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十月，武昌首义，全国各地纷纷响应，震撼了清廷和各省疆吏。关东三省地方，由于在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和日俄战争中遭受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已深感亡国灭种的危险，尤其是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之后，更感到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广大革命志士认识到，要想挽救中国，非用革命手段推翻腐败透顶的清廷不可，因而广泛地传播民族思想，散布革命种子，不断地掀起革命运动。武昌起义爆发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驻地奉天(后改名辽宁)省会——沈阳，成为革命的重点地区，当时公开进行活动的蓝天蔚与张榕，成为领导革命运动的中心人物。
蓝天蔚，字秀豪，湖北黄陂人。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自费留学日本，志愿学武，曾入士官学校。1903年至1904年(光绪二十九年——三十年)他在日本倡言革命，联合黄兴、蔡锷、陈天华、钮永建等20余人组织抗俄义勇军，谋回国抗俄排满。其报名者达千余人，由蓝担任队长，每日勤加操练，但为日本政府所阻止。他回国后，复经东三省总督锡良派赴日本陆军大学，可谓与东北素有渊源，熟知东北情况。武昌起义时，他任奉天新军第二混成协协统，驻沈阳北郊北大营(北大营之名即始于此)。由于他拥有武装力量，因而在革命派中有很高的威望。他与当时驻在保定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和驻在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相呼应，共同打电报给清廷，要求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
张榕，抚顺人，又名焕榕，是张焕相(字肃堂，日本士官毕业，曾充东北军旅长、哈尔滨特区长官)的堂兄。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富有资财，仁侠尚义。他22岁时入北京大学译学馆(当时北京大学包括师范馆、进士馆、译学馆等)，地址在东华门北河沿，监督为朱启钤。1904年(光绪三十年)日俄战争时期，他弃学出关，毁家纾难，组织关东防卫队，聚集万余人，与丁开嶂组织的铁血团并肩抗俄。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他与吴樾谋炸清廷派往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于北京车站，吴樾当场牺牲，他逃脱后易名潜往天津，但被侦探杨以德(后为天津警察局长，军阀爪牙之一)识破，被捕入狱，判处终身监禁。在狱四年，最后偕同狱吏王喜璋越狱，东渡日本。他精通剑术，在日本期间曾为一个下女争取自由，同一个武士比剑获胜，下女因之得以解放。武昌起义后，张榕来到沈阳倡言革命。这次他不是遮遮掩掩秘密地进行，而是毫无顾忌地公开活动。他甚至要与赵尔巽分庭抗礼，面对面地向他提出奉天要独立的要求。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常用刺杀个别人物的手段制造恐怖氛围，使人“谈虎色变”，何况张榕又是与吴樾谋炸“五大臣”的重要角色，所以赵尔巽感到害怕，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赵更怕与张榕会面，深恐有流血五步的危险。这样一来，张榕便在沈阳轰动一时，妇孺皆知。
