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政治统治者，都是从对利益关系和利益秩序进行有效控制的动机和目的出发的，都是以最终巩固其政权为目的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社会利益秩序的好坏，是衡量这个社会权威与服从关系的试金石。按常理说，不管通过什么途径，政治统治权威与服从的关系如果建立起来了，那么，这个社会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秩序应该得到合理的维护。但是，从政治控制的过程来讲，不论是权威与服从关系的形成，还是权威与服从关系的维持，最后都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活动和双向关系。既然如此，由于主体（包括个体和群体）的活动和关系在一定的情势下，都会因为社会地位、认识能力、利益需要和实力对比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或快或慢、或明或暗、或有序或无序的变化。这必然使权威与服从关系常常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而在政治控制中，权威与服从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秩序处于复杂变化的状态之中。根据研究，其变化规律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权威与服从关系的正态发展。所谓正态发展，是指政治权威与服从的关系处于良性循环的状态，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协调发展，利益秩序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政治统治来说，更是如此。但是，政治权威与服从关系一旦形成，并且这种关系处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态下，政治权威对于利益分配、利益交换、利益保障的调控和统筹兼顾则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从本质上说，权威与服从的关系并不能在根本上消除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但是，由于政治权威处理问题常常表现出艺术性，致使人们对于权威予以彻底服从。这样一来，人们就会依靠和服从权威去调节利益关系，缩小利益差别。即使在谋求利益中因为竞争而发生一些误会、矛盾和摩擦，往往也会通过权威的力量得以解决。而政治权威也会从政治控制长久稳定的要求出发，利用自己集中掌握的宏观调控权，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地方利益与地方利益、群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等各种利益关系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并且，不断抑制和争取杜绝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的膨胀，以保证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协调发展，良性循环。而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的谋利意识基本上就会是健康的和现实的，谋利行为就会是合理、合法又合情。如此一来，整个社会的利益秩序就会在规范化和有序化的良好循环中发展。这就是权威与服从关系和利益秩序的正态发展状况。第二，权威与服从关系的非正态发展。所谓非正态发展，就是指政治权威与服从的关系因各种复杂情况而导致社会的利益秩序处于动荡和无序的状态。有人说，对于家庭而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中国人常常喜欢把家和国联系在一起。对于国家来说，这句话也是适宜的。可以说，政通人和的国家都是相同的，而政治衰败和社会混乱以及民众生灵涂炭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同。从权威与服从和利益秩序的关系来说，当它们的关系处于非正态发展状况时，那则是各有各的难处和困境。具体分析起来，情况大致如下：
其一，当政治权威处在蜕化变质的状态下，它由一个上升的、进步的政治统治核心变化为一个保守的、没落的甚至反动的寡头政治集团时，虽然它在口头上言必称代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但在实质上却是违背民众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等等，并且是统治昏暗，腐败猖獗，那么，它很快就会失去人心，其政治权威也就必然发生动摇，要么是有权力无威望，要么是有权力无威力，甚至其权力到一定时候就不打自倒，更不用说拥有权威了。没有权威，自然也就没有人服从了。老百姓就会采取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的办法来与它周旋。在这种情势下，社会的利益关系则表现为政治统治者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尖锐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社会的利益秩序则是人民以实力对比为决定的对于侵害他们利益的食利者进行各种斗争的状态。古今中外，这方面血的教训，屡见不鲜。例如，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集团统治了三十多年，最后被民众所推翻，就是明证。至于蒋家王朝的垮台更无需多言。
其二，当政治权威内部发生了利益矛盾和冲突，而且，这种利益矛盾和冲突发展到异常激烈而又不可调和的程度，政治权威的各派力量就会不择手段地寻找实现其利益的途径和办法，就要寻求政治上的依靠力量和借用力量。在政治活动中，各派政治力量必然要把此种谋求利益的争斗扩展到社会上去，或者是拉帮结派，互相攻讦，上下串联，掣肘对方利益的实现；或者是政出多门，朝令夕改，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结果是谁的利益都难以实现。这种权威内部的互相残杀，结果不仅仅是政治权威的自取灭亡，而且也使它自觉不自觉地引起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利益秩序的紊乱化。一旦权威发生倒塌，怎么还能再有服从？而没有了服从，再加上权威争斗的负面辐射效应，那么，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秩序就如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的关系就处在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22〕，而利益秩序处于动乱的状态是可想而知的。如非洲许多国家因为权力集团的内部争斗导致整个社会动乱的例子屡见不鲜。再如中国历史上的“八王之乱”就是由于皇族内讧而引起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秩序动荡不安的。晋初，武帝司马炎大封同姓子弟为王，允许各王置军并统帅军队，镇守要地。公元291年，到晋惠帝时，贾后与外戚杨峻争权，她勾结楚王司马玮等杀害杨峻。从此，楚王玮、汝南王亮、赵王伦、齐王礒、成都王颖、河间王、长沙王、东海王越等八王相互残杀混战十六年，致使诸王势力不仅相继败亡，而且，西晋统治集团的权威也丧失殆尽。此次战祸波及洛阳、长安和黄河以北广大地区，不仅使这些地区经济遭受极大破坏，而且使整个社会的利益秩序长期处于混乱动荡不安的状态，最后，导致西晋王朝覆灭〔23〕。
其三，在政治现实中，任何权威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都会遇到严峻的考验和挑战。这样，当权威本身没有发生变故，而是由于国内外各种异己势力利用一切资源和手段，对其进行或明或暗、或软或硬的干扰、破坏、侵袭，给这个权威治理国家，维护利益秩序设置各种障碍，制造各种困难和麻烦，此时，如果权威的工作稍有闪失，就可能引起该社会局部的甚至全局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秩序的不同程度的分化、纷争或者社会动乱。例如，世界上某些霸权主义者，惟恐天下不乱，他们或者利用“和平演变”的办法，或者利用制造民族纠纷和矛盾的办法，挑拨离间，动摇、破坏别国政治权威的地位，从而最终引起该国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和紧张化，从而使其利益秩序陷入混乱的状态。非洲、亚洲和巴尔干地区多次动乱的现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邓小平说：“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集中于怎样恢复和提高党的威信，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怎样解决现在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的新问题。”〔24〕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对于维护政治权威，稳定利益秩序经验性结论。
