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主观能动性的差别,因此,主体对利益效用的刺激在行为的反应上也就不同。这种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主体的感受性、兴奋性和应激性三个方面的差异上。感受性是主体对刺激的反映能力,例如,对于同一刺激,有的主体反映深刻,有的浅薄,反映水平是不同的。兴奋性是主体对利益刺激所产生的激动能力,如对于同一刺激,有的主体激动的速度快,激动的程度强,并且激动持续的时间长;相反,有的激动的速度慢,激动的程度弱,激动持续的时间短等,就是兴奋性的表现。应激性是主体对刺激做出适应和变化的能力,它在现实生活中通常以心理承受力和应变力为表现。承受力是主体对于刺激接受和适应的程度和力度;而应变力是主体在受到刺激时控制和支配自己行为以及应付事态突然变化的能力和水平。例如,对同一刺激,有的主体能承受了,并能有计划、有目的独立地采取行动,并且能随机应变;有的则不是这样。上述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并且在具体的能动过程中融为一体,从而使主观能动性的差异导致了不同主体行为反应的区别。
理解了上述主观能动性与行为反应的关系,那么,利益效用、主观能动性和政治效应三者之间的关系就迎刃而解了。这就是,对于同一利益效用的刺激,由于主体素质所导致的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大小强弱的差别,从而使主体在实现利益的过程中在政治效应上也就具有了差别。例如,在同样的利益受到同一侵害时,有的主体主观能动性强,政治反应迅速和强烈,反抗激烈,能以各种方式积极地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有的主体主观能动性差,反应迟钝和平淡,因而在政治行为上则表现为无能为力。对此,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古今中外为利益而斗争的历史,则体会深刻,受益无穷。
三、利益效用的递增性和政治效应的持续性
在现实生活中,主体获得利益的过程,虽然是主观和客观相结合不断进行活动的永无止境的过程,但是,在获得利益的过程中,主体不但希求不断获得利益,而且希望将获得的利益提高到最大可能的程度。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客观环境的不断变化,主体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其结果是导致追求利益的主观愿望的无止境的发展。而这种利益欲望无止境的发展是以利益效用的递增性为其表现的。所谓利益效用的递增性,就是主体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对其利益在质和量上的期望值表现出依次增长发展的趋向性。例如,一个人如果总是不断地欣赏优美的音乐,那么,他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对优美音乐的价值判断和期望值也就一次一次地提高。又如,有的人对利益效用的贪婪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永无满足之时,等等,这些都是利益效用递增性的体现。马克思在揭露资本家追求利润的特性时,引用托·约·登宁的话说,资本家是“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他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他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他就敢于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他就敢于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他就鼓励动乱和纷争”〔3〕。这样,资本家活着和存在的目的就是利用资本来不断地快快地赚钱,并且无限地发展。这种对资本家淋漓尽致的揭露,一是点透了资本家剥削的本质;二是道明了他们追求利润效用的递进性。由于资本家把利润视作利益,因此,在这里利润效用就转化为利益效用了。那么,这里有个问题,即是除了资本家以外,其他人在利益效用上是否也存在着递增性的问题,应该说同样存在。因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这里的“人们”,包括所有的人或者所有的主体。而区别问题的要害,在于利益效用的性质,是只贪一己之利的递增性,还是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结合起来的递增性。例如,中国强调现阶段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里的“日益增长”就是人民在利益效用上递增性的表现。这是天经地义的。
那么,利益效用的递增性,对主体的政治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即是政治效应的持续性。为了说明问题,我们还是从马克思对资本家的上述揭露说起。马克思说随着利益效用的递增,资本家就活跃起来,铤而走险,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敢于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等等,这就是资本家对利益效用日益递增而在行为反应上的持续性。由此推而言之,所谓政治效应的持续性,就是主体对于利益效用的依次递增而在政治行为上的反应具有不断延续发展的趋势。其表现就是主体在参与、从事或者进行政治活动的过程中,政治力量的发展壮大,政治意识的增强,政治路线的选择,政治战略和策略的随机应变,政治决策水平的提高,政治艺术的发挥,政治权力的获得与巩固,政治制度的逐步完善,等等,都是持续向前发展的。诚然,从主体政治行为的影响和结果看,在一定条件下有些可能是成功的,有些可能是失败的,有些则可能是成败兼而有之;有些反应可能是良性循环,有些可能是恶性循环,有些则可能是徘徊发展。但是,利益效用的递增性导致政治效应的持续性发展的规律则是无疑的。毛泽东说:“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5〕这种对政治效应持续性发展的精辟论断,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是积多少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而获得的〔6〕。当然,政治效应的持续性发展并不排除在一定条件下政治活动过程的阶段性。这是由于政治活动过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所决定的。
四、利益的边际效用与政治效应的转化
上述我们分析利益效用的递增性与政治效应的持续性,是从主体生存和发展的整个过程的意义上来认识的。但是,对于不同的主体,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利益效用与政治效应是什么关系呢?这就是利益的边际效用与政治效应的转化问题。
什么是利益的边际效用呢?我们先从边际效用谈起。边际效用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是指最后增加的那个单位商品所具有的效用。而这个效用是以主体在某种时空条件下的欲望和价值判断为标准的。例如,一个人感到饥饿,他吃的第一块馒头,效用最大;再吃第二块馒头,他就不像吃第一块馒头时那样迫切需要了,于是,馒头的效用就减少了;到吃第三块馒头,又假定这第三块馒头已使他吃饱,他就不想再吃第四块馒头了。那么,对这个人来说,第三块馒头是边际效用。馒头的效用就取决于第三块馒头的效用,即边际效用。由此而来,经济学中把边际效用的这种递减称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事实上,这种边际效用是存在的,并被普遍地反映于经济领域各个部门的活动中,例如,投资、生产、购销等活动中都存在着边际效用。把这种边际效用理论引入到利益领域,我们可以认为:所谓利益的边际效用,就是某种利益在社会一定的时空中对主体需要的欲望达到饱和时所具有的效用。当然,从特殊性来说,社会条件不同,主体利益需求欲望饱和度是不同的。但从普遍性来说,这种利益边际效用则是现实存在的。弄清了利益的边际效用的内涵之后,我们再来看它与政治效应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