在沈阳进行革命活动，比较有利的条件是：在南满车站附近可以招兵购械；以大连为跳板，可以北往沈阳，南往上海，甚至远到日本，交通很便利。同盟会在东北的活动也以大连为中心，利用交通上的方便，往来东北各地，与蓝天蔚、张榕等互通消息，联成一气。
11月初，与蓝天蔚相呼应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被刺于石家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调为长江一带的宣抚大臣，被夺去兵权。鉴于这种不利情况，革命派加紧了活动，一方面，蓝天蔚在北大营召开秘密会议，准备发动第二混成协士兵入城占据各机关，宣告独立；另一方面，张榕拟通过政治手段，由奉天省咨议局召集沈阳各界开会组织国民保安会，逼走赵尔巽，推举蓝天蔚为关东大都督。沈阳的革命活动，在蓝、张二人的策动下，很快进入了高潮。
第二混成协是由第二和第四两个标(每标三营)和步、马、炮几个兵种混合组成的。其中第二标标统聂汝清毫无革命思想，他认为他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便向赵尔巽告密。第二混成协是驻扎沈阳的惟一新军，如有变动，赵尔巽别无其他可靠之兵，非走不可。同时黑、吉两省惟奉天的马首是瞻，只要沈阳起义，黑、吉两省不成问题。赵尔巽接到告密后，非常惊慌，急忙找省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密商，他一面和张榕虚与委蛇，以便拖延时间，一面电调驻在洮南的张作霖来沈保驾。这样就为张作霖制造了一个政治投机的机会。
张作霖接到赵尔巽的命令后，便亲率一哨马队，兼程急进，不到三昼夜就到达沈阳。在赶路时，经过吴俊升驻地，片刻不停，只遣马弁持名片约吴于沈阳相会。吴俊升驻地距沈较张为近，吴也接到调沈命令，应当先行。但吴迟疑不决，行动缓慢，接到张之名片后，才大吃一惊，说张统领行动何其神速！这样看来，张作霖果真是机警异常吧，又不尽然。原来这时张的交际更为广泛，他与赵尔巽幕府里的人物拜把兄弟，每通消息必有厚赠，像这样的大事自然会透露给他的。兼之，他的部下张景惠等正在沈阳讲武堂受训，是他的坐探，对这种大事也会发电报向他报告。他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便快马加鞭不分昼夜地赶路，才会如此之快。他于沿途还命令所部，迅速向沈阳进发。
张作霖见了赵尔巽，表示愿以“保卫大帅，镇压地方”为己任。赵认为张这支部队比较可靠，也就挟以自重。在张作霖的伴随下，赵尔巽参加了1911年11月12日(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在省咨议局举行的保安会。场外由张作霖的部队严加戒备。沈阳各界出席者达2000余人。张榕等前后发言，慷慨激昂地要求宣布独立。张作霖突然跳上讲台，持着手枪，气势汹汹地说：“今日之会，我们一定要服从大帅的主张，如有反对的，即使大帅容许，我这枝手枪也是不允许的。”一时会场空气甚为紧张，就在这种恫吓和强迫之下，赵尔巽自任保安会长，吴景濂、伍祥祯为副会长，聂汝清、张作霖为军事部正副部长。张榕等原想用保安会挟制赵尔巽，逼他出走，并推举蓝天蔚为关东大都督，不料反为赵尔巽所窃据(按：以后张作霖于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在东北也成立保安会，自任保安总司令，可以说是抄袭这次会的老文章)。赵尔巽还进一步排挤蓝天蔚，他先将成为保安会的经过情形，报告了清廷和袁世凯，并着重指出：“协统蓝天蔚与两标素不相洽，全协皆不听从命令。”清廷复电说：“蓝天蔚即去统领官，交赵尔巽差遣委用。”