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总理靳云鹏诉苦道：“四哥，你不懂得当家人的苦处，到处扣留国税，却张口向中央要饷。你来当当家如何？”曹锐听了这话，心中火起，依仗他哥哥是曹锟，拿起茶杯就向靳云鹏的头上摔去，并骂道：“你不配当家就滚蛋！”靳受此羞辱，也勃然大怒，骂道：“谁再当总理，谁就是王八蛋。”张作霖看到这个样子，知道不会有好的结局，便也叫道：“糟了，糟了！快快替我预备专车，让我回去！”
靳云鹏要辞职，会议一度陷于停顿。其后，经过有关人的斡旋，靳打消了辞职的念头。5月1日，在恒记德军衣庄再次召开四巨头会议，协商阁员问题和财政问题。5月2日，三巡阅使和各总长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就各项问题作了大致的决定。天津会议结束后，5月5日靳云鹏返京，向徐世昌汇报天津会议的有关情况。同时，张、曹、王三巡阅使联名向全国发表通电，拥护靳内阁。就这样，会议在争吵声中结束。
5月6日，受徐世昌之邀，张作霖、曹锟、王占元分别乘专车到北京。徐在居仁堂摆下盛宴，欢迎他们。他们分别向徐世昌作了汇报。但他们感到心中没数，就滞留北京不归。直到24日、25日徐世昌在大总统府怀仁堂连续召开两次会议，给他们吃了定心丸，他们才开始各自返回。
5月25日午后，徐世昌总统在北京总统府怀仁堂召开蒙古善后会议。与会者有张作霖、曹锟、王占元三位巡阅使，及靳云鹏总理以下各阁员，还有在京的其他蒙古王公等四十余人。就内蒙防乱、外蒙平乱等问题，进行协商。关于当前急务是征蒙问题，正式决定全部责任委之张作霖。征蒙全局的用兵和指定指挥官全由张作霖负责。最后，徐世昌总统说道：“政府决定讨伐蒙古，其目的在于讨伐土匪，安定民心，结五族共和之果，以保全领土完整。今特命令张作霖出师，急速戡乱。”
张作霖慷慨陈词：“外蒙乃中国之领土，今终为异族所占领，使中华国民蒙受奇耻大辱。保全国土，军人有责，征蒙问题已再无讨论之必要，作霖既已从元首受命讨伐，不日即将率关东健儿，为收复外蒙而驰骋于漠北原野。如能从异族手中夺回蒙古，作霖虽死于万里塞外，区区之身亦不足惜。”张作霖的这个坚决的表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5月30日，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正式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兹特派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对一切凡有剿抚计划，皆赋予全权以便权宜行事。热河、绥远、察哈尔各特区之防务最为紧要，皆与外蒙军事息息相通，必须呼应灵敏，方可收指臂之效。各特区都统，均应归该经略使指挥节制，以便职权统一为要。”
6月5日，张作霖正式就任蒙疆经略使。7月5日，北京将蒙疆经略使印绶送到奉天。7月6日，发表了事先制定好的经略使署官制，任命了各级官员。
自此，张作霖不仅控制了东三省，而且进一步染指于热河、绥远、察哈尔三特区，成为事实上的满蒙王。
曹锟于28日，王占元于30日，张作霖于31日才返回各自的驻地。此次会议，从4月16日直到他们各自归任，开了约四十余天。三个大军阀都比较满意。
这次政治分赃，各派都得到了一定份额。
直系的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当上了河南督军，第二十八师师长阎相文当上了陕西督军。
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新得到了三个特区。这三个特区和东三省毗邻，整个北方连成一片，都成为张作霖的统治范围。张作霖捞到了很大的实惠。张作霖的夙愿，就是把满蒙连在一起，归他统治。这是张作霖的大满蒙主义，现在终于实现了。他进了一步，成了满蒙王，张作霖欣喜若狂。当时，察哈尔都统是奉系将领张景惠，自家人。绥远都统马福祥虽然不是奉系，但奉系邹芬旅驻防桃林县，对马部是个威胁，马福祥只得听从调遣。只差一个热河，热河都统是北洋元老姜桂题，一时不好对其采取行动，只得等待时机。
