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浩瀚的思想海洋中考察和反思中国先哲们对利益与政治的思想发展历程，这对于我们现今研究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但是，人类的历史在时空中不断地变换，思想的进程在现实中不断地变化，为了使我们对利益与政治的研究既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又创造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理论，这里有必要在前述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关于利益与政治认识的历程和研究现状作一客观的述评。
一、1949-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对利益和政治问题的研究情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经过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和其他民主改革等一系列建设政权、巩固政权的政治活动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确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经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到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应该自豪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成就〔1〕。既然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那么，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应该怎样发展？这是中国面临和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而这一切都是以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为根本的。
正是适应上述需要，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中央高层领导核心非常关注利益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在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中，以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著作为代表。《论十大关系》的内容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内容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肃反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坏事能否变成好事？关于节约和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两篇文章，前者以经济建设问题为主，总结了建国初期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针，并对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后者以处理当时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为主，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并且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这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虽然，这两篇著作的内容十分丰富，论述的重点各有侧重，但是，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们的实质和核心都是从政治的立场和高度，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问题。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刚刚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对认识和处理利益与政治的关系所作出的积极探索和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的理论界也在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益与政治的问题开始积极的探讨。由于当时在客观上发展国民经济、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即生活温饱问题是主要任务，由于在主观上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否的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工业化的问题，因此，中国理论界对于利益问题的研究，焦点集中在物质利益的范畴内。其中心即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对于政治问题的研究，在基本方针上，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人民的国家政权，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政治关系上，主要是如何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政治思想教育上，一方面是教育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如何努力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另一方面是教育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这些理论研究，虽然还不是多么成熟，但是，它对当时宣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对当时探索社会主义的利益与政治的关系和高层政治决策，应该说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作用。
此后，由于国内外政治形势出人意料的发展，并且由于人为的各种原因，社会科学中相当一部分学科被取消了。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其研究也被停止了。因此，利益与政治问题的研究处于停滞时期。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片面夸大精神作用和“大跃进”运动致使人民和国家的利益遭受极大的损害，现实的教训又使利益问题的研究重新开始。但是，同样由于时代背景所致，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中国理论界对利益与政治问题的研究始终囿于物质利益与“政治挂帅”的关系的研究。为什么会如此呢？我们先从“政治挂帅”说起。“政治挂帅”在那个年代里，是中国颇为流行的一个多义词。它有时被用为与业务、技术相比较的条件下占首位、居第一的意思；有时又与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思想工作相等同；有时，甚至还有人把它作为一顶帽子，扣在一些积极从事经济工作、钻研技术和业务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头上，说他们不搞“政治挂帅”，等等。既然如此，研究利益问题，也必然涉及到是否政治挂帅的问题，所以，研究物质利益与“政治挂帅”的关系问题则是自然而然的了。
那么，在当时条件下，中国理论界是如何认识物质利益与“政治挂帅”的呢？其主要观点大体如下：有人片面强调“政治挂帅”，忽视物质利益〔2〕。有人主张“政治挂帅”第一，物质利益第二〔3〕。有人认为应把物质利益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因为“只有把加强群众的政治教育和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4〕。还有人认为“物质利益与政治思想教育，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5〕。这些对利益与政治的初步探索，到“文化大革命”时，也被划为禁区。由于“左”倾思潮的泛滥，如果有人敢提利益问题或者敢提研究利益问题，那么，他就可能被“左”倾思潮认为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思想反映，甚至有可能被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以替资本主义或个人主义鸣锣开道而上纲上线，最后招致个人无法预测的灾难。因此，对于利益与政治的研究在文革期间彻底处于窒息的状态。虽然在政治上仍然有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口号，但是，在现实中和理论上谁也不敢提及利益问题，可以说利益与政治的问题在当时是社会的“雷区”或者禁区。
现在，回过头来思考“文化大革命”结束前中国关于利益与政治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应该客观地承认，第一，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国内外形势极为错综复杂的时局下，从克服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影响和极端个人主义利益观，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战略出发，把“政治挂帅”作为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简洁的口号，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第二，物质利益与思想政治工作确实存在着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在理论上对其进行探讨，这对实践中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具有现实上的不可否认的指导意义。第三，在后来片面突出“政治挂帅”的条件下，中国理论界一些坚持真理的理论工作者，仍敢于提出把物质利益与“政治挂帅”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思想和观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尽管有些研究方法未必恰当，尽管这些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未必是成熟的，但是，这些研究本身却很有价值。它们不仅对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研究物质利益与政治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理论准备的作用。第四，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到改革开放前对利益与政治的研究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对于利益与政治的认识和研究，呈现出“驼峰式”的状态。这就是从1949年建国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八大召开前后，中国对于利益与政治的研究和实践发展到第一个高峰，其在实践上的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此时，由于党和国家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因此，各种利益关系处理得比较恰当，政治形势逐渐走向和谐发展的轨道。其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著作。随后，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即“反右派”、“大跃进”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等运动，虽然有一些清醒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对此持保留态度或者不同意见，但迫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因而使利益与政治的研究，一方面使“政治至上论”甚嚣尘上，另一方面使利益与政治的求实探索逐渐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