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和派系斗争无疑是培养坚强和坚定性格的最好学校，是医治一个人懦弱的最好药物。然而，如果考验他的日期，恰好在他学完他的课程之前来到，恰好在药物产生疗效之前来到，其结果就不会令人满意。
我们对人类生活中的欢乐和享受的感受，同样会因其过分或不足而有所不快。但在这两者之中，过分似乎不像不足那样使人感到不快。无论是旁观者还是当事人，对欢乐的强烈癖好，必然比对娱乐和消遣对象的麻木不仁更令人愉快。我们迷恋于年轻人的欢乐，小孩子的嬉戏，但时常容易对伴随着老年人单调乏味的庄重感到厌烦。确实，当这种癖好并没有被合宜感抑制时；当它在同一时间地点、同那个人的年龄或地位不相称时；当他沉迷于它以致忽视自己的利益和职责时，它就被正确地指责为过分，并且被当成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害的对象。
有时，自我评价可能会显得太高或是太低。然而，人人都知道，高估自己令人愉快，低估自己令人不快。不过，在某种程度上高估自己并没有比低估自己那样而令人不快。然而，也许那个公正的旁观者会持截然相反的意见。对他而言，低估自己反倒没有高估自己那样令人不快。就我们的同伴而言，经常抱怨的原因无疑是自我评价过高。当他们摆出一副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样子时，就会伤害到我们的自尊心。于是，我们的自尊和自负促使我们去指责他们，并且不再充当他们行为的公正旁观者。然而，如果这些同伴容忍其他任何人在他们面前假装某个不属于他的优点，我们不仅会责备他们，而且常常把他们当作卑劣的人加以鄙视。相反，如果他们在其他人中间竭力使自己更靠前，然后到达了一个很高但是同他们的优点不相称的地位，那么，虽然我们不完全赞成这样的行为，但总的来说，也会因此高兴。而且，在没有妒忌的情况下，我们对于他们所感到的不快，几乎总是大大少于他们容忍自己被贬到低于自己应有的地位的不快。
在评价我们自己的优点、品质和行为方面，具有两种不同但必然据以衡量它们的标准。一种是完全合宜和尽善尽美的观念，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理解的观念；另一种是接近于这种观念的标准，通常是世人所能达到的标准，是我们的朋友和同伴、对手和竞争者中的大部分或许已经达到的标准。我们在试图评价自己时，很少注意到这两种不同的标准。但是，每个人的注意力，甚至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注意力，常常极为不同地在它们之间来回，有时倾向前者，有时倾向后者。
当我们的注意力指向前一种标准时，我们中最有智慧的人，在自己的品质和行为中所能见到的只是缺点和不足。除了能找到许多理由来表示谦卑、遗憾和悔改以外，没有任何理由妄自尊大和自以为是。当我们的注意力指向后一种标准时，我们可能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同时感到我们真正处在用来衡量自己的标准上下了。
具有智慧和美德的人把他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前一种标准——完全合宜和尽善尽美的观念。每个人的心中都存在这种观念，它是人们根据对自己和他人品质行为的观察逐渐形成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准确掌握了这种观念，并且根据其细微和精确程度；根据进行这种观察的专心程度和注意力大小，所掌握的这种观念在色彩上多少是协调的，所勾画出来的轮廓多少是逼真的。
具有智慧和美德的人，生来就极具精确细微的感受能力。他们倾注了全部心力进行这种观察。轮廓上的特征，色彩上的瑕疵每天都不尽相同。而他比其他人更努力地探索这种观念，更加深入地理解它；他在自己的心中形成了某种更加正确的概念，并更加深切地迷恋于它那优雅而神奇的美；他尽可能地按照那个完美模型来塑造自己的品质；布瓦洛（1636～1711），法国著名诗人、美学家、文艺批评家，被称为古典主义的立法者和发言人。他临摹那个非凡的画家作品，但尽量不是一模一样；他感到自己的努力仍存在着不完美，并为人造复制品不同于原物而忧伤苦恼；他怀着关切而羞耻的心情回忆自己是如何由于缺乏注意力、良好的判断力和性情，从而导致在言语和行动、行为和谈吐上违反了这些严格且合宜的法则。
并因此而偏离他据以改变品性和行为的模型。
