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到1964年底1965年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国对于利益与政治的研究和实践又逐渐走向第二个高峰。在这一时期，虽然，“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没有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毛泽东也犯了把社会主义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但是，由于接受了此前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损失和政治决策失误所造成的严重困难的教训，全党和中央逐步清醒过来，依靠集体的智慧，在经济上制定并坚决落实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经济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国家对农业、工业、科教、文化等方面的政策作了务实的调整。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的条件下，中国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各种压力，使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工业内部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等利益关系都比较协调了，从而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市场供应得到改善，财政收支达到平衡，物价稳定，市场繁荣，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政治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调整了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使各民主党派愿与共产党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同时，中央还在正确处理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归侨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加强了全国各阶层和各民族的关系。正是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基础上，周恩来在1965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发展时期，全国人民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6〕。这可以说是中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利益与政治的关系的第二个高峰。邓小平在后来概括这一时期的利益和政治的发展时，客观中肯地评价说：“从1961年到1965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稳定。”〔7〕此后，便是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也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打着“革命”的旗号，好像是为了人民利益而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但是，在实质上它是破坏人民利益和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的狂潮。在利益与政治的领域内，由于它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和教条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同时，由于“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8〕。这样一来，就不得不使正常的利益与政治的研究走入低谷。
二、1978年以后对利益与政治问题的研究现状
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改革开放和中国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人们在社会中的利益关系也在逐步地发生着变化，那么，如何在政治上认识这些问题，并在实践中调控好利益关系，中央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对此非常注意，特别是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从政治战略的高度，把改革开放的各种问题与利益问题挂起钩来进行认识和处理。他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9〕所以，一切工作“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0〕。这可以说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对当代中国利益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上的飞跃和实践上的经典概括。
面对着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我国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的要求和勇气，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三个代表”的思想。并且以此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11〕。这是在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生重大变化，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的条件下，党和国家对于认识和处理利益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崭新概括和时代创新。并且，这种对于利益与政治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与以往比较，有其新的发展：
第一是它既有微观分析，又有宏观把握。这正如江泽民所指出：“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总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是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12〕第二是它对利益与政治的认识和处理，既把利益与人的发展紧密联系，又把政治与民主紧密联系。前者的表现就是江泽民所说的“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最高标准”〔13〕，党员干部必须处理好先富与后富、个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要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4〕。后者的表现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增强党的活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15〕。虽然，说和做是两码事，再好的理论只有在实践中真正贯彻落实好，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心悦诚服。但是，当代中国关于处理利益与政治问题的思想方法，无疑是实现祖国富强、人民富裕和民族复兴的行动指南。
在改革开放和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形势下，中国社会科学的春天又回来了。政治学作为被忽视和需要赶快补课的学科之一〔16〕，不仅得到了迅速的恢复，而且还逐步地发展起来。作为与社会现实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学科之一，政治学适应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面向实际，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在理论建设和对现实生活的推动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别的不说，单就利益与政治的问题来看，在实践方面，政治学界为中国调控利益关系，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做了许多工作。在理论方面，政治学界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地对利益与政治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第一，从范围上说，有的是从利益与政治的基本理论研究的，有的是从利益分配与社会公平、效率等问题来研究，有的是从利益群体与社会结构来分析的，有的是从利益分配与政治稳定来研究的，有的是从国家利益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研究的，还有的是从义利问题即伦理政治来探讨利益的，也仍然有从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的关系来探索的。第二，从学科体系上说，在政治学的教科书中，突破了原来仅从国家、阶级、政党、民族、政治制度等方面研究政治学的体系，而把利益问题作为政治学教科书中的范畴之一来论述〔17〕。第三，从与现实的关系说，有的学者从事着利益的对策性研究，或者本身投入到决策部门直接为利益综合和决策服务。第四，在研究方法上，总体上是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立场和方法，理论联系实际。除此之外，在具体研究中，有的学者对于利益与政治的研究，已经和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结合起来，进行一定的定性定量分析；有的借用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等方法来研究；有的研究本身已经成为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等等。这些研究，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气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现实需要中国政治学者们以其政治上的敏感性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来研究利益与政治的问题。
以上所说，能否认为中国的政治学者们对利益与政治的研究，已经做得尽如人意了，恐怕每一个严肃的学者对此都会持一种谦虚的态度和评价。在我看来，尽管中国政治学界的一些学者对利益与政治的问题做了许多努力，但是，从研究进展来说，总体上还处于初始阶段。在许多方面，对于利益与政治的研究，从现实发展的情况和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从研究的成果看，有的对外国关于利益与政治问题的研究成果，有生搬硬套之嫌，很难适合中国国情，还缺乏吸收和消化。从研究的内容看，有的研究注释性、随机性较多，而独立思考性和真正探求规律性的较少，甚至有的反映出浮躁的情绪。从研究的水平来看，有的虽然注意到中国社会中的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但描述现象较多，对于如何在政治上认识和调控之，还缺乏科学的分析和对策。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前进中必然出现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学向纵深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但是，这些问题并不妨碍中国政治学者们对利益与政治问题的研究所体现出的价值。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面临着国内外各种机遇和挑战的形势下，已成为热点的利益问题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关系愈益密切，甚至可以说在现实中如何认识和处理利益与政治的关系，将成为决定中国发展命运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此，这就需要在以往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勇于和善于创新的思路，理论联系实际，对利益与政治的问题进行艰苦和长期的探索，以求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1〕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具体的内容请参考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第六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金致力：《大力提倡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载《解放》杂志，1958年第9期。
〔3〕漆琪生：《关于按劳分配原则的几个问题》，载《新建设》杂志，1964年第8、9月号。
〔4〕刘刚：《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物质利益的原则》，载1956年4月12日《解放日报》。
〔5〕乌家培：《略论物质利益原则的性质》，载《经济研究》杂志，1959年第8期。
〔6〕关于1956-1965年这一时期中国对于利益与政治问题的认识和处理的历史记载，具体内容请参考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第七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一节。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8-819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11〕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2〕同上书。
〔13〕同上书。
〔14〕同上书。
〔15〕同上书。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181页。
〔17〕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