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处理这件事情，自然是高明的。从合作的角度看，胡雪岩拿出这十万现银的股本，他与庞二之间订立的合伙的合同，双方也就有了明确的责任和信用关系，然而这一种朋友关系之外的责任信用关系，正是他们长期合作的保证。
在实际中，生意伙伴之间也的确需要信用的保证。这种保证当然可以是合作伙伴之间的朋友感情。但生意场上仅有感情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感情以外的按规矩来的保证，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亲弟兄，明算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这句话中透出的人们由生活经验而来的智慧，也确实是商场中应该遵循的至理名言。
胡雪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深刻地抓住了“钱财账”与“人情账”之间的辩证关系，不重此轻彼，而是完全根据不同的事件、不同的条件去区别对待，处理好二者的相互关系，有取有舍，能宽能严，能做到这一点，也是这个盛极一时的“红顶商人”不同凡响的地方。
说到做到
为人最要紧的是收得结果，一直说话算数，到临了失一回信用，自己就完了。
——胡雪岩
结果是一个人言行的明证，它反映一个人的品质、能力与素质。因此胡雪岩特别注重从结果上去反省自己，他说：“为人最要紧的是收得结果，一直说话算数，到临了失一回信用，自己就完了。”由此看出，胡雪岩是特别看重事情的结果的。
左宗棠西征结束回到朝廷入军机，以大学士管兵部，受醇亲王之托整顿旗营，特地保荐新疆总兵王德榜教练火器、健锐两营。此时左宗棠又受朝廷委派筹办南洋防务，为加强实力，已派王德榜出京到湖南招募兵勇。预计招募六千人马，需要有至少四千支火枪。同时，招募来的新兵粮饷尽管说有户部划拨，但首先就要有的一笔开拨费总是不能少的，略略一算就是二十五万。左宗棠西征时，在上海设了一个粮草转运局，由胡雪岩代领转运局的事务。这一个转运局，直到左宗棠西征结束回到朝廷，也并没有撤销。这个时候，左宗棠自然又想到胡雪岩。
胡雪岩虽然答应下这两件事情，但实际做起来却很有些棘手。棘手之处首先还是一个钱字。左宗棠此前为粤闽协赈已经要求胡雪岩拨给二十万现银，如今又加了二十五万。同时，转运局存有的洋枪只有两千五百支，所缺之数要现买。按当时价格，每支纹银十八两，加上水脚，一千五百支需银三千两。几笔加起来，已近五十万两之多。倘若在平时，这五十万两银子对于胡雪岩或许并不是特别为难，但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其一，由于中法纠纷，上海市面已经极其萧条，加之胡雪岩为控制生丝市场投入两千万用于囤积生丝，导致阜康钱庄也是银根极紧，难有能够调动的头寸。其二，李鸿章为了排挤左宗棠，不让他在东南插足，已经定计在上海搞掉胡雪岩，授意上海道台卡下各省解往上海的协饷。这一部分协饷，原是用来归还胡雪岩为左宗棠经手的最后一笔洋行贷款的。这一笔洋行贷款的第一期十万还款期限已经到了。
境况这样不好，本来胡雪岩可以向左宗棠坦白陈述这些难处，求得他的谅解，即使推脱不了这两件事，至少也能够获准暂缓办理。但他却不愿意这样做。他知道左宗棠虽然入了军机，但实际上已经老迈年高，且衰病侵寻，在朝廷理事的时日不会太多，自己为他办事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自结识左宗棠之后，他在左宗棠面前说话从来没有打过折扣，因而也深得左宗棠的信任。他不能让人觉得左宗棠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仰仗了，自己也就可以不为他办事了。更重要的是，为人最要紧的是收得结果，一生讲究信用，为自己创下牌子，最后为一件事就把牌子砸了，实在是不划算，自己也决不甘心。
胡雪岩在对左宗棠的态度上，至少有两点很让我们感佩：
第一，决不用完就扔，过河拆桥。胡雪岩结识左宗棠，从他作为一个生意人来说，他是将左宗棠作为可以利用、依靠的官场靠山来“使用”的，他也确实从这座靠山得利颇多。但是，他也决不仅仅只是将左宗棠作为能靠就靠，靠不住了就弃之他投的单纯的靠山，因而即使自己已经处于极其艰难的境地，他也要完成左宗棠交办的事情。从个人品德上来说，这不能不让人感佩。
