一本能的缺陷便是由于过度和方向不适当，从而演变成了可恶可憎的妒忌。而妒忌所产生的情绪是，以怀着恶意的厌恶心情来看待他人身上所真正匹配的优势。有些人被称之为没有骨气的人，他们总是善于在某些大事情上表现出温顺，似乎可以容忍一切。这种软弱，通常可以在怡情、不爱和人作对、讨厌忙乱的人身上看到。有时，也可以在某种不合宜的宽宏大量中看到，这种宽宏大量使他始终可以藐视一切利益，自然也就十分轻易地选择了放弃。然而，在这软弱之后到来的通常都是极度的懊丧和悔恨，之前表面上所具有的那种宽宏大量，到最后通常就会变成最恶毒的嫉妒，以及对那些人身上所怀有优势的憎恨。
我们对危险和痛苦的感受，更容易因为它的过分而不是不足使人感到不愉快。没有一种品质比一个懦夫更可鄙；没有一种品质比一个在最可怕的危险中无畏地面对死亡，并且保持着镇定和沉着的人更值得赞美。我们尊敬那些以男子气概和坚定态度来忍受痛苦折磨的人；同样，我们也不屑于在痛苦折磨面前意志消沉，任性喊叫甚至痛哭流涕。有人时常对一个小小的不幸过于敏锐，从而导致烦躁不安；也有人把他人变成一个连他自己也感到可怜的人；有人成为了一个让他人感到厌恶的人。
一个镇定沉着的人，绝不允许内心的平静被日常生活的进程所伤害，或被微不足道的不幸事件所打扰。但是，我们自己对所受到的伤害和不幸的感受，通常会非常强烈。一个对自己不幸几乎没有感受的人，对他人的不幸也必然没有什么太多感受，更不用说去帮助他们解除这些不幸。相反，对自己蒙受的伤害几乎没有什么愤恨的人，对他人蒙受的伤害也必然没什么愤恨，也就更不愿意去保护他人或为此复仇了。
对人类生活中的各种事件都显得麻木不仁，必然会消减对自己行为合宜性的一切热切而又诚挚的关注。而这种关注，正好构成了美德的真正精髓。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所能产生的结果毫不在乎，那也就几乎不会考虑它们的合宜性。
感受灾难给自己所带来的全部痛苦；感受到自己蒙受的伤害；感受自己的品格所要求具有的那种尊严；不被在不好处境下必然会激发出的那些散漫所摆布，而是按照内心那位像神一样的伟大居民所指定和赞许的情绪来支配自己的全部举止和行为，这样的一个人，才是真正具有美德、热爱、尊敬和钦佩的最合宜对象。麻木不仁和那种高尚的坚定，即以尊严和合宜意识为基础的自我控制，两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后者依前者的发生程度而变化，在很多时候，它所具有的价值会全然丧失。
一个遭受了伤害、危险和不幸仍完全没有感受的人，会使他自我控制力的一切价值化为虚有。但是，上述这些感受常常容易变得很过分。当合宜感，或者内心的这个法官，能够控制这种极度的感受时，就必然显得非常高尚、伟大。一个人通过某种巨大的努力可能在行为上表现得完美无缺。但这两种本性之间的争执以及内心的思想冲突，可能过于激烈，以致不能始终保持平静和愉快。造物主赋予他这种过于强烈的感受，而且他的这种感受并没有因早期教育和适当锻炼而减弱，也能够在职责和合宜性所许可的范围内，回避自己不能很好适应的境况。
软弱和脆弱的情感，使一个对痛苦、苦难和各种肉体上的痛苦过于敏感的人，不会鲁莽地从戎，也不会轻率地投身于派系之争。虽然合宜感会加强到足以控制这些情感，但内心平静却总是在这种斗争中遭到破坏。在这样的混乱中，判断并不总是能够保持平常的那种敏锐性和精确度。虽然他总是打算采取合宜的行动，但他常常会鲁莽和轻率地以一种他在自己今后的生活中将永远感到羞耻的方式行事。拥有一定的刚毅、胆量和坚强的性格，不管是先天还是后天，对自我控制的一切高尚努力来说，无疑都是最好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