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如果一定社会的治理者在对利益进行权威性的分配时，连续不断地满足主体某一种利益或者相同的利益需要，那么，利益效用的强度就会逐渐递减，直到最终达到饱和。此时，再满足主体已有的此种利益需要，其结果就会出现利益需要量的逐渐减少和利益满足持续时间的日益缩短，最终使饱和更快地到来。这个饱和就是利益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问题，对于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都存在着此种可能。这反映在政治效应上，就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对利益进行权威性的分配后，随着某种利益边际效用的出现，主体为此种利益而参与政治活动的主动性或积极性就会逐渐递减，直至达到对进行某种政治活动麻木不仁，或者出现厌烦这种政治活动的行为，甚至出现有的主体不再参与政治活动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主体参与政治活动，其动力就在于经过对利益的权威性调控而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某种利益，因此，当此种利益一旦实现，并且，随着它的边际效用的出现，主体认为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已经达到，所以，其政治积极性、主动性就会逐渐减退。让我们再以某种物质利益为例对此加以说明。假定以货币表示物质利益，当某个主体的货币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货币收入的继续增加将不再具有过去那样大的刺激作用，或者出现主体将考虑是否值得投入同过去一样多的努力去取得一定货币收入，也许时间和精神享受对它可能更为重要些。这反映在政治效应上的表现是，主体为获得货币利益权威性分配的激励作用就会逐渐递减，而且可能出现政治积极性、主动性和意志力的减退等。
其次，执政者在对利益进行权威性的调控时，如果把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那么，政治效应将呈现出复杂性。其具体的表现就是：当经济利益出现边际效用，而非经济利益却得不到实现时，主体对为经济利益所进行的政治活动反应或许是冷淡的，其积极性、主动性可能会不断递减。相反，主体为非经济利益的实现而参与政治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将可能呈现出增长趋势。例如，在一定条件下，争民主、争自由的政治活动往往与此有关。因为政治利益、精神利益、文化利益等非经济利益对主体的效用与经济利益对主体的效用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同样，如果非经济利益出现边际效用，而经济利益出现稀缺现象，那么，主体对前者进行政治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将会逐渐递减，而对为后者进行的政治活动的反应将是积极性的、主动的。当然，如果经济利益得不到满足，政治、文化利益又得不到保证，那么，主体在政治反应上，肯定是既为经济利益又为政治和文化利益而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的。例如，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就是最好的说明。
研究利益的边际效用与政治效应的关系，如果从政治统治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那就是对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时，一是必须注意利益的度，来考虑某种利益的边际效用所引起的政治效应，保持利益效用与政治效应的协调发展；二是要注意各种利益之间的边际效用与政治效应的关系，防止因利益效用的彼此失衡，而在政治活动中产生不良的效应，从而使全社会的利益效用与政治效应的关系，处于协调和稳定发展的良好秩序之中。
五、理想的利益效用与现实的政治效应
利益效用是在某种客观环境下，主体对利益满足其需求欲望的作用和效力的价值判断。既然如此，主体就会根据现实条件的可能性，进行合理的推理，在主观价值取向上，对某种潜在利益的效用产生某种想象或者希望。这就是理想的利益效用问题。但是，任何理想一旦形成，它对主体就会在行为上产生一定的效应。主体会依据客观的现实情况为其理想的实现而做出反应。依此而论，这就是理想的利益效用会产生现实的政治效应。所谓现实的政治效应，就是主体为实现理想中的利益效用，而根据当时现实的条件在政治行为上所做出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呢？就是因为作为主体的人，当其希望变成一种理想目标时，这种理想目标本身会转变成一种精神力量，激发人积极地主动地自觉地进行某种政治活动。当这种积极性表现在为理想而奋斗的现实中，它就成为理想在现实中产生的行为效应。这就是理想的利益效用与现实的政治效应的理论基础。那么，这种理想的利益效用与现实的政治效应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大致有如下几点：