王占元也得到一定利益，长江流域他仍然为领袖。直奉两派获得暂时妥协。
但平静没有多久，就又起纷争。王占元在天津开会期间，湖北兵变发生了20余次，湖北人民掀起了驱王自治运动。6月3日，王占元回到武昌驻地。第二天，湖北宜昌就发生大规模兵变，变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6月7日，武昌也发生兵变，变兵居然是王的直属部队。王的统治岌岌可危。湘军打着“援鄂”的旗号，企图占领湖北。王深知，他的军队打不过湘军。王不得不向吴佩孚求援，这正中吴的下怀，吴派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进军湖北。但前锋到达汉口，就驻足不前。一直到王占元被打败，宣布辞职，吴军也没有前进一步。鹬蚌相争，吴佩孚是在坐收渔人之利。3月9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直系的吴佩孚轻而易举地控制了长江流域。
对北京政府的这项任命，张作霖十分恼火。他历来瞧不起小小的师长吴佩孚，可吴现在居然和他平起平坐了。而且，直系又占领了长江流域。张作霖立即以辞去蒙疆经略使来要挟北京政府。北京政府只得把原来的热河都统姜桂题调到中央，任有职无权的陆军检阅使。10月1日，任命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为热河都统，张作霖才出了这口气。直到这时，张作霖才真正的成了满蒙王。但是直奉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公开化了。
不久，直、奉矛盾紧张，也就把征蒙大事放在一边，积极备战。外蒙脱离中国版图，是北洋军阀连年混战造成的恶果。当时外蒙虽有苏联的支持，如果北京政府和张作霖采取坚定的收复外蒙古的政策，外蒙是很难脱离中国版图的。外蒙独立以后，中国政府长期不予承认，直到1946年1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才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
1922年1月19日，吴佩孚和六省直系军阀加足火力发出的一个电报，终于迫使梁士诒请假前往天津。到这时为止，张作霖对吴的挑战行为一直采取不应战的态度，这是由于直系兵力相当雄厚，奉系有所顾忌，不愿单独作战的缘故。张作霖希望北伐军首先发动，皖系起而响应，然后他所勾结的安徽督军张文生、河南督军赵倜、陕西省长刘镇华等，也都在直系的心脏地区及其周围地带动作起来，同时还利用一批下台的失意军阀，煽动他们的旧部张作霖的座上客王占元、张敬尧、吴光新等。此时张敬尧的旧部吴新田在陕南，王占元的旧部孙传芳、吴光新的旧部卢金山都在鄂西，从四面八方打击直系，使直系陷于重围，顾此失彼，奉系以举手之劳就可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时，奉系和孙中山及皖系的反直三角同盟虽已成熟，但是北伐军受制于陈炯明不能出发，这个联盟还不能起配合作战的作用，张作霖只得捺住火性，等待时机。
直系方面，曹锟和他的兄弟曹锐(直隶省长)始终抱有息事宁人的心理。曹锟一再约束吴佩孚切勿孟浪从事，并派直军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奉天人)三次到沈阳表示善意，张作霖也派察哈尔都统张景惠到保定回聘。曹锟建议撤退北京及直隶境内的奉军，以免直奉两军因防地逼近而引起冲突。张作霖表示了同意，就派张景惠主持关内奉军撤退事务。这一协议使直奉两系的紧张局势大见缓和。