1911年11月14日(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赵尔巽邀蓝入署，说：“因南方风潮日烈，请君去调查，据实以报。”并赠旅费2000元，由伍祥祯(二十镇三十九协协统)送交，危言耸听地促其速行。与此同时他又叫蒋百里做同样的劝告。这就是赵尔巽对蓝天蔚的“差遣方式”。蓝被迫离奉，其原因不外是聂汝清向赵告密和张作霖要和他拼命。其实张作霖的这步举动，有点类似“赌博性的讹诈”，他所率领的一哨马队，共有四五十人，与他的部下张景惠等在讲武堂受训的人数相近，合起来也不过百人，这就是他在省咨议局布置的兵力。当时他的绝大部分队伍，尚远在洮南一带，据《盛京时报》11月19日(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九日)记载：“现在已将前路巡防营张统领作霖调入省城，并其所部马步各营暂住万福客栈，一俟勘定营房，即将分派驻扎以资防守……”可见他的部队，是在开保安会后的几天才开到沈阳的。这样，张作霖在沈阳的实力与蓝天蔚的新军相比，实在众寡悬殊。蓝天蔚当时倘若向第二混成协士兵晓以大义，动以热情，从而掌握军心，高举义旗起事，乃名正言顺顺理成章的事，而聂汝清的破坏也就起不了多大作用。至于张作霖的那点儿人马，更是不堪一击的。可是蓝天蔚何以放弃一切，悄然离沈呢？田桐曾说过：“天蔚性豪爽，心地殊光明，其与个人交，则薄于己而厚于人……惟做事少主张，易为人所摇，故与做私交则宜，共公事不尽宜也。”
蓝天蔚离奉后，曾给赵尔巽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天蔚(虽)秉性过愚，(但)素非畏李之辈，亦非无起义之权，并非无辅佐之人。然某甘辞兵权……者，诚以东省迭遭兵燹，去年大疫，本年大水，不忍视生灵涂炭，我公危险，且恐与日前奏请立宪主旨相背谬(指与张绍曾等合奏事)，无以见信于天下耳……”由此可见，蓝天蔚起初是否有过起义的决心和信心，是很值得怀疑的。而劝他离奉的蒋百里，论军事知识虽高人一等，但革命思想却极为薄弱。在蓝出走之后，不久他也入关，做了保定军校校长。后来，由于学生南下参加讨袁，他大不以为然，竟愤而举枪自戕。他二人原是留日同学，如果蓝天蔚决心起义，他再从旁相助，“辅佐得人”，张作霖不一定就能得逞。
虽然如此，蓝天蔚在关外还是有相当威望的，当时的革命党人，多假借他的名义活动，如“关东大都督蓝天蔚号召革命檄文”即其一例。最可笑的是，在他离沈的第二天，沈阳通衢上出现了蓝天蔚谕军安民的六言告示，主要内容有：“本军维持人道，严守保民主张，无论蒙满回汉，不得互相残伤……”这显然是出于赵尔巽、张作霖等的伪造。可见就是反革命派也想利用他的名义安抚人心。
张作霖这番效力，深为赵尔巽所赏识，于是赵尔巽保奏张作霖、冯麟阁二人以总兵简放，更特别派张作霖为巡防营务处总办。这是奉天军事方面一个重要位置，前东边道张锡銮也曾兼过此差。从此张作霖就初步夺取了奉天的军事大权，而聂汝清也接替了第二混成协协统，篡夺了蓝天蔚的职务。
蓝天蔚被迫出走后，沈阳革命党人的活动有些低落，力量有些涣散。张榕为了挽回颓势，集中各方面的力量与赵尔巽操纵的保安会进行斗争。他于11月17日(阴历九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蓝天蔚出走的第三天，组织了“联合急进会”，各界踊跃参加，推举张榕为会长，势力发展很快。张榕向赵尔巽提出奉天宣布独立，悬挂白旗的要求，虽然为赵所拒绝，但斗争还是继续下去；离沈阳不过百里的辽阳以及庄河等都接二连三地发生起义，牵制了沈阳的兵力，鼓舞了人心。