第一，它表现在主体对长远利益效用或未来利益效用的问题上。这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主体对某种利益进行价值判断，认识到它在眼前虽然不会使自己体会到什么效用，但是，该种利益却在未来或长远的发展中对它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并且经过奋斗是可以达到的。那么，主体就会为这种理想的利益效用而在现实中产生强烈的政治行为反应。这种强烈的政治行为反应，就是主体以坚强的意志，顽强的耐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并且把战略与策略结合起来，把现实中的各种资源调配起来，积极参与、组织或者领导政治活动，来使理想中的利益效用最终变为现实。例如，中国无数的革命先烈，为了革命理想的利益效用，而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英勇奋斗，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最后取得了胜利，这就是理想的利益效用与现实的政治效应关系的典型例证。又如，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为了黑人理想的利益效用，而不惜生命，进行各种政治斗争，甚至为此在铁窗里苦熬了26年。虽然其现实生涯极其残酷，但是，他的政治行为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也是理想的利益效用在现实的政治行为上所产生的效应。第二，它表现在利益效用的比较上。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它反映的是理想中的利益效用与现实中的政治行为反应的选择问题。这就是当主体对数种利益进行比较，并且经过权衡利弊得失，最后在价值判断中，认为某种利益在当时条件下较其他利益效用大，因而是理想的利益效用，那么，主体就会对其在政治行为上表现出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并且以不懈的努力去获取此种利益，实现其效用。当在数种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主体对利益会采取理想的损失法，这即是把损失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和最低的程度上，而这种政治行为反映在现实中，用形象的语言说，就是丢卒保车、丢车保帅的效应。第三，它表现在对利益的权威性分配中。在对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的过程中，主体理想的分配方式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获得利益，或者是以其他公平分配的形式获得利益。但是，一旦出现不劳而获、或者其他分配不公的事实，这就会使主体理想中的利益效用受到不同程度的恶性刺激，那么，在现实的政治效应中，就会出现消极的、被动的政治行为反应；甚至发展到一定程度，某些主体在政治上还会出现反叛的行为。例如，社会中出现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即是理想的利益效用与现实的政治效应的关系的反映。
第四，它表现在利益效用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化中。这是指在现实中某些利益效用对主体需要来说，可能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发展趋势。但是，它们在一定内外条件齐备的情况下，可以转化成实际存在的利益。对于这种具有可能性的利益效用，主体往往会视之为一种理想的奋斗目标。为了使这种理想的奋斗目标变成现实的利益效用，主体就会发挥主观能动性，把主客观结合起来，有目的、有计划地采取积极主动的政治行为，从而使这种可能性的利益效用转化成现实中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利益效用。例如，中国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当前的最大政治，全国上下为此而同心同德、积极奋斗的现实行为，就是理想的利益效用与现实的政治效应的最好反映。
第五，它表现在主体对利益效用的认同上。这即是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某个主体获得的利益较其他主体获得的利益在质和量上差别，但是，当主体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努力的状况，在主观认识上，认为处于此种条件下自己获得的利益只能如此时，因而他对其获得的利益在现实中的表现一般是满意的。当利益效用符合他们在此条件下的理想时，主体对现实政治同样会做出积极的、主动的行为反应。例如，中华民族和世界上许多民族在历史危难关头为克服危机，都曾经出现过此种利益效用与政治效应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事例。
以上就是理想的利益效用与现实的政治效应的关系，弄清了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在理论上和现实中处理利益与政治的总体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利益效用与政治效应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复杂和重要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现实的利益秩序与政治控制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之。这样，在研究利益效用与政治效应的基础上，还要研究利益秩序与政治控制的一系列问题。
同时，应该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对利益效用与政治效应的研究，也补充了我们在第五章中关于利益“价值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统一”的问题。
注释：
〔1〕谢浩范等译注：《管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55页。
〔2〕同上书，第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9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
〔6〕同上书，第14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