第二，维持信用，始终如一。他决不愿意一生注重信用而到最后为一件事使这信用付之东流，因此，即使到了真正是勉力支撑，而且岌岌可危的时候，宁可支撑到最后一败涂地，也要保持自己的信誉、形象。
无论是从做人的角度看，还是从做生意的角度看，这两点其实都非常重要。一个生意人的信用，既要看他在某一桩具体生意运作过程中的守信程度，更要看他一贯的信誉状况，生意人的信誉形象是由他一贯守信建立起来的。而且建立信誉形象难而破坏信誉形象易，一次的信用危机，足以使用一辈子的努力建立起来的信誉形象彻底坍塌。这是任何一个生意人都不能不时刻注意的。
不用说，生意上的信用，其实来自生意人的信义，一个对别人用完就扔、过河拆桥的人，决没有信义可言，人们也决不会相信这样的人会有信用。正所谓“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善始善终，方能从从容容在江湖上行走，广交天下朋友，助己成就一番伟业”。
留条退路给自己
凡事总要有个退路。就算出了事，也能够在台面上说得过去。……我们的生意，不管是啥，都是这个宗旨，万一失手，有话好说，这样子，别人可以原谅你，就还有从头来起的机会，虽败不倒！
——胡雪岩
“人的认识过程是无限的，但是人的认识能力却是有限的。”
正因为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才使得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有限；这便使人们考虑问题难以周全；另一方面，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处境是不断变化的，有些变化能够预见，可以把握，但更高更深的变化并非如此。因此，人在考虑问题时就应该多做几手准备，为自己留下退路。
在历史上，为自己留下退路的典范就是战国时期的孟尝君“狡兔三窟”的例子。
在生意场上也是如此，生意场上瞬息万变，许多事情都难以预料，所以，再有本事、实力再强的人，都不敢说自己做生意从不会失手。生意场上基本上没有生意是可以不冒任何风险的，获利多少与所冒风险的大小成正比，生意规模越大，获利越大，风险也就越大。
承担着风险，就要做好“万一出事”的思想准备，所以，一桩生意投入运作之前，要想着为自己留下退路。
胡雪岩在他的生意由创业而至鼎盛的过程中，每桩生意的运作，就都既敢于冒险，也尤其注意为自己留“后路”。
他常说：“凡事总要有个退路。即使出了事，也能够在台面上说得过去。……
我们的生意，不管是啥，都是这个宗旨，万一失手，有话好说，这样子，别人能够原谅你，就还有从头来起的机会，虽败不倒！”
比如钱庄生意主要是通过兑进兑出来赚钱。兑进，自然是吸收存款作为资本，而兑出则是放款。兑出是赚借贷人的利息，自然是利息越高越好，兑进要付出利息，自然是越低越好，最好是不要利息。表面看来这样的生意只要把握好时机，随银价的起落浮动调整好兑进兑出的利率，就可以稳稳当当坐收渔利。这种将本求利、平平淡淡的运作方式当然也可以，但终归不是做钱庄生意的“大手笔”。而要做出“大手笔”，兑进兑出都会有风险。
从兑出说，放出的款要高利收回，就要找大主顾。大主顾做大生意要大本钱，能有大利润也就不在乎借款利率的高低，向这种主顾放款，当然收回的利也就高。
但借贷者的生意获利越大，所担风险也大，款放给他们，自己也要担风险。万一对方生意失手，血本无归，自己放出去的款也就可能无法收回，一笔放款也就等于放“倒”了。比如在朝廷与太平军交战的兵荒马乱年月，米商借款贩运粮食，获利就非常大。获利极大，风险也极大，放款给他们就不能不考虑考虑。
从兑进说，当然最好是储户存款不要利息。这种情况不是没有，甚至有些可以不担太大的风险，比如胡雪岩代理官库；有些则会担非常大的风险，比如天平天国失败之际，接受太平军逃亡兵将隐匿私财的存款，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朝廷自然要追捕“逆贼”，按惯例也必要抄没他们的家产。万一追查“逆产”到钱庄，钱庄不能够不报不缴，不说还有可能被以“助逆”治罪，如果被捕的太平军遇赦开释，来钱庄要取回自己的存款，按规矩钱庄必须照付，这样一来也就必然要鸡飞蛋打吃“倒账”了。