蓝天蔚由沈阳到了大连，住在吉野町旅馆，改名蓝芳豪。稍事休息之后，于11月22日(阴历十月二日)只身来到上海。他见东南方面“党派分歧”，曾悲观失望地用手枪自杀未遂，所以东北革命派以蓝天蔚名义招募民军，委任干部，他本人实未与闻。在革命派招募民军，联络“土匪”过程中，又与张作霖发生了一场斗争。在辽中县八角台一带，有股“土匪”约1000余人，经张鹏九从中拉拢，赵尔巽派辽中县知县章启槐前往收编，这样既免得被民军收过去，又可扩充张作霖的势力。收编尚未着手进行的时候，张鹏九突然被刺杀，使张作霖大吃一惊。原来张鹏九是个拔贡，也是个劣绅，平素结交官府，武断乡曲。当年张作霖收抚，他曾以绅士身份穿针引线，暗中为张主谋，因而张与之关系甚密，呼为老叔。张鹏九之被杀，是革命派所为，其给地方除一大害，人心大快。这股土匪，本来可编三营，由于大部分跑散，勉强凑成一营，由张鹏九之子为管带。可见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之间的斗争极其剧烈，此不过略举一例而已。
这时窃国大盗袁世凯采用一箭双雕的手法再度登场，赵尔巽曾去电表示拥护。袁世凯借口“兵饷无着”，要将奉天库内贮存的历代名贵瓷器盗卖，赵尔巽惟命是从，这批名瓷遂被盗走。袁世凯又想收买张榕，遭到严厉拒绝，遂电赵尔巽要他加强制止“乱党”活动。加之此时孙中山任命蓝天蔚为关东大都督，赵尔巽深恐张榕与之里应外合，酿成心腹大患，便与袁金铠、张作霖密谋进行杀害。袁金铠是奉天省咨议局的副议长，又是急进会的参议。此时混入革命队伍的省咨议局议长吴景濂已赴沪代表东北参加临时会议，赵尔巽以吴又转赴南京为借口，主使省咨议局给伍廷芳拍电说：“本局前委任吴议长景濂，到沪会议，沪会既终，吴君不回奉而赴宁，地点已违反委任，无论所办何事，非本局共同意见，各界均不承认。公议将吴君议长资格取消，委状作废。”因此，袁金铠已稳操咨议局大权。他表面与张榕结为好友，酒食争逐，过从甚密，暗中却将探得的张榕这方面的消息，报告给赵尔巽。可惜张榕认贼作友，疏于防范。1912年1月23日晚间，袁金铠又宴请张榕于西关平康里“得意楼”(按：有记为“德兴楼”者实误)。酒阑人散，袁金铠先行，张榕和其他友人到附近的“聚福班”打茶围。就在门口，张榕惨遭毒手，身中三枪，当场死亡。三个凶手中有张作霖的侦探长于宝山(后为二十七师营长、旅长，因案被张作霖枪决)，这清楚地说明张作霖、袁金铠是预谋杀人的主犯。袁金铠以镇压革命“有功”，经赵尔巽奏保“京卿”。袁在1928年59岁生日自叙诗中曾沾沾自喜地写道：“辛亥八月秋，政变蓦然起。东陲特别地，维持岂虞毁。泰安(指赵尔巽)幸重来，临溟(指张作霖)实柱砥。我亦竭绵薄，祸福置生死。忠清蒙亮褒，京卿荷荣玺。”“我亦竭绵薄”，这正是他镇压革命杀害张榕的自供状。
张作霖又派兵至北关张榕家中，将其兄焕柏刺死，并抄没全部家产(民国成立后，由临时稽勋局局长冯自由要求奉天督军张锡銮发还张榕被抄家产，但所剩无几)，同时家属也被拘走。
同盟会的张继这时在沈阳活动，经武进人谢荫昌(后为奉天省教育厅厅长)告知其张榕被害消息，乃连夜出走。
同一天夜间，被张作霖杀害的尚有宝昆与田亚赟。
宝昆字宜山，清末协领，旗人。原籍抚顺，其父恒(名待考)曾任江南知府，住在沈阳小河沿后，即名“恒知府胡同”，人称宝昆为“小恒六”。宝昆家资富有(据当时估计约50万)，与张榕同乡，又同好骑射，常有往来。受张榕革命思想影响，亦剪辫喜谈革命，并以资财援助张榕，因而为张作霖所注意。张派兵10余人突入宅中，将宝昆从被窝中拽至楼下，用利刃刺死。宝昆横尸血泊，在院中覆以芦席，其妻亦被刺伤，财物同样被抄没。宝昆所以被杀，一种说法是，宝昆是沈阳旗人中参加革命党者，杀他，为的是警戒其他旗人；另一种说法是；宝昆所养马匹，骨骼神骏，马具华丽，张作霖曾同他赛马，样样都比不上，因此非常嫉恨。
田亚赟毕业于陆军小学，是个进步青年。那时，陆军小学与测量学校都是传播革命思想的地方。田受此影响而参加了革命。由于擅长图画，他担任了联合急进会机关报(国民报)的图画编辑，也因为画图画的关系，与同善女学潘姓女生产生恋情。这时他正在南关合兴福胡同岳父家中养病。黎明时候，邻舍闻砰砰声响，误以为请神时放的爆竹。不久，人声嘈杂，才知发生惨案。他的被害，是张作霖做给进步青年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