1月26日，北京财政部发行盐余公债9600万元，指定以关税提高至值百抽五所增加的收入为公债基金，用以偿还以盐余为担保的内债7000余万、外债2600余万。可是，本国银行界所组织的“盐余借款团”公布此项债款共有一亿元，与财政部公布的数目不相符合；而且，这一措施有利于操纵本国银行事业的交通系，而外债又以日本为最多，因此直系军阀怀疑新旧交通系为奉军张罗战费，全国各方面也都怀疑此中有不可告人之隐。在直系指责和舆论的督促下，北京政府只得组织“偿还内外短债审查委员会”，由审计院、检察厅、银行团共同组成，指定以司法总长董康为委员长，负责审查此项债款有无弊端。
1月25日卢永祥通电，对内阁问题有所表示。电报说：“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倘以‘为国锄奸’为名，反为巧宦新旧交通系联合推倒靳内阁后，靳的‘智囊’张志潭到洛阳控诉梁士诒上台乃是奉系控制中央财政、张罗战费以便大举进攻直系的一个步骤。卢永祥、张作霖电中的‘巧宦’是指张志潭。创造机会，国人良知不昧，终必抵死力争。”这个电报是皖系军阀为他们的同盟者打气助威，对吴佩孚的初步回击。接着，30日张作霖电请徐世昌公布内阁办理鲁案交涉的经过情形，并且话中有刺地说：“事必察其有无，情必审其虚实。倘事属于虚或属误会，则锻炼周内以入人罪，何以服天下之人心……若以爱国之热诚，转而为祸国之导线，以演出亡国之惨剧，试问与卖国之结果有何差别！愿钧座采纳卢督所陈‘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二语，不致令以‘为国锄奸’为名者，反为巧宦生机会。尤愿钧座饬纪整纲，使天下有真公理，然后国家有真人才。倘彰瘅不明，是非不辨，则作霖必随贤哲之后，为民请命。”这个电报暗示吴佩孚干涉内阁是一种破坏纪纲的行为，如果徐世昌不能制裁，他就要联合其他力量代替北京政府加以制裁。以上皖奉两系一唱一和的示威电发表后，直奉两系的紧张局势便进一步加剧。
曹锟兄弟为了缓和局势，忽又改变主意，曹锐亲自到沈阳挽留关内奉军，并解释攻击内阁是吴佩孚的个人行动，与他们兄弟无关。张作霖也就表示他所恨的只是吴一人，并不涉及自己的亲戚弟兄。
2月25日，徐世昌通电表示关于内阁问题的态度。电报说：“中枢进退，皆属本大总统之职权，而本大总统于人才进退之际，但期有利国家，初无丝毫成见。至于整饬纪纲，则本大总统职责所在，不敢不勉。”徐世昌把内阁问题的责任归在自己的身上，意在保全张作霖的面子，同时暗示可以“训斥”吴佩孚以平张作霖之气。另一方面，他又准备罢免梁士诒以息吴佩孚之怒，而用梁内阁的陆军总长鲍贵卿继任内阁总理。鲍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这又是讨好张作霖的一种做法。他还放心不下，叫鲍自己到沈阳去商量。不料张作霖不买这笔账，沉下脸色来对鲍说道：“霆九，你如果要过总理的瘾，可以自己上台，何必跑来问我！”这样，鲍内阁计划便流产了。
由于段祺瑞已从北京逃走，孙中山又表示可以出兵北伐，张作霖对直系的态度便日益强硬起来。他以“换防”为名，动员大批奉军入关。吴佩孚接到这个情报，也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调动军队，准备应战。于是曹锐大起恐慌，3月8日以“祝寿”为由，再到沈阳乞情。3月10日(农历二月十二日)是张作霖的47岁生日。张作霖对待他虽然仍像往日一样，有说有笑，可是一谈到政治问题，就“顾而言他”，使他满肚子的话都说不出来。他只得找孙烈臣打听消息。孙说：“咱们大帅想请教四爷，究竟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曹锐指天誓日地表示他们兄弟决不会纵容部下干出对不起亲戚的事情来。张作霖才开门见山地提出三个条件：一、吴佩孚专任两湖巡阅使，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二、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三、梁士诒销假复职，复职后让他自动下台。张作霖决心与吴佩孚硬拼一下，如果吴敢反对梁复职，他就加以“反抗元首”和“军人干政”的罪名，胁迫徐世昌下令加以讨伐。