然而，当他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第二条标准，以及他的朋友和熟人通常能达到的完美程度时，他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长处。可是由于他的注意力都指向了前一条标准，所以他在前一标准的对比中所受到的贬抑，远甚于后一条标准的对比中可能得到的抬高。他从来不炫耀或假装傲慢看不起不如他的人，他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在做出跟正确模型大致相似的复制品时所遇到的困难。因此，他不会用轻视的态度来看待他人的不足。他怀着宽容心去看待他们，并且，乐意以自己的劝告和实例，促使他们进一步提高。假使，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他们偶然胜过他，他也决不去嫉妒。他知道，超过自己是多么不容易，因而对他们表示尊重和敬意，并且给予高度赞许。
总之，这种真正谦虚的品质，既谦逊的估计自己的优点、同时又充分认识他人优点的品质，在他的心里和一切行为举止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绘画、诗歌、音乐、雄辩和哲学，以及所有自由和具有独创性的技术中，最伟大的艺术家总认为最好的作品中仍然存在着真正的不足。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作品同他观念中的完美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而对于这种作品，他已经形成了某种观念，并尽可能地模仿它，虽然不可能完全相同。相反，次等的艺术家总是非常满足于自己的成就，完美对他而言几乎没有概念，他也不会去思考。而且，他总是将比他更次一等的艺术家的作品用来同他自己的作品比较。
布瓦洛，这个伟大的法国人常常说：“没有一个伟大人物曾经对自己的作品感到十分满意。”他的老朋友桑托伊尔（一个拉丁诗作家，因创作了一些通俗浅显的作品而喜欢幻想自己是一个诗人）却总是装出一副对自己作品十分满意的样子。布瓦洛用某种可能是狡黠的双关语来回答他：他当然是这方面有史以来唯一伟大的人。布瓦洛在评价自己的作品时，是用他那诗歌领域里某种完美标准来加以对比的。我想他是尽了所能作出的最大努力，来深刻地思考这个观念上的标准，并且精确地想象出来。而桑托伊尔在评价自己的作品时，则主要是用他那个时代其他拉丁诗人的作品来加以对比。
但是，要使一生的行为谈吐始终如一地和这种观念上的完美相像的话，却比完成一个精微艺术品的复制过程更困难。艺术家总是以其技能、经验和知识的充分掌握，才能从容不迫地从事他那宁静的工作。聪明人在健康、患病、成功、失意、劳累、懒散或是最清醒时，都必然保持着自己行为的合宜性：某事极其突然的袭击不会使他惊骇；他人的不义也不会导致他采取不义之举；激烈的派系斗争更不会使他惊慌失措；战争的一切艰难险阻亦不会使他沮丧和胆寒。
有些人将绝大部分注意力转向第二条标准、转向他人平常的优良品质时，他评价自己的优点，判断自己的品质和行为时，就会真实地感到自己所作所为大大超越了这条标准，这一点连富有理智和没有偏见的旁观者也不得不承认。然而，这些人的主要注意力总是指向一般而非观念上的完美标准。他们很少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几乎谈不上什么谦虚。他们常常傲慢、自大和专横无理。虽然这样的品质很不端正，而且其优点也并非为真正具有谦虚美德的人所具备，但是，他们仍然在极端的自我赏识，甚至常常使很多高明的人蒙受欺骗。某些民间和宗教界最没有学问的人，却时常冒充内行人并取得令人惊奇的成功。这足以说明我们是多么容易被放肆和自我吹嘘所欺骗。
而且，当这些自我吹嘘被某种真实的优点所蒙蔽时；当它们因为故弄玄虚而炫耀夺目时；当它们取得了很高地位并且拥有大人物支持时；当他们吹嘘成功并为此博得民众高声喝彩时，即使最清醒的人也会沉湎于众口交赞之中。正是这种愚蠢的喝彩声，使他那悟性发生混乱，使他从远处观察那些伟大人物时，常常怀着某种真诚的钦佩心情，甚至会怀着比那些人的自我尊崇更强烈的尊崇心情去敬仰他们。
在没有嫉妒的场合，我们都乐于表示钦佩。因此，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将一切变得十全十美，且值得赞美的那些品质。或许，伟大人物的过分自我赞美是容易被理解的，甚至被十分熟悉他们的、对目空一切的自我吹嘘一笑置之的那些聪明人所理解。然而，在所有时代都有这种情况：大部分名噪一时、信誉卓著的人，其名声和信誉也常常在相隔最远的后代中变得一文不值。
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过度自我赞赏，那很少有人能取得人世间的伟大成就，取得支配人类情感和想法的巨大权力。最杰出的人物——完成了卓越行动的人，在人类处境和看法方面引起了剧烈变革的人，成就巨大的战争领导人，最伟大的政治家和议员，最能言善辩的团体创始人和领袖，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恰巧就是因为这种自以为是和自我赞赏而崭露头角。