兑进兑出都要冒险，因而也都事先就要想好退路。向在兵荒马乱年月贩运粮食的米商放款，胡雪岩自然也做，但他确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要先弄清楚，他的米要运到什么地方去。运到官军占领的地方，可以放款给他，但要是运到有太平军的地方去，就不能放款给他。这就是为自己留下退路。因为放款让对方运米到官军占领的地方，万一放倒，别人可以原谅，自己不至于名利两失，还留有重新来过的余地，而假如放款让对方将米运到有太平军的地方，万一放倒，别人会说你帮“太平军”，吃“倒账”活该，那也就一点退路都没有了。胡雪岩也做了从太平军逃亡兵将“兑进”的生意，做这生意时，他也想好了退路，那就是万一官府追查，自己也有话可以对付：“他来存款时隐匿了身份，头上又没有‘我是太平军’的标志，我哪里知道他是逃亡兵将？”这样至少可以开脱自己，不至于走上连坐治罪的绝路。
概括起来说，为自己留下的“退路”应该具有两方面的作用：
第一，它应该是可以在万一出事之后还有部分挽回的余地，也就是一种可以让自己东山再起的余地。有这一余地，就能够使自己虽败不倒。用胡雪岩的话说，起码别人可以原谅你。败则败矣，但可以得到别人的原谅，自己“就还有从头起来的机会”。
第二，它应该是一种可以预见的冒险的担保。也就是当可以预见的险情真的到来的时候，自己不至于因没有应对的手段而举措失当。比如胡雪岩想到的应对官府追查时的说法，就有这种功能。不知者不为罪，有意“助逆”匿产的罪名，自然也就能够开脱了。
为人不可太绝
将来总有见面的日子，要留下余地，为人不可太绝。
——胡雪岩
人不能有害人之心，同时还应该注意，待人做事，都要想着留有余地，无理要让人，得理也不能不让人，这就是所谓“为人不可太绝”。
胡雪岩有一点很难得，那就是，即使在完全有理由打击生意对手，且完全有条件将对手置于死地的时候，他也不肯存了害人之心放出“黑”手。
胡雪岩到苏州，到永兴盛钱庄兑换二十个元宝急用，这家钱庄不但不给他及时兑换，而且还凭白诬指阜康银票没有信用，使他很受了一点气。
这永兴盛钱庄原来就来路不正。原来的老板节俭起家，干了半辈子才创下这份家业，但四十出头就病死了，留下一妻一女。现在钱庄的档手是事实上的老板，他在东家死后骗取那寡妇孤女的信任，人财两得，事实上已经霸占了这家钱庄。永兴盛的经营也有问题，他们贪图重利，只有十万银子的本钱，却放出二十几万的银票，已经岌岌可危了。
胡雪岩在这家钱庄无端受气，当然要狠狠整它一下，起先他想借用京中“四大恒”排挤义源票号的方法。京中票号，最大的有四家，招牌都有一个“恒”字，称为“四大恒”。行大欺客，也欺同行。义源本来后起，但由于生意迁就随和，信用又好，并且专跟市井细民打交道，名声一下子做得很盛，连官场中都知道了它的信誉，所以能生意蒸蒸日上。“四大恒”同行相妒，想打击义源，于是出了一手“黑”招，他们暗中收存义源开出的银票，又放出谣言说是义源面临倒闭，终于造成挤兑风潮。
胡雪岩仿照这种办法，实际上能够比当年“四大恒”排挤义源时做起来更方便也更狠。浙江与江苏有公款往来，胡雪岩能够凭自己的影响，把海运局分摊的公款、湖州联防的军需款项、浙江解缴江苏的协饷几笔款子合起来，换成永兴盛的银票，直接交江苏藩司和粮台，由官府直接找永兴盛兑现，这样一来，永兴盛不倒也得倒了，并且这一招借刀杀人，一点痕迹都不留。
只不过，胡雪岩最终还是放了永兴盛一马，没有去实施他的报复计划。他放弃计划，有两个考虑：一个考虑是这一手实在太辣太狠，一招既出，永兴盛绝对没有一点生路；另一个的考虑则是这样做，非常可能只是徒然搞垮永兴盛，自己却劳而无功。这样一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胡雪岩也不愿意做。
从这件事情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胡雪岩为人宽仁的一面。说起来这永兴盛既来路不正又经营不善，事实是一个强撑住门面唬人的烂摊子，就算把它一击倒地，大约也不会有多少人同情，可能还为钱庄同业清除了一匹害群之马。即使是这样，胡雪岩还是下不得手去，足见他所说的“将来总有见面的日子，要留下余地，为人不可太绝”，并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而是确确实实是这样去做的，这其实可以看作是胡雪岩的一条为人准则。
这其间自然有胡雪岩对于自我利益的考虑在起作用，所谓将来总有见面的机会，事情做得留有余地，也就为将来见面留有了余地。实际上，对于生意人来说，这样考虑也是十分必要的。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不管多么激烈的对手，竞争过后都会有联合的可能，所以，竞争总是存在，而“见面”的机会也总是存在的。生意场上有一句话，叫做“留人一条活路，等于留给自己一条财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