就在这时候，北京查账大员董康提出了一件大参案，指出盐余借款中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假公济私的不法行为，建议法庭传财政当局和有关人员到案对质。财政总长张弧看见风色不佳，弃职逃往天津。吴佩孚抓到这个题目，又大做文章，称赞董康为“包公再世”，要挟北京政府立刻下令将张弧撤职查办。这样一来，气得张作霖声色俱厉地质问曹氏弟兄，究竟有无约束吴佩孚的能力，如果没有，他就代替他们弟兄重重地教训吴佩孚一下。在张作霖的盛怒之下，曹锐胆战心惊地赶回到保定，要求曹锟以重大压力制止吴佩孚乱说乱动。
曹锟电召吴到保定面商重大问题，吴借口忙于军务不能分身。这样一来，曹锟也就火气大发，表示如果吴敢一意孤行，他们兄弟将在张、吴两人之间宣布中立。吴听到这个消息，才松了口气，表示一切问题请“老帅”做主，自己绝对服从。
由于事机十分危迫，曹锐便代吴拟就电稿，于3月10日发出。这个电报解释五点：“(1)元首提梁士诒组阁，张、曹两使均赞成之，佩孚反对梁氏乃反对其媚外政策，根本不牵涉他方。(2)佩孚服从曹使，对于张使挟同一之观念，既服从矣，其不反对也明甚。(3)共和国家，内阁失政，国会得而弹劾之，人民得而攻击之，不能因佩孚反对梁氏，疑为奉直间别有问题。(4)奉直譬之人身之元气，而内阁股肱也，不能因股肱有疾而自戕元气。(5)张、曹两使遇事和衷，初无芥蒂，表面虽有奉直之名，内容实无畛域之见。以上各节，均证明谣言之不足信，挑拨者别有用心……”
再说华盛顿会议后，梁士诒既不辞职，又不销假复职，代理总理颜惠庆坚决不肯再代下去。徐世昌要求直奉两系推荐一个双方可以同意的内阁总理，张作霖仍然表示“拥护元首，应由元首主持”，吴佩孚也表示“军人决不干政”。徐世昌得到密报，张作霖准备向全国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其目的在于恢复旧国会，改组北京政府，驱逐“元首”下台，因此3月12日他通电各省，催促办理第三届国会的选举。这是他苟延残喘，避免政变发生的一种做法。但是内阁问题必须决定，无政府的状态必须改变，否则政变发生的可能性仍然很大。1922年4月8日，徐自作主张，任命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
徐作出这个决定，具有以下四个原因：一、让梁士诒下台，就对得起吴佩孚了；二、梁、周同属旧交通系，楚弓楚得，也算对得起张作霖和梁士诒了；三、周刚从美国回来，向美国借款大有苗头；四、周对徐的感情很好。不料命令发表后，梁士诒首先提出抗议：“内阁未被批准辞职以前，只能由原班阁员代理总理，周自齐并非阁员，代理总理是违法的。”徐乃于9日倒填8日的日期发布命令，任命周自齐署理教育总长，并发出更正电报，在“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的命令上补进了一个“兼”字。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对徐并未带来任何好处，而且直奉战争就要爆发，内阁问题已经不居重要了。
在奉直两系摩拳擦掌的时期，西方国家多方支持直系，美国公使休士曾当面劝告张作霖，应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大举裁减奉军；英国公使艾斯顿建议，不得在京奉路运兵；天津领事团根据《辛丑条约》，不许天津驻兵，并抗议奉军占领塘沽车站的行为；北京外交团曾同时警告奉直双方不得断绝京汉、京奉、津浦各路的交通。