或许，正是这种自以为是，不仅驱使着他们去从事头脑冷静的人决不想从事的事业，而且也驱使着他们去博得追随者们的服从和忠顺，以便在这项事业中得到他们的支持。因此，当他们屡获成功时，这种自以为是便进一步诱使他们迷恋虚荣，几乎接近疯狂和愚蠢。例如，亚历山大大帝不仅幻想自己是一个神，同时也希望别人这样看他。在他临终时，完全不像神做的那样，要求他的朋友把他列入人们尊敬的神的名单，而是他自己很早以前就已经列出的名单，他那年迈的母亲奥林匹娅或许也被荣幸地列入了其中。在他的追随者、门徒、公众们充满敬意的赞美声中，人们仿照神谕（或许是跟着这种赞美声）宣告他是最有智慧的人，是最伟大的苏格拉底式的贤人。虽然这个神谕已不容他自命为神，但其威力尚不足以阻止他幻想从某个无形而非凡的神那里得到神秘而频繁的提示。
恺撒的头脑没有健全到足以阻止他愉快地认为自己是女神维纳斯家谱中的一员。而且，在这个被他说成是自己曾祖母的维纳斯神殿前，当罗马元老院这个显赫机构把一些崇高荣誉作为天命授与他的时候，他并没有起身接受。这种目空一切，与几乎是充满孩子气的爱好虚荣等行为结合在一起（这种孩子气的爱好虚荣几乎不能马上凭借非常敏锐和广泛的理解力想象出来的），似乎就加剧了公众的猜忌，从而增加了他的刺客的胆量，加速了他们密谋的实施。
当代的宗教和风俗，很少鼓励我们的伟大人物自命为神或预言家。然而，当成功与公众强烈的爱戴结合在一起时，一些最伟大的人物就会觉得晕头转向，以致把大大超过自己真正具有的价值和能力归于自己。由于这种自以为是，促使他们从事了许多轻率甚至具有毁灭性后果的冒险活动。伟大的马尔伯勒公爵是一个例外，他所取得的十年不间断的辉煌胜利，也并没有诱使他做出一个轻率的举动、说一句轻率的话或有任何一种轻率的表情，这几乎是他所独有的特性。我们不能说另外一些伟大的战争领导人：尤金王子、已故的普鲁士国王、伟大的孔代亲王、甚至古斯塔夫二世——同样具备。
维纳斯
这种适度的冷静和自我控制。蒂雷纳似乎最接近于这种品质，但他一生中所处理的几件不同的事情足以表明，他身上的这种品质并没有马尔伯勒公爵身上的那种完美。
无论是平民百姓的小打算中，还是高层人士雄心勃勃的勇敢追求中，巨大的才能和成功的计划起初常常怂恿人们去从事最后必然导致破产和毁灭的事业。
每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对勇敢、宽宏大量和品格高尚的那些人的真正优点所表示的尊敬和钦佩，是一种恰如其分和有充分根据的情感，所以也是最稳固和持久的情感，同他们命运的好坏完全无关。而这个旁观者对他们过分的自我评价和自以为是所产生的那种钦佩，则是另外一回事。不管怎样，当他们取得成功时，他确实常常被他们完全征服。
成功遮住了他的眼睛，不仅使他不能看到他们事业中许多轻率鲁莽和不符合正义的地方，而且使他对他们品质中的缺陷不加挑剔，且抱着极其热烈的钦佩态度去看待它。然而，如果他们时运不济，各种事情的面目和名声就会大大不同。过去认为是英雄式的宽宏大量，变成了过分轻率鲁莽和愚蠢所应该有的名声；过去隐藏在繁荣景象后面的那些贪婪和不义的邪恶东西，现在暴露无遗且损害了他们事业的一切声誉。
恺撒真正的美德——正当的爱好、简明而高雅的文笔、合宜的修辞、娴熟的指挥战争能力、对付不幸事件的才略、面临危险时的冷静和镇定的判断能力、对朋友的忠诚、对敌人无比的宽宏大量，这些都为人们所公认，同喀提林受到的公认一样。但是，如果恺撒在法萨卢斯战役中不是获得胜利而是遭到失败，那他的品质只会被贬低到比喀提林稍好一点的程度，而且就连最愚钝的人也会用比全部敌意更邪恶的表情看待他，并且把这种事看成是反对国家法律的行径。当凯撒妄图夺取一切时，所表现出来的目空一切和不义的野心，使得他所具有的全部优点黯然失色。
在许多方面，命运对人类的道德情感具有重大影响。而且按照境遇的好坏，也能使同样的品质变成受普遍爱戴和钦佩，或是被普遍憎恨和蔑视的对象。可见，人类道德情感的这种巨大失调，并非毫无用处。在很多场合，我们甚至会因为这样的弱点和邪恶，而赞赏上帝的贤明。
我们对成功的钦佩如同对财富和地位的尊敬，都是以同一原则为基础。这对于确立各阶层之间的区别和社会秩序同样是必要的。这种对成功的钦佩，引导着我们较为平静地去顺从那些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优胜者，引导着我们以一种尊重或是尊敬的心情来看待那些不能抗拒的幸运暴力，不仅有恺撒或亚历山大大帝那种杰出人物的暴力，而且也有最蛮横和最残暴的人的暴力。如阿提拉、成吉思汗、或帖木儿等人的暴力。对于这些强大的征服者，我们大部分人必然会带着一种惊奇的、茫然的钦佩心情看待他们。我们会被这种钦佩引导着，从而不自觉地顺从于某种不可抗拒的统治力量，且不能通过反抗将自己解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