其四，权威与服从关系的形成、实现和消失，是一个动态的活动过程。权威的活动说到底是人的活动（包括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而人的活动不论是思想活动，还是行为活动，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人们都会由于年龄、知识、经验、能力、社会地位和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在思想和行为上发生不同性质或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对自己和社会都会产生大小不同的影响。既然如此，在复杂的政治活动中，作为权威，一旦其思想和行为发生了某种变化，其权威的实现和消失就不会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权威今天可能是一言九鼎，一呼百应；明天可能就是一落千丈，一败涂地。在政治权威的处境发生这种复杂的变化时，他们所调控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秩序常常会发生无法预测的变化。特别是当权威的精力由旺盛走向衰落，统治由贤明走向昏庸，威望由高峰走向低谷时，社会利益关系就有可能处于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争斗之中，社会的利益秩序就必然是混乱不堪的。在此方面，唐玄宗李隆基的权威由强盛走向衰落的历史给人以深刻的教训。世称“唐明皇”的李隆基，公元712年即帝位之后，革除武帝后期弊政，先后任用姚崇、宋瞡、张悦、张九龄等为相，使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唐王朝走上了繁荣的顶峰，唐都长安不仅成为当时亚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而且李隆基本人的权威也达到了顶峰，史称“开元盛世”。可是，从此时起，唐明皇李隆基开始忘乎所以，奢侈淫秽，贪恋声色，又任用奸臣执政，经济上土地兼并严重，政治上腐败成风，军事上京师和中原地区武备空虚，而西北和北方各镇节度使却掌握重兵。这导致了他的权威急剧下降，终于在公元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他本人不仅因此而狼狈逃窜，抑郁而死，而且全社会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使当时社会的利益秩序处于混乱加战乱的状态，人民遭受战争之苦，唐王朝也由强盛走向衰败〔25〕。
其五，由于事物新陈代谢的规律，权威总是会有新旧交替的出现。当原来的权威衰败了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不再是权威时，而能够代替他们的权威暂时还没有出现或者还没有形成，或者还没有发展到足以让天下大多数人服从的程度。这时，就容易引起群雄并起，互相逐鹿，天下大乱。在此种情况下，社会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秩序只能是混乱无序，而不是国富民丰，秩序井然。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的争雄就是最具有说服力的例证。
以上就是对于权威与服从关系和利益秩序的正态和非正态的发展情况的分析。
综上所述，权威、服从与利益秩序的关系是特别复杂的政治现象之一，要彻底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仍然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做永无止境的探索。我们从政治控制的角度出发，研究它们的关系，只不过是为了逐渐把握其中的规律，给人们认识和处理利益与政治之间的现实关系提供一条可供参考的途径。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页。
〔2〕同上书，第312页。
〔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0页。
〔4〕《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5〕赵磊等著：《走进权力》，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1页。
〔7〕同上书，第553页。
〔8〕具体内容可参考《史记·吕太后本记》卷九，第406-410页。《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卷五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65页。
〔9〕具体内容可参考范硕著：《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1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12〕〔德〕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8-339页；（下）第263-567页。
〔13〕威廉·李卜克内西1893年8月12日《在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上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的报告》，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
〔1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6页。
〔15〕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上），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71页。
〔16〕谢浩范等译注：《管子全译》（下），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0页。
〔1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3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314页。
〔19〕《韩非子》，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4页。
〔20〕《张文忠公全集》（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转引自朱日耀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06页。
〔21〕肖克著：《伟大之所在》，见1978年12月15日《解放军报》。冯文彬著：《关于民主集中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22〕〔英〕霍布斯著：《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4页。
〔23〕关于“八王之乱”的详细历史记载可参考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9页。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4页。刘志义主编：《中国叛乱实录》，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89-138页。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25〕关于“安史之乱”的详细历史记载可参考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第3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167页。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0-402页。刘志义主编：《中国叛乱实录》，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208-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